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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癱瘓在床遭綁 毛澤東施虐樂在其中

——毛澤東整死劉少奇毫無罪惡感樂在其中

「毛澤東不但可以使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被餓死、被打死、被槍斃,被『鬥爭』、被侮辱,而 且,對政權的第二號人物,從劉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讓他們悲慘地死去,而且極其順利,不遭到任何抵抗。這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為其『打倒劉少奇』的事業 而讓老百姓付出巨大經濟和道德代價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塵莫及的。」而且毛「從來沒有感到驚恐、負疚或罪惡感。」「對毛來說,那是相當有樂趣 的。」

1960年元旦,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接見大學生代表

1、百姓之死與高官之死

“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沒有被北京封鎖之前,筆者曾經收到兩位讀者的來信。他們說,“網上紀念園”展示了大批身為普通人的文革受難者,他們的名字和悲慘遭遇,三十年來媒體從未提起,現在網站上被明確記錄和公布,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同時,他們也問,為什麼這個網站沒有列出身居權力高位的文革被害者?其中第一個就是劉少奇,還有陶鑄等人。

確實,1966年8月以前,劉少奇是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陶鑄則在劉少奇失去權位的同時上升為第四號人物,都在文革中被囚禁和折磨,然後悲慘地死去。

“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所記錄的受難者,一般來說,都是普通人,不在權力階層中居於要職,這些普通人在文革後雖然得到“平反”,但是他們的名字和故事,從來不能在媒體上被公布和記錄。

百姓之死的被隱瞞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圖景因此而改變。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長期不被記載,文革的罪惡在歷史記載中因此變得輕淺。在筆者看來,千萬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景觀的中心,因此筆者在過去十多年中,儘力查訪這些普通人的名字和故事。

劉少奇不是普通人,但是也是文革的受難者。他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名字廣被人知。但是他遭受了怎樣的折磨、他自己怎麼看待他的遭遇,卻成為極難澄清的事實。在民主制度的國家,獲選而上台的領導人,廣被人們所了解,他們失去了普通人所能具有的很多隱私權。在沒有選舉制的國家,情況恰恰相反——最高權力圈子始終是神秘的,領導人物絕對不被大眾所了解。

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保持神秘性乃是為了保持未獲人民批准的權力。這種神秘性有助於強化那種權威。最高權力圈子不是人民投票選舉的,也不受新聞媒體的監督。他們需要跟人民保持距離。

文革中,普通的“牛鬼蛇神”,被交給普通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鬥爭”、折磨、甚至殺戮;但是劉少奇和陶鑄這樣的高層領導人物,卻一直被另行監禁,是放在當時最高權力中心的直接控制下的。

也就是說,高層權力圈子的某人如果也成了“牛鬼蛇神”,仍是要跟與他們“鬥爭”的“群眾”隔絕開來的。劉少奇被“打倒”之後,數十萬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在中南外舉行了一個月的“揪劉”行動,這一行動得到文革高層領導人的鼓勵支持,卻始終沒有讓這些“造反派”見到劉少奇本人。劉少奇只被交給他身邊的中南海造反派“批鬥”,這是有紀錄片為證的。

至今,中國政府仍然不公開文革檔案材料,即使跟普通人有關的檔案都不準人們閱讀,更遑論高層領導人,如劉少奇的了。

斯坦福大學的退休歷史教授范斯萊克,在他的中國歷史課上曾經講到,對中國上層領導人的行為,我們好像是在一個舞台前,幕布只升起來了一點點,我們只能看到一些腳在舞台上移動,卻看不到、也聽不到其他部分。

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只看得到一些腳的移動”。

2、一個被刪去的細節:癱瘓後被綁在床上的最後六個月

在毛澤東死去四年以後、劉少奇死去11年以後,1980年春天,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平反”,並且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同時,在官方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劉少奇生平及革命功績的文章。

就在那期間,一位老作家和老共產黨員,告訴筆者一件事情:由於一篇和她有關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她去訪問該報總編輯胡績偉。他們在延安時代就認識。在胡的辦公室里,她偶然聽到了這位總編輯和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電話上的談話。

她說,胡績偉和王光美在談修改一篇將要發表的文章,是關於劉少奇的。那篇文章中寫到,劉少奇在被隔離囚禁以後,癱瘓了,還被綁在床上六個月,直到死亡。《人民日報》要刪去寫進文章中的這一細節,胡在電話上告訴“光美同志”,請她同意這樣做,為了“黨的形象”。

這位老作家對筆者提到這件事的時候,非常激動,她說不敢相信有這樣的事情:一個人已經癱瘓了,不能走了,還要綁在床上,真是不像話。她說,她為這個黨感到羞恥。

其實,報紙刪去這個細節,也是應該感到羞恥的。

筆者查閱了1980年給劉少奇平反前後的《人民日報》,果然沒有讀到任何文章中談及劉少奇最後六個月是被綁在床上的。這一個細節,已經被刪除了。

在同年年底發表的劉少奇的兒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工人日報》,1980年12月5-8日)中,也沒有提到綁在床上的這個細節。

但是,六年以後,在1986年出版的高皋、嚴加其所著《文革十年史》書中,寫道:“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卧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鬆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頁)。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開出售。兩位作者在1989年流亡國外。筆者曾經詢問他們上述引文資料來源。他們說一定有出處,只是寫作此書的材料都留在北京無從查找。

1996年出版的《文革檔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書中,也有這個細節(286頁)。這本晚出的書里保留了這個細節,顯然因為不像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那麼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經過去多年,劉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注意,所以出版物審查者未再注意這樣的細節。

也許在有些人看來,劉少奇是否被綁在床上,相比於他被迫害至死,似乎僅僅是個細節問題罷了。

但是,《人民日報》刪除這個細節,在保衛“黨的形象”方面,確乎是有作用的。

把一個已經癱瘓的人綁在床上,沒有任何實際作用,唯一的解釋,是故意的殘忍,是虐待!

在劉少奇子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其實還提到了一些別的細節,也相當可怕。其中一個是,1967年9月,把劉少奇的妻子逮捕並且把劉少奇的子女趕出家以後,在中南海劉少奇的家裡“連夜築起一堵高牆”,不準劉少奇再步出房門。

中共其他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也住在中南海。在那裡連夜動工構築一堵禁閉牆,一座監獄,一方面當然是毛澤東等人可以為所欲為的,雖然聽起來就象春秋戰國篡位和奪權的故事,另一方面,難道也是因為他們喜歡就近欣賞劉少奇的悲慘境況?

《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一文中還有另外的一句話,“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療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葯,是比停止維生素,會帶來嚴重得多的後果。

《文革十年史》中寫道:(1969年10月)“患有糖尿病的劉少奇,由於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長期卧床,又沒有人為他清洗,身上又臟又臭。臨離開北京時,看護人員索性把他的衣服剝去,包裹在一床粉紅色的緞面被裡,被上蒙了一條白色床單。”(181-182頁)這本書的作者之一高皋是一位醫生,比一般人對疾病更有知識。

連夜築牆禁閉、禁止糖尿病用藥,也是很殘酷的手段,但殘酷程度,都沒有把已經癱瘓的老人綁在床上那麼直觀、具體,一聽就懂。所以,《人民日報》首先刪除這個細節,因為這確實是最為陰森可怕的一個細節。可以說他們“刪”得非常符合他們的用意。

《人民日報》在1978年以後的否定文革的過程中起了正面的推進作用。實際上,當時的中國,也只有他們能公開地發表聲音,絕大多數人民只有沉默。但是《人民日報》依然投鼠忌器。而且,在多年刊登滿篇謊言之後,沒有人會對這樣的刪改大驚小怪。

這只是筆者極偶然聽到的一個情節。

作為紅牆外的老百姓,應該問,還有什麼被刪節了?還有什麼從來都沒有寫下來?

實際上,不會有回答,而且,在下文中可以看到,這種對歷史事實刪節和對文革罪惡的刪節,繼續在進行。

3、解釋劉少奇之死

從官方媒體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劉少奇的最後經歷大致如下: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劉少奇從第二號人物變成了第八號。不久以後,學生“造反派”貼出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

1967年1月,劉少奇在中南海裡面被“斗”,劉的專用電話被拆除。4月,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華大學被30萬人“鬥爭”。劉少奇則被《人民日報》不指名地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7月,幾十萬“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牆外“揪劉”一個多月,劉少奇和妻子在中南海中遭到大會“鬥爭”並且被毆打。9月,劉的妻子王光美被逮捕關進監獄(12年後才被釋放),子女被趕出中南海,劉被新築的高牆禁閉在原住處。

1968年夏,劉少奇病重。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宣布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把他“永遠開除出黨”。

1969年10月,劉少奇處在隨時可能死亡的病危狀態,被送到河南開封,放在開封政府的大院內,繼續監禁。11月13日,劉少奇死亡。

7年以後,1976年9月毛澤東死亡,毛死後又過了三年半,劉少奇得到了“平反”。劉的罪狀,也都一風吹了。

人民不準詢問:這一切是到底為了什麼?

中共官方很快就有一套關於文革和劉少奇之死的理論:主要責任在林彪四人幫,不要追究毛澤東的責任。

接著,在1980年新發行一百元鈔票上,印上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的四個側面頭像。有人覺得這種排列很奇怪,為什麼周恩來在劉少奇之前?文革以前周排在劉後面的,也有人說,周在林彪死後,也是第二號人物,和劉一樣。其實,這也是一般人無可置喙的,人們不過議論議論罷了。在沒有電腦互聯網以前,普通人不可能用書面文字討論這樣的問題,只在口頭談談而已。

官方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稱之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鈔票上,他們四個人緊緊相依,親密無間,好像陰謀、迫害和謀殺,從來沒有在他們之間發生過。

有一本名為《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巨型畫冊,在1988年出版,編輯者是“中共中央研究室”和“新華通訊社”。其中有“劉少奇生平大事年表”一章,關於劉少奇在1967年,只有一句話:

“1967年7月18日,趁毛澤東離開北京之機,江青、康生、陳伯達擅自組織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大會。”(《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88,285頁)

已經1988年了,還在如此煞費苦心地製造這樣的謊言,為毛澤東的責任開脫。這是為了什麼?

如上所述,打倒劉少奇,是一個長期策劃運作,並且不惜發動全國性運動乃至內戰的一個過程。從劉少奇失去第二號人物的位子到他死亡,其間有三年多的時間,全國的所有人都被動員起來高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1967年7月中旬那幾天毛澤東不在北京,就能說明這一切不是毛澤東策劃的嗎?

何況,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說,1967年7月18日在中南海舉行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鬥爭會”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叫李乘專機飛到杭州來見他,面陳在中南海的批鬥會情景(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489-491)。那天的“鬥爭會”拍了紀錄電影。那記錄電影從未公開放映過,當時攝製的目的顯然只供最高領導人觀看的。至於那天對劉少奇的暴力攻擊,低頭彎腰,毆打,都是當時所有“鬥爭會”的程序,已經在文革中普遍使用。也就是在那以後,劉少奇開始被單獨監禁,直至死亡。

到了1999年,新版的一百元鈔票又改變成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的頭像了。也許歲月流逝,年輕一代已經不知道劉少奇是誰了,何必還要提這個人,以及可能因此引起對文革的記憶和疑問呢?毛澤東一個人足以象徵、代表權威。

歷史如果不被紀錄,不被分析,就會在人們的記憶中退色、消失,或者被歪曲成另一幅圖景。隨著時間推移記憶淡化,謊言反覆講述,不同聲音被禁止,對劉少奇的官方解釋,就這樣延續下來了。

3、中國古代君臣相害的延續,還是斯大林主義的中國版本?

劉少奇一案,是第一號人物和第二號人物之間的殘酷鬥爭,應該怎樣解釋?

這是軍事殺戮、獲取政權以後的又一次殺戮,可以稱為“第二次殺戮”,是殺戮內部高層領導,最高領袖的戰友。與土匪的內部火拚有所不同,這些殺戮是通過某些司法程序的,如審訊和判刑,對被殺戮者,也都訴諸文字的罪狀羅列,也就是說,要找到一些理由和根據,儘管理由和根據,實際上都可能是偽造的。

司馬遷《史記》的《李斯列傳》載:“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尚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他到秦國,輔佐秦始皇攻打吞併天下,被任命為丞相。之後他又建議焚書坑儒。秦始皇死後,他幫助秦始皇的小兒子胡亥奪得皇位。兩年後,李斯被以叛變罪被判決死刑。“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司馬遷記載了李斯被殺前說的話。我們不知道司馬遷怎麼了解到李斯關於帶狗打兔子的臨終談話。不過李斯是當眾被處死的,所以有這種可能性。劉少奇死前說過什麼,至今沒有任何報道。這是很奇怪的。現在官方報道的劉少奇最後的話,就是“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是由他的妻子王光美在文革後給他平反時說出來的。他們被強制分開,直至劉少奇死亡,中間有兩年多的時間。他在最後的兩年里說過些什麼,從來沒有見到任何記載。顯然,他所受到的監禁非常嚴密,沒有同情者可以接近。在這方面,文革也比暴秦還要殘忍。

在二十世紀,最高層領導人之間的這種血腥殺戮,發生在蘇聯、中國、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內部。斯大林是這方面的鼻祖。斯大林在“農業集體化”和“肅反”中殘酷迫害了千千萬萬的普通人民,而且,最高權力圈子“政治局”中,除他本人之外的其他六個成員,都被他清洗了,不是被迫自殺,就是被刺殺,或者被判處死刑。這六個成員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

1937年布哈林被投進監獄。1938年2月,對布哈林和李可夫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聯盟陰謀集團”進行了公開審判。布哈林在審判中承認了某些被指控的罪行。他被判處死刑,在1938年14日被槍決。有人分析,布哈林承認有的罪行,是因為他的小兒子才兩歲,為了保護家人,他不得不這樣做。也有人說,那是布哈林上了斯大林的當,以為合作認罪可能保全性命,他幫助斯大林製造謊言,但是仍然被處死。

1967年劉少奇被禁閉在中南海的時候,他的最小的女兒只有六歲。劉少奇分別在1966年10月和1967年7月作了兩次“檢討”。他沒有對抗文革,但仍不能免除他被“打倒”。

斯大林的另一個手法,是起用某個人來清洗別人,然後再起用另一個人,把這個人打下去。在最高圈子裡,他一直使用這樣的手段。斯大林先與布哈林聯合行動清洗了托洛茨基,然後又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然後是布哈林自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頭目也如此數度替換:先是雅戈達,然後殺了雅戈達任用葉若夫,又殺了葉若夫任命貝利亞。

中國的情況相似。1966年5月4日到5月2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文革的指導性文件“516通知”,清洗了高層領導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李雪峰在1998年發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中寫道: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少奇、小平、總理都做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聽見有人在後面拿著什麼材料念。彭真一聽就火了,態度激昂,回過身來朝著後面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歷史上是他先喊主席‘萬歲’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李雪峰在彭真被“打倒”後接任彭的北京市領導人的職務。原文發表於《百年潮》,1998年,第四期。收入《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37-38頁)

在劉少奇主持的把彭真清洗出去的會上,彭真表白他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結果無濟於事。而且,一年以後,輪到劉少奇來做這樣的辯白了。

據劉少奇的子女說,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攻擊劉少奇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劉少奇非常氣憤,對他的兒女說:“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見上引《勝利的鮮花獻給您》)

劉少奇在1945年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個說法,對抬高毛澤東的權力地位有大功勞。但是,取代他的第二號人物的林彪在1960年代發明了一大套關於毛澤東的辭令和生活儀式以及規則,比如“四個偉大”、“頂峰”、“萬壽無疆”、“天天讀”、揮舞小紅書、到處建立毛澤東的巨型塑像,到處張貼毛澤東語錄,等等。彭真和劉少奇在這一方面要跟林彪競爭,顯然是劣勢。

林彪紅極一時,被稱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在共產黨黨章里寫進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不過他在其位只有5年,然後遭到毛澤東的廢黜,1971年9月逃離中死於外蒙。

重要的是,儘管在旁觀者看來,這種權力圈子中諂媚最高統治者的競爭,顯然已被證明會給競爭者帶來災難,但他們卻依然竭盡全力。

這樣的歷史讓人驚異:毛澤東不但可以使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被餓死、被打死、被槍斃,被“鬥爭”、被侮辱,而且,對政權的第二號人物,從劉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讓他們悲慘地死去,而且極其順利,不遭到任何抵抗。這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毛澤東若不在1976年死亡,一輪一輪的清洗還會繼續下去。似乎只有他的死亡才能停止這種恐怖。蘇聯也如此,斯大林死亡以後,最為積極執行他的恐怖政策的貝利亞被處死,此後政治局委員們不再被殺戮。

指出劉少奇之死和中國古代以及斯大林時代的事件的這種類似性,不是為了證明這種事情是普遍發生不足為奇的,而是為了說明這樣的事情發生不是偶發事件,這樣的高層殺戮和社會制度以及意識形態緊密相關,是獨裁和專制的產物。

不過也不盡然僅僅是相似。中國的皇帝雖然殺戮“功臣”,卻並不曾也不可能像毛澤東那樣動員全國上下,包括老人和孩子都來揮拳高呼“打倒劉少奇”。斯大林雖然殺害政治局委員,但是並沒有像毛澤東那樣讓全國的學校都停課三至六年,讓學生參與“揪劉”和對劉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澤東為其“打倒劉少奇”的事業而讓老百姓付出巨大經濟和道德代價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塵莫及的。

4、毛澤東對文革的細節性指導

毛澤東是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他對文革不但作整體性控制,也做細節性指導。

毛澤東親自撰寫“516通知”這樣的文革綱領、在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接見紅衛兵、提拔無限吹捧他的林彪當“接班人”、建立以他妻子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動“打倒劉鄧陶”、支持所謂“一月奪權”、組織“革命委員會”、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等等,這些無疑都是對文革的總體性的指導。另一方面,他顯然對指導細節也相當有興趣。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北京五所大學的五個“造反派組織”的領袖。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毛澤東派“工人宣傳隊”進入大學。就在結束談話之前,毛澤東的話題忽然轉到了劉少奇的身體上,他說:

“聽說劉少奇也救活了。劉少奇、薄一波幾乎死了,得了腎炎、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四種病。四、五個醫生搶救,兩個護士才救過來,脫離危險期了,你們聽說了嗎?”

這段話有文法錯誤,但基本意思是相當清楚的。

毛澤東的長篇談話就結束於此。這段話和前面的談話內容並不相銜接,突然轉到劉少奇身上,顯然是因為毛澤東的心裡在牽掛此事。這一談話發生在劉少奇被連夜建築的高牆隔絕一年之後,距離劉的死亡也還有一年多的時間。看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狀況了解得很清楚,連有幾種什麼病都記得很清楚。

在劉少奇的子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提到,1972年他們給毛澤東寫信,請求見父母。毛澤東批示讓他們到監獄見母親,批示的開頭一句是“父親已死”。

從這個情節可知,毛澤東對劉少奇死後子女探監見母親這樣的細節,也是親自控制的。

另一個例子,是林彪乘飛機出逃時,其女林立衡沒有隨從,而是向上報告了她父母的動向。但她後來也被監禁。據《我所知道的葉群》(官偉勛,中國文學出版社,北京,1993,180頁)說:“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對林立衡的監護,允許她和張清林來往,她和死黨有區別。’”

張清林是林彪夫婦生前為其女兒選好的“對象”。這段批示也顯示毛澤東親自控制林的女兒與其對象來往這樣的細節。那時候林彪已經死了三年。

這樣的細節令人可以推斷,為禁閉劉少奇而連夜築牆、停發他服用的糖尿病葯、他癱瘓後還把他綁在床上,以及最後在渾身發臭的情況下運送到開封囚禁,也都可能直接來自毛的命令,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張的。

還有一個例子。1966年7月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遭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皮帶抽打、戴高帽子、坐“噴氣式”(指被反剪雙手彎腰低頭被斗的姿勢)。8月17日,毛澤東的指示被傳達:“張承先可以和工作組一塊出來(指離開北大)。張承先有心臟病,有錯誤不要整死。”(見《北京大學紀事》,65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張承先文革後發表的文章也提及此事。)張承先地位沒有劉、林那麼高,是一個省部級幹部。

毛澤東就是這樣直接地、細緻地控制某一個人是否應該“整死”。

上述幾例,僅僅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被大大刪節過了的歷史事實。毫無疑問,大量更多的陰暗恐怖的細節,則由於明顯有損於毛澤東或者共產黨的形象,而始終被掩蓋著,或以某種手段永遠抹掉了。

對迫害過程中細節的這種關注,體現了毛澤東的個人風格。這種關注的後面是一種對迫害過程的欣賞,他不僅欣賞對從普通人直到他的戰友、輔臣的生殺予奪,也欣賞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絲絲痛苦。

這種施用權力於他人並欣賞對方的痛苦的心理傾向,可能很多人都有,並不奇怪。但是,在常規情形下,殘害、施暴於他人,是被法律、道德制約並制裁的。在中國的專制底下,毛澤東有無上的權力,沒有法律也沒有任何人能制約他,他內心的殘忍惡劣的願望可以肆無忌憚地發泄。文革更是給這種迫害心理提供了宣洩和暴露的極大機會。

毛澤東年輕時代就崇尚不受制約、為所欲為的哲學。1970年,他告訴美國記者斯諾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斯諾不懂這句歇後語的意思,理解為毛澤東覺得自己像一個孤獨的雲遊世界的和尚。)後來審判“四人幫”的時候,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法庭上還傲慢地引用毛澤東的這句話。

“無法無天”,就是既不遵循法律,也不受制於道德。傳統中國人相信,每天行為是善是惡,都在“天”的監察之下,對“天”的畏懼使人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奉行“無法無天”的哲學,那麼就沒有任何惡行是不敢做的了。毛澤東嚮往並實施“無法無天”,也許正是傳統在中國崩解的一個明顯例證。他用“無法無天”所作的自白,提供了一個角度來解釋為什麼從1966年到1971年,毛澤東不但害死了無數普通的中國人,也把他身旁的兩個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和林彪都“整死”,他卻從來沒有感到驚恐、負疚或罪惡感。這種自覺追求的“無法無天”哲學該是他支柱之一。

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描寫那些以迫害人為職業的“肅反”工作人員時,有一段議論,他說,弗洛伊德把人的基本慾望歸結為飲食和性是不夠的,應該加上一項:權力。他引述了托爾斯泰是怎樣描寫當一個人對自己面前的另一個人有生殺大權時的那種快樂,這也就是那些“肅反”人員所得到的快樂。

關於這一點,索爾仁尼琴只寫了短短的一頁。他並沒有試圖建立新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學理論。不過,不但蘇聯的故事可以給他的說法提供大量證據,中國文革的故事也可以為其提供大量證據。僅本文提及的幾例毛澤東很瑣碎的批示便顯示,對毛來說,那是相當有樂趣的。

5、劉少奇和文革暴力

1966年8月劉少奇從第二號人物一下子跌到第八的時候,他被指責為派出“工作組”,壓制了學生運動,阻礙了文革。這種說法當時佔有絕對強勢。由於沒有清算文革歷史,這種說法在文革以後還有相當影響。

劉少奇子女的《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還在強調,派工作組到大學中學的決定是劉少奇請示毛澤東以後作的。劉少奇的子女要說明,對劉少奇的指責不符合事實,劉少奇沒有自作主張去作毛澤東不喜歡的事情。他們在為其父辯解時所用的邏輯是,如果派工作組是毛澤東同意了的,就不是劉的錯。他們不把法律和道德當作評判事情的準則。

事實上,如果承認文革是罪惡,那麼對劉少奇以及繼任他的位置的林彪來說,他們的主要罪責應是他們在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上時,都充當了毛澤東推動文革的第一號助手,也就是第一號幫凶。

事實非常清楚,派工作組就是為了發動對教員和學校領導人的攻擊。若僅僅是為了“壓制學生運動”,依靠原來的學校領導人足矣。1957年,大學領導人把大批學生劃成“右派分子”並對他們實行嚴厲的處罰和迫害,非常順手,毫不困難。

上文已經說到,劉少奇主持召開了制定“516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派工作組到大學和中學,就是為了貫徹“516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裡“奪權”。

沒有工作組的發動和領導,學生們怎麼敢起來攻擊學校當局?學校都是由共產黨黨委領導的。在共產黨中央的支持下,學生才開始大規模的攻擊學校領導,把他們統統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

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與清華大學工作組。他們撤銷了時任高教部長、清華大學領導人的蔣南翔的職務。

在劉少奇和工作組的領導下,學校的教職員工和學生,都被“排隊”和“分類”,一大批人被劃作“階級敵人”。他們還用劃取各類人的百分比來對“運動”進行安排和控制。這種整人的“數學”及其代表的殘酷和荒謬,至今仍未得到清算。

劉少奇的一個女兒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17歲,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裡攻擊學校領導人,併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

北京的中學在6月初停課,工作組也在那一時期進入學校。劉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的工作組成員的講話中說:

“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

“先斗劉超還是早了,先攻敵人的弱點,再攻敵人的中堅,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敵人,那幾個都是受到劉超指揮的,要爭取幾個人起義。首先要爭取學生,教員也要爭取。”

“要斗劉超,現在不鬥。不是不鬥,積極準備斗,不是停下來,是積極準備。”

劉超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校長及中共支部書記。他在兩個星期里被國家主席定性為“敵人”,既不能自我辯護,也無處可離開,更不能反抗。

以堂堂國家主席的地位,把一個中學校長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敵人”,親自指揮、策劃工作組以及他的17歲的女兒“鬥爭”這個校長。這樣冷酷無情、違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來自劉少奇。

這不是劉超一個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全中國學校的老師校長都受到攻擊。在筆者所作的調查中發現,不但在北京,連遙遠的雲南邊疆思茅專區,交通落後,學校稀少,也把所有的中學教員都翻山越嶺召集起來,集中居住,不準回家,命令他們“交代問題”。

北京大學是全國最早派進工作組的。工作組6月初進校後,立即“揪”出了一大批人“批判”“鬥爭”,很快發生了教員自殺的事情。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未經工作組允許的毆打“黑幫”的暴力事件,後來被稱為“618事件”。那一天,在全校範圍內,一些學生和工人“鬥爭”了幾十個已經被工作組“揪出來”的“黑幫分子”:把他們拉到高台上下跪,撕破他們的衣服,給他們戴高帽子,把廁所的污物簍子扣在他們頭上,對他們拳打腳踢,等等。

筆者訪問過“618事件”的受害者胡壽文老師,他那時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他說,幾個學生衝到他前面,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拖了他就走。胡壽文那時35歲,腿腳還很靈便,但他跟不上學生的移動速度,跌倒在地,那幾個學生並不因此止步,繼續拖他,繩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壽文不能喘氣,幾乎昏死過去,他滾爬中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才稍微鬆弛一點繩子的緊勒,沒被窒息。

雖然那天被暴力“鬥爭”的人,也都是工作組的攻擊對象,但是北大工作組不允許不經過他們批准的“批鬥”行動。工作組為此寫了第九號簡報,報告他們如何制止這種現象。劉少奇向全國批轉了這個簡報,並且寫下批語說:

“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這個批語表明,劉少奇不反對“斗”,但反對“亂斗”。

一個多月以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來到北京大學,在全校萬人大會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組錯了。緊接著,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編號是中發[66]392號)撤銷載有劉少奇上述批語的文件。

這是文革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大規模的暴力迫害立即從北京大學興起並迅速發展到全國。“618事件”被使用過的暴力手段被廣泛運用並且大大強化。前一階段被工作組“揪”出來的人首先遭到殘酷虐待和拷打。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8月下旬,暴力迫害發展到北京每天有三位數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市民被紅衛兵打死。屍體堆積在火葬場來不及焚燒。這是文革中最血腥的階段之一,這是中國和世界文明史上少見的殘酷事件。

劉少奇也在此時失去了他的第二號人物的地位。事情的發展過程很清楚:發動暴力迫害和罷黜劉少奇,是同時發生的。通過罷黜劉少奇,激發了文革暴力。

劉少奇並沒有反對毛澤東的文革計劃。他積極推行“516通知”,甚至親自組織北師大一附中“斗”校長劉超,他只是反對北大“618事件”,反對“亂斗”。當他因工作組之事被毛澤東指責之後,他很快作了自我檢討,他沒有表示異議——至少我們至今看不到這樣的史料。

劉少奇平反後發表的文章里,描寫了1967年8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被“鬥爭”後押回辦公室時,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表示抗議。

這一抗議似乎義正詞嚴,場面也夠戲劇性,但讀者們卻會質疑:這時候劉少奇想到憲法了,他早幹什麼去了?在此之前,多少違反憲法的事情都發生了,包括他對女兒的學校校長的“鬥爭”,他是國家主席,他說了做了什麼?難道劉少奇真的以為,那部憲法並不需要實行,而是要等到他這個國家主席失去自由了,才需要實行?

老百姓並不糊塗。不過,這種質疑不會被發表在報紙的“讀者來信”里。

6、“揪劉”的“造反派”的下場

1967年7月8月,在中南海的紅牆外面,發生了當時稱作“揪劉行動”。以大學生的“革命造反組織”為首,據說有二十萬“革命群眾”,駐紮在中南海牆外,要求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

發起這一行動的是北京建築工業學院的“造反派”,他們甚至舉行了“絕食”行動(假的)以製造轟動效果。

當時的場景是頗為壯觀的。中南海西側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鑼鼓喧天,口號聲歌聲不斷。貼在紅牆上的大標語一張紙只寫一個字。剛成立不久的新權力機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給學生提供大量紙張印刷報紙和傳單。全市各個單位的“造反派”都前來支援。大卡車從郊區的大學校園運來食品、宣傳品和廣播器材。學生組織的報紙上還留下關於這一行動的一篇紀實文章,題目叫做“三十一天慨而慷”。(這是從毛澤東的詩句“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來的。)

三十一天慷慨激烈的“揪劉”行動,學生們成為一時的風雲人物。和他們在紅牆外的行動配合,紅牆內對劉少奇的“鬥爭”殘酷程度在升級。但是學生只得到了劉少奇的書面檢討,始終連劉少奇的面也沒有見到,也未有機會進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1970年,在新的一輪“清查516運動”中,1967年的“揪劉”變成了“圍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

“清查516運動”的邏輯是: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已經被“打倒”,戚本禹曾經出面直接支持“揪劉”,學生領袖在“揪劉”中和他接觸,所以就是參與了“反革命活動”。在當時關於這一事件的正式“報告”中,一方面繼續把劉少奇稱作“劉賊”,另一方面,對組織“揪劉”的學生,作結論為“以‘揪劉’為幌子,用‘絕食’的手段,造輿論,拉隊伍,搞暴亂事件,以反總理為目標,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反革命奪權。”(《關於圍困中南海事件:初步揭發、交代、調查情況》,北京建工學院調查組,1971年2月25日,油印打字稿)

一批“揪劉”的積極分子被“隔離審查”和“鬥爭”,被強迫“交待問題”和“認罪”。在這個過程中,1970年夏天,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機電系二年級的女學生董臨平上吊自殺。她20剛出頭。她是該校“造反派組織”“紅衛兵八一戰鬥團”的頭頭之一,曾經是非常出名和活躍的人物。但是,在上一段所引的報告中,沒有提及她的死亡。劉少奇是大人物,對他的死需要不斷進行編造、歪曲和粉飾,董臨平的死卻在一開始就被認為無需記錄。

文革的沉重鐵輪碾死了第二號人物劉少奇以及曾經攻擊劉少奇有功的20歲的年輕大學生。董臨平的死亡,其實和劉少奇的死亡有內在聯繫。一個有權力的人,在整個社會奉行非正義的時候,也可能會成為犧牲品,而如果他未曾試圖制止非正義,則他只是他自己的祭品。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民主中國》2003年6月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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