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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葉新:從不罪己的毛澤東

1949年建政後,他的唯一的一次所謂檢討是發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當時因「大躍進」和「自然災害」的天災人禍,以至天怒人怨,毛本人不得不對這巨大的失誤有所交代,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毛澤東也確實大力提倡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他曾說過:「錯了,就要檢討,這是我們黨的規矩。」但他自己從不遵守這個規矩。

全中國很多人都做過檢討,毛澤東政治局的很多同事、甚至他身邊最貼近的人如江青以及Z女士等也都做過檢討,唯獨毛澤東本人沒做過,至少沒有像樣地做過。1949年建政後,他的唯一的一次所謂檢討是發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當時因“大躍進”和“自然災害”的天災人禍,以至天怒人怨,毛本人不得不對這巨大的失誤有所交代,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就這麼兩句,沒了。輕描淡寫,不痛不癢,既不涉及錯誤事實,又不分析錯誤原因,更不像他要求別人那樣地去深挖什麼思想根源、階級根源了。這樣的檢討要是換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無法通過的。更為驚人的是,他在“檢討”過後,林彪及時向他拍馬屁,林彪說,最近幾年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澤東心中竊喜,立即讚揚,說林彪的講話“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這真是一出絕妙的雙簧,所以你很難相信毛澤東上面那幾句檢討是誠懇的。

毛澤東也確實大力提倡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他曾說過:“錯了,就要檢討,這是我們黨的規矩。”但他自己從不遵守這個規矩。王力說:“毛澤東以詩人的浪漫性和軍事家的決斷性來處理經濟問題,多次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危機,而在受到客觀規律處罰以後,並不檢討自己,反而責怪‘階級敵人’搗亂。”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說:“毛澤東常有出爾反爾的事……很難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他還喜歡讓人寫檢討。”可見毛澤東雖然雅好檢討,但總是對人不對已,是“喜歡讓人寫檢討”。

究其原因,除品質個性、文化背景等個人因素以及國際共運等原因之外,黨內鬥爭的頻繁和殘酷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中國共產黨的80年代的歷史上,凡是承認錯誤做過檢討的領導人,從陳獨秀到胡耀邦都垮了台,或者再也不能當第一把手。鑒於這樣的歷史教訓,只有讓自己永不檢討,為自己樹立一個一貫正確、始終英明、向來偉大、永遠崇高的形象,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也只有讓別人經常不斷地檢討,使之自慚形穢,唾面自乾,才能支配和控制他們,才能確保自己手中的大權。說到底,讓人檢討、自己不檢討都是對權力的極力維護。

古代封建帝王犯了錯誤,很多都下過罪已詔,著名的有漢武帝的《輪台罪已詔》:“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再如,大同元年,遼太宗攻滅後晉,回師黎陽渡口,也對侍臣罪已:“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遠鎮,三也。”不能不說這些皇帝的檢討是出自真心。

現代西方一些國家領袖犯了錯誤也能公開檢討。比如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性醜聞暴露後,不得不上電視,面對全國百姓公開道歉。再如,約旦國王海珊,手下士兵射殺以色列無辜平民,便親自會見受難者的家屬,下跪請罪,終於得到諒解。這類事情在中國如同神話,絕不可能,在毛澤東時代更無可能;因為毛澤東本人不可能。

不論對毛澤東的功過几几開,無可否認的是他確實犯過很多也很大的錯誤,這在他去世後的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已經部分地指明了。但遺憾的是毛澤東生前既沒像古代帝王那樣下過罪已詔,也沒像現代西方政治家那樣公開檢討。犯錯誤對任何人來說,都在所難免,毛澤東也不例外,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掩蓋錯誤,死不承認,反而推委於人,讓人去檢討。毛澤東曾對毛遠新說過:“我們不學胡志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已詔。”還說過:“歷代皇帝下罪已詔的,沒有不亡國的。”他不檢討,原來是怕亡國下台,一語道破。

其實下過罪已詔的古代帝王,並非如毛澤東所說都“亡國”了。古代帝王之所以敢於下罪已詔倒是他們不怕亡國下台,因為他們非常篤信他們的權利是來自於“天”,君命神授,江山固若金湯,所以犯了錯,承認了,罪己了,皇位只會更加穩當,而不會因之喪失。西方民生國家的領導人,他們的權利來自合法的選舉,雖然他們一般也不願意承認錯誤,但由於上下左右的監督系統極為嚴密和有效,當有證據表明他們有錯之後,他們也還是不敢公開抵賴的。至於下台與否,還要看錯誤性質和認罪態度。就是下台也要依照一定的民主合法程序,並不是一有錯誤、一檢討就下台。即便真的下台,他們也不怕,可以到大學教書,可以當律師,可以做生意,還可以寫回憶錄賣大錢,並無後顧之憂。只有集權社會扮演一貫正確的領導人,才會有“檢討之時便是下台之日”的擔心。正因為他們擔心下台,所以才拒絕檢討,才千方百計地為自己樹立一貫正確、始終英明的形象。這樣發展下去的最後結果,就勢必個人獨裁,勢必製造個人崇拜。

毛澤東倒也毫不諱言他的個人獨裁,他在廬山會議上說:“如果講個人獨裁的話,如在王明和毛澤東之間選擇時,我投自己一票。”他甚至自豪於被人比做秦始皇,他說:“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並且補充說,“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是否已經超過,我想今後也會史有定論的。

既然要個人獨裁,就勢必要製造個人崇拜。毛澤東對此也從不諱言,他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

當然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如此無所顧忌,是因為他有強大的豐厚的資本。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他獲得了無比的威望,成了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三大改造”的勝利使他在已經擁有巨大的政治資源的同時又享有支配全國經濟資源的權力。“反右派”,致使黨外鴉雀無聲;“反右傾”,又讓黨內噤若寒蟬,他的權力已經不受約束,不受監督,可以無法無天,任其所為了。

還因為當時的中國缺乏民主與法制的普適準則,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仍舊是封建專制的土壤。民主只是口號,法制只是條文,連黨內都沒有民主,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沒有法律的保護,最後死於拘留地,老百姓又怎樣奢望民主,使自己免於法外的迫害?

政治資本的惡性膨脹,封建專制土壤的極力栽培,最終把毛澤東推向“神壇”。在毛澤東之後,已經沒有那樣的“天時地利”,更無那樣的“人和”了,如果再想造神,東施效顰,那隻能贏得身後的恥笑。

但檢討運動的陰魂並未隨毛澤東一同逝去。只要集權制度不改,檢討運動就不會徹底消亡。因為控制思想的檢討運動是集權制度的伴生物。

2005-07-09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隨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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