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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歲的日本老闆告訴我:「工作供養肉體 音樂補給靈魂」

——在「成熟化」的社會 生存並找到自己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經常清晰聽到自己身體里的另一個‌‌「我‌‌」在問自己,‌‌「我還是人嗎‌‌」、‌‌「人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和機器有什麼區別‌‌」、‌‌「人活著究竟為了什麼‌‌」、‌‌「我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顯然,這些都不是一拍腦袋就能想通的問題,也不是那種讓自己不去想就能夠拋到九霄雲外的問題。我只知道現有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不知道自己要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正如當年我沒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去日本一樣,今日我仍然沒想明白。現在再回溯當年的心態,腦子裡彷彿有無數個答案在漂蕩。最終,我只能隱約告訴自己,那個時候的我,正處在非常迷茫的狀態,急需藉助一個外在的參照物來幫助我完成對自我的認同。

上個世紀八十年初,隨著日本經濟飛速發展,日本的人口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高學歷的年輕人迅速增加,整個社會也朝著‌‌“成熟化‌‌”的方向發展。非技術性工種則被視為‌‌“辛苦、骯髒、危險‌‌”的工作,讓人敬而遠之。這導致了日本社會嚴重的人手不足。

從1980年代初,以韓國、菲律賓為中心,亞洲女性勞動力開始流入日本。1989年,日本修改‌‌“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之後,中國成為日本引進勞動力的主要國家之一。在我的印象中,差不多就在這一年,我第一次聽到家裡親戚開始談論‌‌“去日本‌‌”的事情。之後二十年左右,在我的家鄉福建福清,去日本儼然成為大部分人唯一的人生目標。‌‌“去日本‌‌”這個事情,似乎可以越過一切我們不願意做的努力,直接與‌‌“發財‌‌”划上等號。

到了1990年代中期,赴日之風日盛,我的同學中開始有人籌划去日本‌‌“留學‌‌”,甚至有些同學在學期間就隨父母去了日本。那個時期,出現很多專門幫人辦去日本的‌‌“蛇頭‌‌”,赴日的手段也層出不窮。有文憑的人可以通過中介以留學方式前往,沒有文憑的人,只有靠假旅行、假商務考察、假結婚、換人頭(更換護照上的照片)、假戶籍等手段。那時期,去日本不拚命打工的人,往往會被人視為敗家子。就算以留學的方式去日本,也還是有很多人為了儘快賺錢,很快放棄學業,非法滯留在日本打工。對那些真正想要去留學的人,也總有人不無揶揄地說‌‌“真是好命‌‌”。

另一方面,撈到第一桶金、從日本回來的‌‌“成功人士‌‌”也越來越多,他們有的蓋起高樓,有的開起小轎車,有的成為老闆,也有的過著醉生夢死的日子,終日吃喝玩樂打麻將。

2000年前後,家鄉的赴日風潮達到巔峰,中介與蛇頭收取的中介費越來越高,舉家借債去日本的人不在少數。2001年4月,我到日本之後,遇到過一位老鄉,他借了24萬高利貸,以假商務考察的方式到了日本。沉重的債務讓他無比緊張,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在任何地方都三緘其口,彷彿他身邊布滿了警察,隨時要把他遣送回國。為早日還清債務,他沒日沒夜地打工,每個月通過地下錢莊往家裡寄錢。終於有一天,他崩潰了,躲在壁櫥里渾身發抖,口中念叨著,‌‌“警察來了,快,快躲起來‌‌”。他的親戚只好找來警察,將他送回中國,而他最終也沒有把債還完。

在我去到日本之前,這類可怕的事件已經聽得很多。可是,這些事件對大多數人來說,永遠只是個例,是奇聞異談,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談資,絲毫不影響大家赴日的激情。去日本仍然是穩賺的買賣,是低風險高回報的投資。大家都依然認為,只要去了日本,拚命打工攢錢,就能為下半輩子攢下足夠的資本,可以坐吃等死,也可以投資創業。我們對‌‌“去日本之後‌‌”充滿了各種幻想,這些幻想宛若五彩斑斕的氣球,在大家的嘴上輪流打氣,越吹越大,以致於人人都看不見氣球以外的任何東西了。

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去到日本的。雖然我無需背負可怕的債務,但是,到日本就要拚命打工攢錢,這個意識已經像咒語一般植入我的大腦深處,它每時每刻都在提醒著我,讓我不要忘記自己在日本必須完成的任務。我相信,這個咒語同樣植在很多在日福清人的大腦中。我在日本聽到最多的關於福清人的讚譽,就是‌‌“你們打工實在很拚命‌‌”。是呀,敢不拚命嗎?在我來說,這從來都是一種比批評更令人無地自容的讚譽。這背後隱藏著多麼偏狹的價值觀、多麼無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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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日本不久,這種打工發財的幻覺,就被一位老鄉的一句話戳破了。他說:‌‌“現在,想靠打工發財基本上已經不大可能。男人不走黑道,女人不賣身,基本上是賺不到錢的。‌‌”他如數家珍般向我講述他知道的各種事情,這些事情基本上和《新宿事件》里的沒什麼兩樣。儘管我不是抱著發財夢去日本的,聽了這番話,也充分意識到現實不容樂觀。不過,那時我根本沒有時間收拾心裡的各種奇思異想,最殘酷的現實擺在我面前:我該如何在這片土地上生存?日語零基礎、巨大的生活成本、完全陌生的環境……所有一切都在提醒我,自己就是另一個版本的魯濱遜。

如何打工是我亟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事實上,在日本打工並不是什麼難題,滿大街隨處都能拿到免費招工信息,而且還有日本厚生勞動省(日本負責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的主要部門——編注)在各地設置的免費職業介紹所‌‌“HelloWork‌‌”,每次去都人滿為患,似乎東京這座城市永遠都在缺人手。

不過,對沒有語言基礎的人來說,這一切都形同虛設。同期到日本的同學,日語好的很快就找到工作,和我一樣日語零基礎的也通過親戚朋友的介紹紛紛找到了工作。看著大家一個個開始打工,而自己帶到日本的生活費一天天減少,我感覺自己逐漸逼近崩潰的邊緣。

那個時候,為了打工,我什麼都願意去做,街上只要看到有‌‌“アルバイト‌‌”(日語‌‌“工作‌‌”)字樣的店,我都要衝進去,用僅會的幾句蹩腳日語問一下是否招人,一般情況下,態度好的會說‌‌“招滿了‌‌”,態度不好的則用‌‌“不要外國人‌‌”把我打發了。有一次,在‌‌“HelloWork‌‌”排四五個小時的隊,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掃廁所的工作,可面試時,他們以男性不能進入女廁所為由拒絕了。最終,通過中文報紙上的信息,花了一萬日元的中介費,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那是往信箱里塞傳單的工作。從小我就對郵遞員的工作滿懷憧憬,當我看到這個招工信息時,我眼前浮現出的是電影中看到的那種穿著綠色工作服、騎著自行車走街串巷給人送去快樂的郵遞員形象。遺憾的是,等著我往信箱里塞的,卻是應召女郎的廣告紙。

每天,我要背著八千張不同型號的這類傳單,騎著摺疊自行車(為了做這份工作特意買的)穿梭在原宿、表參道、六本木等各個區域,尋找適合投放傳單的住宅區。要把這些傳單發完,差不多需要十幾個小時。傍晚時分,我到便利店買兩塊麵包和一瓶礦泉水,坐在路邊的電線杆下很快地啃完。不遠處,一家家飯館餐廳飄出悠閑的爵士樂和誘人的香味,店員在門口笑臉迎客,下了班的人三三兩兩地步入這些店鋪開始了他們的夜生活。這時候,我彷彿學得了楊絳先生的分身術,讓自己的‌‌“元神‌‌”跳在半空中,看著自己的那個情景,宛若在看一部電影。當時的工資是一張傳單1日元,八千張能夠賺八千日元。這樣一天下來,累得全身快散架了,不管怎麼樣,好歹是賺到錢了,儘管已經累得不行,心裡還是很歡喜。

只是,這個工作並沒能做長久。一來這是個靠天吃飯的活,下雨就得歇業,收入很不穩定;二來當時我介紹去工作的一個同學,在發傳單的途中被便衣警察逮到,這才知道留學生髮這樣的傳單是違規的。我只好把這工作辭了,再想別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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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最想做的工作就是飯店的洗碗工。對於語言不同的人來說,這也許是最適合的一個工種了吧。2001年10月中旬,我戰戰兢兢闖進涉谷一家日式煎餅店找工作,竟然沒被打發走。結結巴巴面試了將近一個小時後,經理讓我回家等通知。來面試的還有一個上海的留學生,日語流利,打工經驗也很豐富。我想我應該沒戲了,心裡沒抱什麼希望。一個多月後的聖誕前夜,我在親戚家裡吃飯,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電話,讓我第二天深夜去上班,工作時間是12點到凌晨4點。這個喜訊讓我整個晚上都極度興奮,完全不能入睡。雖然終於找到相對穩定的工作,但自己從來沒有在工作環境中與日本人相處,也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工作。所有未知的都是可怕的,什麼都還沒發生,我已經把所有可怕的事情全在腦子裡過了一遍。

第二天深夜,到了那家店裡,我才知道這個店裡除了那位經理和兩位日本大媽外,其他都是外國人,大部分是中國留學生和幾個韓國留學生(難怪那時他們沒有將我這個不速之客拒之門外)。當下便像是吃了定心丸一般,好歹不用太擔心交流的問題。

雖然我如願以償成了一名洗碗工,但工作卻不只是洗碗。一般情況下,晚上12點以後,店裡只留三個人。為了讓人力最大程度地運用,我被要求在一個星期內學會廚房裡所有工作。

對我而言,最麻煩的是記菜名,雖然不需要像相聲演員那樣把各式菜名倒背如流,但至少要記住每個菜是什麼、怎麼做。對於日語還半生不熟的我來說,這可是件大難題。所有這些菜名都不是學校會教的。我只能一邊洗碗一邊背,找任何機會接觸菜單上的這些菜品,學著怎麼做。我把這幾百個詞抄在紙上,下了班也時時刻刻翻看背誦,還要想辦法在日語課上用這些菜造句。不僅如此,廚房裡的所有器物、工具、器皿、動作,對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有這些日語都需要我現場學習。

一個星期後,我的日語辭彙量大大增加,一個月之後,日語會話水平也突飛猛進。而且,在一堆留學生包圍下,經理也早已習慣了不失時機地給留學生教教日語、補補日本的文化常識。我大膽向他請教,都能得到他耐心的講解。一個月後,廚房裡的工作我基本完全掌握,我的工作時間也從原來的一周十六小時增加到三十二小時,收入翻了一倍,這也讓我對接下來的生活有了信心。不過,很快地,我的手便提醒我自己並不適合做洗碗工。由於長時間泡在有洗滌液的水裡,兩隻手皸裂得非常嚴重,手掌裂開數十道口子,每一次伸展或握拳,都像是被刀剌過,手上還出了大片大片的疹子,癢得百爪撓心,每一天都在煎熬。但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工作。直到半年後,朋友幫忙介紹去有樂町的一家中餐館工作,我才得以擺脫這樣的工作環境。

這家中餐館的人員狀況與之前那家店很相似,店裡除了幾個日本社員,幾乎全是中國人。這時我的日語基本能應付工作中大部分交流,加上有了之前的工作經驗,在這家店裡基本上不需要洗碗,手也慢慢好起來。不久之後,經店裡朋友介紹,又在五反田的一家燒烤店找了一份工作。那家店位於五反田的有樂街裡面,周邊都是酒吧夜店。到了深夜,來店裡的客人千奇百怪。我們店算是這些人的深夜食堂。

於是,晚上6點到11點,我要在有樂町的中餐館工作,下班後必須馬上搭乘山手線趕去五反田的‌‌“深夜食堂‌‌”,工作到凌晨6點,再乘一個多小時的電車回家,早晨8點才能睡下。這樣,我幾乎把所有課餘時間全用在了打工上。需要去學校上課的日子,下班就直接奔學校去,中途在電車上睡上一個多小時。到了學校,強打精神上課,常常在課堂上昏睡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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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長期通宵打工,又無法很好地休息,我整個人都浮腫了,每天身體僵硬無比,動一動都渾身疼。時間久了,積留在身體上的疲勞,逐漸導致精神上的麻木與倦怠,我越發覺得自己像一台沒有知覺的機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經常清晰聽到自己身體里的另一個‌‌“我‌‌”在問自己,‌‌“我還是人嗎‌‌”、‌‌“人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和機器有什麼區別‌‌”、‌‌“人活著究竟為了什麼‌‌”、‌‌“我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顯然,這些都不是一拍腦袋就能想通的問題,也不是那種讓自己不去想就能夠拋到九霄雲外的問題。我只知道現有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不知道自己要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在接下來幾年裡,這些問題一直折磨著我。在找不到答案,找不到出路的時候,便越發厭惡現有的生活、厭惡現有的狀態。我變得非常易怒,工作中稍不順心,就會發火生氣教訓人。

也因為這樣,我開始頻繁更換工作。那幾年裡,很少能在一個地方工作超過半年,有一段時期基本上每個月都在換工作。而且,就算辭職,我也要把店長或料理長教訓一通。有一次,在日比谷的一家羅森打工,這家店的老闆每次說話,都要用他的手指在別人臉上指指點點。我一氣之下,就告訴他這種行為是很沒教養的,說完便辭職不幹了。這樣的行為總能給我帶來短暫的快感,但很快就讓我感到厭倦。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到我遇到市川先生為止。

市川先生那一年已經74歲了,他身材矮小滿頭白髮,但精神矍鑠,總是滿面堆笑。我和他一起,在北戶田車站邊上的一家全家便利店上夜班。儘管他已經74歲了,但絲毫不顯老態,從進店那一刻開始,他的手就沒停過,一直工作到下班為止,做起事情特別認真,一絲不苟。

有次下班和他一起回家,市川先生聊起了他的生活。原來他早年生活並不如意。年輕時他是一名卡車司機,開大型卡車跑長途的。後來,出了交通事故,這工作就做不下去了。因為身上有傷,在工作上一直很不順利。好在孩子比較爭氣,學業有成,在大公司當上高管,對他也孝順。那天說到最後,他長長地呼出一口氣,笑著說道:‌‌“自己這輩子,的確很艱辛,不過,想想也覺得馬馬虎虎過得去,挺好的,沒白活。‌‌”我問他這麼大年紀為何還出來打工,他笑道:‌‌“工作其實就是訓練自己的身體和大腦,很多人覺得歲數大了就不工作了,要在家享福,我總覺得是不對的。身體和腦子一停下來,就不好用了,我的好多朋友,不工作了以後,很快就病倒了。‌‌”後來,我得知他喜歡音樂,年輕時還和朋友一起組過樂隊。現在雖然歲數大了,幾個老朋友還常約著一起去演出。他曾說過:‌‌“工作供養肉體,音樂補給靈魂。‌‌”這話讓我至今難忘。

從那以後,我開始留意身邊一些人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方式。一直以來,我從來不關心這些和自己一起打工的人的生活,總是用自己的觀念去理解他們,覺得他們也就是一群終日忙於工作的木頭人。深入了解他們之後,我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狹隘與無趣。才發現他們之中有一部分人,除了和我一樣是個打工者外,還有各種不同的身份。

有一個女孩喜歡旅遊,每年她都打半年工,然後孤身一人旅遊到國外旅遊半年。有一個非洲鼓的鼓手,下了班就和朋友一起練鼓。有一個攝影學校的學生,每天隨身帶著相機,走街串巷去拍照。後來還遇到一位拳擊愛好者,目標是成為職業拳擊手。他們似乎都和市川先生一樣,工作與愛好就像是人的兩條腿,互相協調著向前邁進,身上總能散發著某種動人的力量,是一群心有居所之人。這讓我學著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狀態,學著為自己的內心找一個安放之所。後來,我也喜歡上了攝影,並認定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原來那種渾渾噩噩的狀態才逐漸離我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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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那幾年的打工生活讓我嘗盡了苦頭,不論外在的困難還是內在的迷茫,都讓我非常痛苦。不過,不管怎麼樣,現在回憶起那段時光,我的心中總是充滿暖意。一方面,當初遇到的各種問題都讓我切切實實地得到了成長,另一方面,打工也的確幫助我解決了那個階段經濟上的大部分難題,讓我在迷茫的狀態下,還能保有尊嚴地生活,讓我有足夠的時間認識自己、獲得直面未來的勇氣。

事實上,日本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樣的經歷。日本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經濟惡化,年輕人的就業環境發生巨變之後,自由職業者(フリーター)的數量開始逐漸增加。所謂自由職業者,在日本指的是以非正式員工的勞動形態(臨時員工、臨時職員、派遣員工、鐘點工等)來維持生計的人。到2003年,自由職業者的數量曾一度飆升到417萬人,到2016年為止,日本自由職業者的數量降到155萬人,即便如此,在勞動力緊缺的日本,這個群體的數量依然相當可觀。

按照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的調查報告,日本的自由職業者可分成四種類型,1.追求夢想型,2.青澀型,3.無可奈何型,4.自我提升型。2016年的數據表明,追求夢想型的男性為12%,女性為14.8%;青澀型的男性為24.8%,女性為23.7%;無可奈何型的男性為34.6%,女性為34.7%,自我提升型的男性為28.6%,女性為26.7%。從中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人選擇自由職業,並非單純為了自由、輕鬆,而是為了自己的理想、為了提升自己、為了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做準備。

作為公司的正式員工,如果從事的不是自己真正喜歡的工作,那麼這份不如意的工作便會佔去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讓人很難發展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業。自由職業則可為自己留出足夠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業做準備。另一方面,在日本打工的工資收入,也決定了做自由職業者能過上保有尊嚴的生活。一般情況下,按照最普通的勞動時間(一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個小時)來算,平均一個月也會有15~20萬日元左右(相當於人民幣8000~11000元)的收入,這既可以讓人維持一個正常的生活,也讓人有足夠時間去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情。

後來,我在從事攝影相關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日本的攝影創作者、藝術家、寫作者,他們基本都經歷過這種一邊打工一邊創作的時期,有的甚至將此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直維持至今。儘管自由職業者的數量龐大一直被日本社會視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我始終認為這並不是壞事。至少這樣一種工作狀態給人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提供了自我發展的機會,讓人不必為了生存而放棄理想,不必為了理想而放棄尊嚴。同時,這種現象的存在也為社會的多元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從這一點上看,我大概也可以算是一個受益者吧。

回憶那些你所不能回憶的事情,也的確很奇妙。多年後的今天,重新回憶過往,才發現即便親身經歷的歷史也同樣是蒼白而寧靜的,很多毛細血管般的細節全然消失在光滑的腦迴路之中,果然就是他人的故事。或許恰恰因為這種他者化了的記憶,讓我對一些負面經歷有了一定的免疫力。這樣,留在腦子裡的那些枝椏般的粗糲的故事輪廓或許撐起了一個貌似虛幻的記憶宮殿,依然可以透過枝椏間的縫隙隱約瞅見自己成長的軌跡。

誠然,打工的生涯常為許許多多的煩惱與苦痛折磨,但卻幫助我經歷了一個象徵式的生命歷程,學會了如何生存、如何適應以及如何找到自己。也讓我慶幸在各種困境中沒有輕易地拋棄自己。相較於此,其他一切也都顯得微不足道。這應該就是我在那些年裡的最大收穫。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澎湃新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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