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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麗明:文革中的「特務」

我有個朋友,精通俄語,文革前前蘇聯有人來內蒙古訪問,因為缺少翻譯,拉他去臨時救場。就因為這一次翻譯,他被打成了“蘇修特務”,文革中受盡摧殘,因不堪忍受,畏“罪”自殺。

活該那天他話多,他五十年代曾在莫斯科動力學院讀書,會議之餘,他向蘇聯的同志打聽起該校的情況,並拜託他們回去向老師們問好。他後來非常後悔自己一時興起多嘴,忘記了言多必失的古訓。

劉總是五十年代初被選派留蘇的大學生。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出訪蘇聯,在蘇的全體中國留學生接到通知,說毛要在當天上午九點在莫斯科大學禮堂接見留蘇學生,讓他們幾千人集中等候。可是學生們一直等到下午6點,夜幕已經降臨,毛才姍姍來遲。心直口快的劉總在日記中寫道:“說來又不來,他一個人只一個小時,而我們幾千個留學生每個人就等了幾個小時,總計耽誤了幾千個小時。作為領袖還是應該有點時間觀念,應該講點信用……”在接見中,毛有一段著名的講話:“你們年輕人……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未來是屬於你們的。”

想不到後來中蘇交惡,文革中清查“蘇修特務”,這個被毛澤東譽為“早晨八點鐘的太陽”的年輕人被列為重點清查對象,在家中抄出了那本日記。結果屬於他的未來,只是一顆冰冷的子彈。

文革時,內蒙古地方病研究所,有個“日本特務”,姓什麼我記不清楚了,只聽說他是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的高材生,抗戰後回國。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不知什麼原因沒有一同回來。因為沒有離異,他在國內一直獨身,中日沒有建交,他也無法去日本探親,過著無望、凄苦的日子。“建國”後,就因為他有個日本妻子,一直說他裡通外國,歷次運動他也解釋不清。文革來了,他又被打成了“日本特務”,天天被批鬥,日日被毒打。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結束兩國之間的不正常狀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他在1971年就被折磨死了,終於沒有等到這一天。

1973年,他的兒子和女兒來中國領取他的骨灰,我永遠無法忘記那兩個青年懷抱父親的骨灰盒離去時悲戚的目光。

文革初,毛澤東下令全國“停課鬧革命”,電建公司老張的小兒子無所事事,唯玩耍而已。一天,孩子在垃圾箱里撿到一個機器匣子,覺得好玩,就拿回家來。當晚,老張下班回來看到那個機器匣子,認出是一台老式收音機。第二天就把收音機送給了公司的軍管會。

軍管會發現這台破收音機有“USA”字樣,於是責令“群專”組織通報追查。消息一出,馬上有人出頭檢舉:這台收音機是土建工地一個“老右派”的。

“老右派”立即被抓了起來,他說收音機是他過去在國民政府工作時,一個美國朋友送的。一直用著,近來有些零件燒壞了,沒有備件更換,只好扔掉。軍代表和“群專”組織卻不認為這是真的,他們以高度的“階級鬥爭”覺悟推斷:這台收音機可能是偽裝電台,“老右派”一定與美帝國主義還有更深的聯繫,說不定還是美國特務機關安插的卧底!

於是“老右派“被斷然地安上了“美蔣特務分子”的罪名,關進“牛棚”,繼續接受審查。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他被抓進“群眾專政指揮部”,上老虎凳、灌石灰水,整得死去活來。逼迫他交代與之聯繫的“美國特務組織”、招認“裡通外國”的罪行,不交代、不招認就繼續刑訊逼供。1969年,他因實在不堪忍受,上吊自殺了。

1975年,學校組織我們去土左旗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活動,我的房東老漢1960年去外蒙古種過菜,屬於國家組織的勞務輸出。他沒文化,在那裡呆了好幾年,後來回來趕上了文革,就被打成了“蘇修特務”。他感到好冤枉,他不但不懂俄語,沒見過蘇聯人,就連蒙古人也很少接觸,只是經年累月地埋倒頭種菜。不知何故,竟然也給他戴上了特務的帽子。

那個老漢姓羅,是個漢族。說是老漢,其實當年也就四十來歲,只因經年在地里勞作,面相顯老。據說,他去外蒙務農幾年攢下幾個錢,回村就蓋起三間大正房。青磚漫地、紅瓦覆頂,炕圍子油畫的非常艷麗。那時,大隊書記也想蓋房,錢有點不湊手,找他來借,只因他蓋房已把錢花得精光,拿不出手,從此與大隊書記結下樑子。文革來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地富反壞右”都被揪出來批鬥,他也被順勢揪出來整肅。

羅老漢被當成特務抓出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家有個鏡框,裡面鑲著許多他在外蒙時的照片。其中有一張,他穿一件白色的襯衣,下擺扎在褲腰裡。兩手卡腰,胳膊上還搭著一件藍色的上衣。背景遼闊,十分神氣。那時,土旗農村還沒有人把上衣扎進褲腰裡的,一是因為村民很少有皮帶,一般都是棉布褲帶;再者,村民也不穿西式襯衫,都是自己縫的中式布扣對襟上衣,扎進褲腰十分難看。

斗他的人問:“照片在哪照的?”他說:“外蒙。”

“外蒙哪?”

“地方說給你們也鬧不機密,反正往我身後坐火車,一天就到蘇聯了。”

他說身後是蘇聯,人家便認定他是蘇聯特務。開批鬥會的時候,他嘴硬,說:“我不是特務。”斗他的人說:“你到過蘇聯,還不是特務?”

“我沒到過蘇聯。”

“你說過坐火車一天就到了蘇聯。”

“我說是坐火車到蘇聯需要一天時間。”

“你連時間都算好了,還不是想往蘇聯跑?”

“那是列車時刻表上說的。”

無論他怎樣辯解,人家還是堅定地把他當成了特務,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游斗。

後來,他終於熬過來了,老婆卻因此事驚嚇而亡。那天派飯到他家,飯後,他端坐在炕頭不停地抽旱煙,和我們說起此事長吁短嘆。他和兒子兒媳在一起生活,孩子們對他還算孝順。

文革時,得勝堡來了幾個收尿硝的人,是福建人。他們拿著大口袋,五毛錢一斤收購廁所里經過長年積澱起來的黃白色尿硝。他們說是福建一家炮場的,收購的尿硝用來製造鞭炮。雁北生活苦,一年到頭就靠爛腌菜下飯。早上稀粥炒麵爛腌菜;中午蓧面山藥爛腌菜;晚上炒塊壘爛腌菜。南蠻子吃不慣爛腌菜,也吃不慣蓧面山藥蛋,其中一個年輕一點的問:“你們一年到頭就吃這個?”

都說:“是的。”

那個年輕人兩隻手伸出來,做出在游泳的姿勢說:“要是我們常年吃這個,就上那邊去了。”意思是偷渡到台灣或是東南亞其他國家。

他們一行四人就成了特務,在村子裡游斗。逼他們也戴上紙糊的高尖帽子,敲著鑼站在村子裡的碾盤說:“我們是台灣來的特務,收購尿硝不是製造鞭炮的,是製造炮彈的。”

年紀大的那個人說:“我們真不是特務。我們住在海邊,曾有人偷渡,但是我們沒有偷渡。我們真是縣裡花炮廠的,不信你們打電話問問。”

民兵排長說:“問,也要斗幾天再問。”

說起特務來,還真的有一個,不知道嚴格說起來算不算。內蒙古衛生防疫站五十年代有個蒙古族大夫叫扎木蘇,是北京醫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1960年,中國醫療代表團訪問蒙古時,他有幸成為團員。就在代表團到達烏蘭巴托的當晚酒會後,他就離開賓館,不知去向,後來才知道叛逃了。“我方”向蒙古國進行嚴正交涉,蒙古國曾讓他和我外交部的人員見了最後一面,見面的地點在一個很大的房間里,中間還隔著一堵玻璃幕牆。外交部的人員勸說他立即隨團回國,但他執意不肯,他說,他的主要直系親屬都在外蒙古定居,他在國內隻身一人,因為實在餓得嗆不住了,不想回去了。謝謝黨多年來對他的“培養”,他絕不會做對不起祖國的事情。“我方”再三勸說無效,無功而返。

戲劇性的是,後來這個大夫官運亨通,一直升任到蒙古國衛生部部長。1963年,他率團來華考察,最後一站蒞臨他的原工作單位——內蒙古衛生防疫站。原先土眉混眼的他,那天西裝革履,打扮得人五人六,說話也拿拿捏捏。有一個和他當年很要好的同事,在會議之餘,竟悄悄和他打趣說:“圪泡,你還認得爺不啦?”他尷尬萬分,父親聽到後掩口而笑,蒙方人員則一頭霧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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