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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評論:中國政治僵局的風險和可能出路

當年毛對身後的中國局勢是很不樂觀的,那為什麼他死後並沒有天下大亂,而習失去大權後的中國則有「天下大亂」的可能呢?可以說出的理由不少,但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的政治領導力已今非昔比。如果從物質和技術條件上看,中國應對各種危機的能力前所未有,但沒有了政治領導力,一手好牌也可以打成滿盤皆輸,這就是習近平執政6年給迷信權力、尤其是給迷信皇權的中國人最大的教訓。

之一

面對來自黨內高層的挑戰,習近平並未改變出訪日程,回國後又立即做出大權在握的姿態,說明中國高層的權力博弈很可能會陷入難以擺脫的僵局。直接原因,可以解釋為習和他的挑戰者都沒有力量把對手搞掉,但我以為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是無論哪一方使用「非常手段」把對方搞掉,都沒有信心獨自面對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嚴峻挑戰。對習來說,情況更是如此,因為他應有更好的機會,讓挑戰他的勢力「失去反抗能力」。換句話說,習要是有能力應對中國的危機,黨內的反習勢力絕不會有機會,而反習勢力若真有能力和信心應對中國危機的挑戰,也不至於讓習近平把這麼多好牌打光也不出手制止他。

中國高層政治的僵局若久拖不決,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一般人比較容易關注的是近憂,也就是關注經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其實中國社會危機爆發的風險之大,並不亞於經濟危機。由於中共當局對敏感問題報道的限制,這兩大危機相互強化帶來的巨大風險,一直沒有得到社會應有的關注。

最近,一篇《中國正式進入「娶妻難」時代!》的報道,讓我有機會看到中國社會危機的嚴重和緊迫。根據這篇報道,貧富懸殊加上多年新生人口性比例嚴重失衡,正在導致中國青年和中年男性出現數以千萬計的「光棍」。事實上的一夫多妻伴隨大量男性被迫單身這一民族噩夢,正在中國變為現實。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21世紀的中國再次出現百餘年前的「義和團」那樣的災難,不是甚麼難以想像的事情。

習近平雖然有「梁家河」插隊的經歷,但其實他從未去掉「高幹子弟」高高在上的特權感。他把插隊經歷當作政治資本,卻和他在黨內權力鬥爭的對手江澤民、曾慶紅一樣,完全沒有解決中國農民和農村問題的能力。也就是說,中共高層政治僵局難以打破的一個內在原因,就是當前對壘的兩個主要陣營,都不反映四十年來社會巨大的變化,不代表新生的社會力量。習近平代表五十年代出生的「紅二代」,尤其是代表那些缺乏系統教育、又與平民格格不入的「大院子弟」和「軍乾子弟」,在知識和社會人格方面都存在致命缺陷;江澤民、曾慶紅代表的勢力可能在學歷和社會經驗方面要強一些,但他們不僅年邁衰老,而且許多主要幹將都遭到清洗。也就是說,無論哪一方僥倖打破僵局,都沒有能力推動真正的社會變革,而高層政治僵局的拖延,將不可避免地令中國各種問題,尤其是農村和農民問題更嚴重。

總之,僅靠中共內部的領導力資源,徹底打破這個僵局很難,因為中共總體上已沒有甚麼政治家的人才資源,這既是腐敗之風所致,更是多年逆向淘汰的結果。

不過,從全球來看,嚴重的政治領導力危機並非中國獨有,這一輪全球化以及技術革命,顛覆了舊的政治遊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傳統政治家一個個被政治素人取代,川普是最突出的例子,巴基斯坦的新總理,則是最近一例。這個現象讓我想到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在中共之外,中國是否存在可用的政治領導力資源幫助中國渡過難關?我將在下次評論中討論這個問題。

之二

有朋友回美,總結對當前國內政治形勢的感覺就是:「很像(19)76年」,也就是說,很像「四五事件」直到「粉碎四人幫」的那一段,社會充滿了對巨大的政治不確定性的焦慮。感覺雖是如此,但今日中國的實際格局與1976年已完全不同。說的極端一點,即使習近平被迫下台,中國也不會出現「粉碎四人幫」後那種皆大歡喜的格局,而是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失序風險。

很多人都知道,當年毛對身後的中國局勢是很不樂觀的,那為什麼他死後並沒有天下大亂,而習失去大權後的中國則有「天下大亂」的可能呢?可以說出的理由不少,但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的政治領導力已今非昔比。如果從物質和技術條件上看,中國應對各種危機的能力前所未有,但沒有了政治領導力,一手好牌也可以打成滿盤皆輸,這就是習近平執政6年給迷信權力、尤其是給迷信皇權的中國人最大的教訓。

面對習近賓士國失敗帶來的「翻船」風險,中共反習勢力的麻煩不僅在於如何搞掉他,或如何阻止他繼續亂來,更大的麻煩是如何面對處於臨界狀態的中國經濟和社會危機。毛去世後的中國雖然也面臨嚴峻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但中共從高層到基層,打江山的那一代人還在,一旦「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大膽啟用和放權給那些遭受迫害和屈辱的黨內賢能之士,各個治理層次都不愁沒有政治領導力資源,這是所謂「八十年代」奇蹟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今天中國之所以不可能重複這個奇蹟,就是因為從上到下,中共黨內已經沒有這樣的政治領導力資源。

什麼是「政治領導力」?不搞清楚這個問題,就無法理解中國當前的危機,更不可能找到中國的出路。多數人都會同意,政治領導力有兩個最重要的素質,即基於大局判斷力的勇氣和決斷能力。官僚系統難出優秀政治家,就是因為這兩種素質與官場的生存法則往往衝突。目前中國的大麻煩就是,六四後的官場競爭,已經把有政治領導力的人徹底「清洗」乾凈了!習近平雖然不乏勇氣,但事實證明他沒有對大局的判斷力,這令他的「勇氣」反而成為一個非常危險的因素。

那麼,中國自「六四」以來近三十年的歷史進程,有沒有生產出具有政治領導力的人才?如果這種人才不在中共內部,會在哪裡?我的理解是,這樣的人才雖然非常稀缺,但以中國人口基數之大,還是有一定數量,而這些人才應該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中。我的理由是,沒有這樣的人才,中國的經濟成就不可解釋,而這些企業家如果不具備基於大局判斷力的勇氣和決斷力,他們的成功也不可解釋。

如果這個判斷成立,對中共高層來,包括對習近平本人來說,化解他們自身危機和化解中國政治僵局的一個可能出路,就是把中國企業家中潛在的政治人才,吸引到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領導崗位上來,並建立一種有效的競爭和問責機制。這種可能性存在嗎?那些成功的企業家為什麼要來蹚中國政治這個渾水?這顯然是非常現實的問題。中國危機不發展到一定程度,以至於讓足夠多的人看到這條巨輪翻船的風險,當然不會有太多人朝這個方向想。但我的判斷是,中國距離那個時刻,已經不是太遠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RFA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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