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嘗試用文化大革命通史展覽文字說明的形式概述這段歷史，包括序言、起源、開場、收盤、驚變、殘局、文革的世界影響、文革與當代中國等8個部分的小前言，既闡釋文革是毛澤東動員式極權主義與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的結合這一定義，展示10年文革所包含的高層政爭、民間互動、經濟演變、內政外交間的相互作用等多方面複雜內容，也透析文革災難的哲學人類學含義及其對世界和當下中國的影響。
關鍵詞：
文化大革命動員式極權主義人性改造的烏托邦工程
序言
1966年至1976年中國發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絕後的人類悲劇。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文革定義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是一個並不徹底的歷史反省。它迴避文革所以發生的深刻的社會與政治背景，試圖把文革與產生文革災難的制度根源割裂開來；它荒謬地區分「毛澤東思想」和毛的「晚年錯誤」，在否定「晚年錯誤」的同時遮蔽了文革邏輯中真正深刻的東西；它出於文革後重新崛起的官僚集團的需要而故意曲解文革中高層政治鬥爭的性質及真實聯繫，讓歷史墮於官方編織的五里霧中；它漠視底層民眾和文革中各類「政治賤民」經歷的苦難，漠視中國文化經此浩劫遭遇的根本性摧毀。
顯然，必須突破官方的局限而重新審視文革，讓歷史還其本來面目。
那麼，這個重審又為什麼必須「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上？
放眼整個20世紀，左翼極權主義的猖獗曾經是一種人類現象，它的發生學根源則是卡爾·馬克思廢除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徹底決裂」的理論，以及列寧、史達林的蘇維埃鐵血實踐。毛澤東激進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本來是這個邏輯在中國的延伸，只不過做得更為持久、更為徹底。毛甚至遠超史達林。文革被視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背景則是掌握了政權的共產黨迅速面臨腐化、變質的危險。這個深刻的命題在毛澤東那裡竟然是以如此特殊的形式處理的，那就是他親手打碎自己建構的國家機器，試圖通過動員群眾、重構政權和改造人性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唯此一例，沒有第二。文革是毛澤東的動員式極權主義與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的結合，此之謂也。歷史已經證明了毛的徹底失敗。但這個失敗頗具悲劇意蘊，仍有待哲學人類學意義上的反思與挖掘。
「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反思文革，還意味著對文革苦難原因的進一步反省。就20世紀人類而言，納粹右翼極權主義和史達林左翼極權主義造成的災難已經引起世人充分的警惕；但毛澤東的動員式極權主義造成的災難則遠未清理、並引申出同樣深刻的歷史教訓。以文革普遍存在的暴力為例，如果說納粹是用毒氣殺人，文革就是用「階級鬥爭」殺人。文革中毛號召紅衛兵和底層民眾「造反」，階級偶像化與階級妖魔化並行、且被推至極致。文革中出現的「群眾專政」、對「政治賤民」的凌辱甚至屠殺，都是以「無產階級」的名義進行的。可以說，蔑視法治和人的基本尊嚴乃是毛式「階級革命」和烏托邦社會改造邏輯的必然結果。
文革時代又是一個短缺經濟時代，這是毛式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的另一個必然結果。毛相信精神的力量，相信「抓革命」可以「促生產」，相信「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鬥私批修」就可以達到「人皆舜堯」的境界，這些構成典型的毛澤東式神話。考慮到市場經濟及其利益驅動原則至今仍是文明無法超越的現實，文革對人性的挑戰可謂深遠。中國改革開放年代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及產生的全部醜惡，不過是從相反的方向證明了這一點。可嘆的是8億中國人為此付出了10年貧困的代價。
文革時代奇特而扭曲的精神景觀同樣深具人類學警示意義。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那個年代曾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既是獨裁者的需要，又是有著深刻文化原因的全民共舞；文革創造了極權主義美學的全新形式，在不少方面超越了納粹和蘇俄而頗具「中國特色」；文革中許多人既是被迫害者也是迫害者，基於理性自保的人類互害在文革時代幾乎比比皆是。這同樣提出了深刻的問題：應該怎樣理解這帶血事實背後深刻的人類學含義？
文革還提醒人們重新關注當代中國人政治行為模式中的前現代文化遺存。毛澤東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把現代革命黨的組織手段和前現代皇權文化的操縱術揉在一起，對臣下、子民的駕馭確實令中國古代最強有力的帝王自嘆不如。這一切在文革那個特殊年代同樣有上乘表現。然而，這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事情麼？獨裁者必定與產生獨裁者的土壤並存，且與後者互為條件。我們又當如何理解文革既在大革「文化」的命、同時卻導致中國傳統文化中最落後的部分沉渣泛起這樣一種看似荒謬的現象？
文革應該否定，必須否定，但又不能簡單地否定。這可怕的煉獄是否也促成了人類精神的某種提升？比如，恰恰是個人崇拜的走火入魔從反方向促成獨立意識的萌動和覺醒，文革中無數「地下文學」的創作和1976年四五運動的爆發就是證明。文革後金錢社會的盛行其實也是對文革邏輯的矯枉過正，試問，如果沒有10年文革的禁欲主義，又如何想像「潘多拉盒子」打開後中國人發財欲望的噴發和涌流？
文革創下了20世紀左翼極權主義和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影響最為深遠的記錄，但類似的活動在20世紀人類史上並非孤例。古巴的「新人」試驗、紅色高棉的「極品版」共產改造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也都帶來了慘烈後果。站在道德高點譴責私有制罪惡，寄望人類找到超越、至少是「揚棄」私有產權制度及其精神衍生品的道路，曾經是世界範圍內左翼運動的共同基點，這樣一種高尚的動機何以最終導致如此駭人聽聞的極權主義災難性結果？是文明人類必須面對的一道「天問」。
起源（1956~1965）
早在1950年代中期，毛澤東已開始不滿蘇聯官僚社會主義模式而試圖另闢蹊徑，「走自己的路」。迅速完成中國工業化、爭當國際共運領袖的野心促使毛澤東倉促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為毛式激進烏托邦社會改造的第一個高潮。1960年代初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為克服大饑荒帶來的困難而提出某些溫和主張（如允許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單幹），觸動了毛的敏感神經，被解讀為意識形態和組織忠誠意義上的雙重背離。同期展開的與蘇聯的論戰使毛澤東獲得馬列原教旨理論與戰略的制高點，也強化了他對「赫魯雪夫式的野心家」的恐懼。另一方面，中共建政以來出現的革命意志衰退、腐敗、特權、等級化、社會不公、官民矛盾等早已引起毛的不滿和高度警惕，而在他看來，唯有「繼續革命」，才能永葆革命黨的青春和戰鬥本性。1965年毛已經72歲，面對各種現實的危險（共產黨蛻變趨勢）和想像的危險（有人覬覦他的權力），毛選擇了孤注一擲，要徹底打碎原來的罈罈罐罐、推倒重來——這就是毛式激進烏托邦社會改造的第二個高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開場（1966~1967）
文革鋒芒所向首先是「中國赫魯雪夫」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號召紅衛兵起來造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上海「一月革命風暴」似乎真要在中國重演巴黎公社壯舉，遍及全國的奪權、武鬥迅速使這個國家陷於內亂。「破四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讓文化蒙羞、文化精英顏面掃地；1949年以來的傳統「政治賤民」（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家庭成員）則構成新的政治絞殺的另一類陪綁者。毛「恩賜」的「大民主」的確激發出青年學生、底層民眾的參政熱情，並讓積壓已久的社會不滿表面化，以致有「人民文革」之說，文革發動者與被動員民眾之間奇妙怪異的互動構成文革特有的社會景觀。然而，運動的近乎失控最終迫使毛澤東動用軍隊以求平衡，軍隊介入文革為運動後來的走向埋下了伏筆。
收盤（1968~1969）
在發動者的最初設想中，文革不會超過3年。各地成立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標誌著「奪權」任務的完成，其實只是換湯不換藥，一黨專權的黨國體制換了一副新面孔而已。但「工人階級占領上層建築」是認真的，以樣板戲為標誌的「無產階級文藝」亦充斥城鄉所有舞台。紅衛兵們完成了「造反」任務，現在要上山下鄉去「接受再教育」了；「清理階級隊伍」和「清查五一六」則預示著原來的造反派開始倒霉。劉少奇在1968年12月被公布為「叛徒、內奸、工賊」，是黨內清洗的最高點；作為「勝利者的大會」，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本來已經預示運動即將收盤。還有一個因素必須考慮，那就是中蘇關係的持續惡化。珍寶島的槍聲迫使毛澤東重構世界棋局，國內政治和外交之間產生新的異動。
驚變（1970~1972）
1970年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標誌著高層的再次分裂。本是毛澤東左膀右臂的林彪軍人集團和極左文人集團之間發生衝突，毛對九大剛確定的接班人產生懷疑。「九一三」林彪出逃、折戟沉沙於溫都爾汗，摧毀了「偉大領袖」的神話，改變了高層政治生態，構成文革演變的分水嶺。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中美關係解凍則是文革中期的另一個驚變，中國的外交戰略做出重大調整，內政也從激進走向溫和。官場和民間，舊的東西（包括特權、腐敗）正在回籠，它和各類「文革新生事物」混雜在一起，形成文革「小熱月」的特有景觀。
殘局（1973~1976）
進入生命暮年的毛澤東已經無力駕馭自己發動的這場「革命」。1973年鄧小平重新出山整頓、恢復經濟秩序，很快與堅持文革原教旨的「四人幫」極左文人集團發生衝突。毛兩頭安撫、兩頭批評，最後仍以「反擊右傾翻案風」表明不會放棄文革初衷。但，民眾已經厭惡無休止的「革命」，1976年春借悼念周恩來而發生的天安門四五運動，標誌著中國民間的覺醒。5個月後，毛澤東去世；又不足一個月，毛的遺孀江青和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被抓捕，民間報以發自內心的歡呼，這是從民意角度對文革的蓋棺論定。
文革的世界影響
文革確曾產生短暫的世界影響，「毛主義」不但是許多亞非拉美國家革命者的旗幟，也被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反戰人士和青年學生奉為「指針」乃至抗議、造反的「利器」。在那個極度貧窮的年代，中國居然拿出大量真金白銀「支援世界革命」；中美關係解凍後，中國又在「三個世界」理論框架內試圖充當開發中國家的領頭羊。然而，文革年代的中國又是一個極度封閉的國家，普通老百姓幾乎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貧困、無知與自大並存。只是到了改革開放時代，這種狀況才徹底改變。
文革與當代中國
十年文革對中國社會造成了巨大而長遠的破壞，它把極權體制的所有悖謬深刻展現出來，並以自己的徹底失敗為改革開放創造了條件。但文革後的中共領導人並未真正汲取文革教訓，在有限度承認市場經濟的同時繼續維護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勢必造成權錢結合、權貴資本瘋長，其規模、動能與體量已遠超文革前17年。這是毛左派興起的大背景，他們似乎相信，只有再來一次文革，才能徹底剷除這些「新生資產階級」；而憲政自由主義者則斷言，問題的根源在於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沒有政治結構和與之相互依託、互為條件的大眾政治文化的根本變革，中國不可能步入現代文明。
近年來，隨著習近平新極權的崛起，人們在擔憂文革的某種重演：中國重新回到個人獨裁的時代。
是的，歷史前行的路上仍荊棘遍地，充滿變數。但願中國這個古老而年輕的國家在經歷了50年前那場悲劇後，不再陷於另一場自我毀滅的鬧劇。
2018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