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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正在毀掉我們的生活

通勤問題正在毀掉大城市人的生活。記者採訪了五個來自大城市的朋友,他們來自不同的崗位,不同的階層,共同的是,他們每天通勤時間都在2小時以上。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長距離通勤對於個體意味著什麼,又是什麼把他們逼上了漫長的通勤之路。

通勤,是從居住地往返工作地的交通行為,它連接著每個上班人的生活與工作。

城市變大了,交通便利了,當居住成本的空間差異越拉越大,人們居住和工作的地點也就越離越遠,也就是說,人們通勤距離和通勤時間在拉長。

早晚道路擁堵,候車時間漫長,公交里摩肩接踵,到家已該入睡……通勤問題正在擠壓人們的生活時間,撕裂人們的社會關係,也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滿意度及未來的發展。

記者採訪了五個來自大城市的朋友,他們來自不同的崗位,不同的階層,共同的是,他們每天通勤時間都在2小時以上。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長距離通勤對於個體意味著什麼,又是什麼把他們逼上了漫長的通勤之路。

通勤弄壞了我的胃,也侵佔了我的充電時間

早晨,阿牛必須6:10起床,6:30出門,才能保證8點半準時到崗。

下了地鐵之後狂奔10分鐘到工作單位——G城銀行南山分行,阿牛從食堂抓兩個包子,衝去打卡。開早會從8點30開到8點45。上櫃。把抓來的包子藏在櫃檯下面,趁沒人注意的時候啃一口,再啃一口。如果上班遇到大風大雨,列車停運或者塞車,來不及去食堂,等待他的就是飢腸轆轆的一整個上午。

畢業後,老家在粵北的阿牛來到深圳,進了G城銀行當櫃員,每個月到手的試用期工資才2000多。單位在深圳高新科技園,這個工資,正好等於單位周邊一個小房間的租價。阿牛租不起。經親戚介紹,找到寶安西鄉的一個單間,帶廁所廚房,600元一個月,算是親情價。每天去單位,公交轉地鐵。

但每天3小時的來回通勤,毀了阿牛的胃。

下午。銀行對外關門之後,作為內部員工的阿牛要點數、整票據、等豹哥(指等運鈔車)、送錢箱;要練技能,要打電話營銷客戶,領導還要開會。‌‌“5、6點的時候吃點麵包墊墊肚子,加班到晚上8、9點,趕車回家,9點10點才吃飯,這是常態。‌‌”

直到有一天,胃部不適惡化成劇烈疼痛。阿牛一個人到醫院去,診斷出來,是急性腸胃炎,有潰瘍,做了個小手術。醫生囑咐他,不能再飲食不規律。第一次發作,前後一折騰就是三個月,‌‌“前一個半月康復期只敢吃流食,後一個半月又沒胃口。‌‌”三個月下來,暴瘦了25斤。從此以後,阿牛稍微吃不規律,胃病就複發。

‌‌“每天在路上,都問自己為什麼要這麼累。‌‌”但是有什麼辦法?G行試用期長達半年,2000元的工資也就拿了半年。好不容易轉正,工資還是少得可憐,‌‌“誰都知道,G行的工資在所有的城市商行中是倒數,一個基層櫃員的工資我都不好意思說。而且,堂堂一個國企銀行,就因為銀行業績不好,拖欠了我兩三個月的薪水。‌‌”大學畢業又如何?到大城市來,還不是無依無靠的小鎮青年。

這兩年,通勤吃掉了他的業餘時間。他原本希望未來往客戶經理髮展,卻根本沒有時間去拓展自己的人脈圈。僅僅是考一個銀行從業資格證,都要用上下班路上、櫃檯業務間隙來複習,他自嘲:‌‌“最後通過,靠的是我頑強的智商和學習能力。‌‌”

但阿牛是樂觀的。‌‌“過去兩年收入又低又不穩定,住得遠是遠了點,但能夠留在這個城市裡,已經很幸運了,每天上下班吃點苦,又算什麼呢?‌‌”阿牛相信,在沒有經濟實力的時候,這些經歷都是財富;他相信,年輕的時候多吃點苦,以後會更加順暢。

現在,阿牛攢下了一點錢,決定到市內租房。因為他意識到,如果沒有時間投資自己,工資的天花板就會永遠這麼低。

通勤,傷了親情,毀了愛情

和阿牛不同,洋仔是深圳local。

洋仔晚上10點鐘回到家,洗個澡,再休息半個小時,和女朋友發幾條微信,就該睡覺了,第二天六點多又要早起。

洋仔的母親在他緊鎖的房門外用家鄉話抱怨:‌‌“你早上上班那麼早,晚上回那麼晚還不跟我說話!‌‌”又來了,阿洋感到崩潰。

每天工作12個小時,回到家,阿洋累得一句話都不想說。但是好像他有多累,他母親就會有多不滿;而他母親有多狂躁,他就有多想躲起來。阿洋和家人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洋仔和父母同住,家在深圳龍華的H村,距離他上班的會計所有三十多公里。沒有地鐵直達,阿牛必須用30分鐘開車到地鐵站,轉乘地鐵40分鐘,再走十幾分鐘到單位——提前‌‌“棄車‌‌”入地鐵,是洋仔研究出來最快最好的選擇。‌‌“早晨龍華入市區開車有多堵,深圳人都知道。‌‌”

很多家在‌‌“關外‌‌”的深圳年輕人,成年後會到‌‌“關內‌‌”的市區工作。儘管深圳的實體的‌‌“關‌‌”已經取消了,但是對本地的年輕人來講,好的工作機會仍然集中分布在市中心,即過去的‌‌“關內‌‌”。

工作後與父母同住,似乎成了這一屆年輕深圳人的選擇。比如洋仔就覺得出去租房‌‌“沒有必要‌‌”——這會讓自己的可支配收入打折扣。‌‌“工資不夠,租房很貴,買房買不起,不要以為深圳人就能擺脫這種命運。‌‌”

但是顯然,這樣做,是有代價的——只要在家裡住著,爸媽就把他當成寶寶。

洋仔的女朋友,是大學時的學妹,畢業後,女友考進了佛山的銀行,和他開始了異地戀。平時工作忙,洋仔只能在中午吃飯、晚上下班和睡覺前跟女朋友簡短地聊天。到了周末,洋仔都會爭取時間,開車去佛山看她。

但是每逢周末,卻要面對‌‌“女朋友還是媽‌‌”的經典問題:一邊是希望他陪伴的父母,一邊是要難得一見的異地戀女友。‌‌“周一到周五我忙得誰都陪不了,到了周末,就要兼顧陪伴家人和戀人。‌‌”久而久之,矛盾積累,‌‌“就會很不爽‌‌”。

誰都委屈,最後誰都累了。去年9月阿牛的業務高峰期結束後,他和女友分了手。‌‌“最艱難的日子也都熬過來了,但是陪伴時間不夠,積攢了很多委屈埋在心裡。‌‌”

現在,洋仔換了公司,在附近租了個8平米、1500元的房間。成了單身漢,那些曾經撕扯自己神經的情感矛盾就像一場夢。

‌‌“以前住在家裡,本來是想要多陪下父母,再給我和女朋友未來的生活多攢點錢。但是我太天真了——‌‌‘加班狗’怎麼耗得起每天三小時的通勤時間?兼顧工作已經很勉強了,維護親密關係,就成了超綱題。‌‌”

誰知道哪一天我就辭職走了呢?

葉子家在深圳西端某個城邊村工作,是政府街道辦網格綜合管理辦公室的臨聘人員。住在區中心的父母家,她的上班路徑和許多人不同——她從市區往郊區走,每天逆潮而行的好處,就是有座率高。

但這是僅有的一點好處了。

葉子每天通勤時間1個多小時,20分鐘地鐵,轉40分鐘公交。一般7點50出發,9點踩點到。9點鐘的時候,領導要點名,‌‌“跟上學時候一樣‌‌”,如果遲到,還會像個小學生一樣被批評。不想挨罵,‌‌“地鐵出來要百米衝刺,不然公交車跑了就遲到了。‌‌”抱起包包就飛奔,還要不停躲避路人。有些路人戴耳機,聽不到她的腳步聲,她轉個方向,側身而行。到了夏天,葉子每天上班路上,都跟被水泡過一樣。

這份工作是家裡托關係給介紹的。‌‌“都說政府工作好,但編外的臨時工有時比打工的都不如。‌‌”這個崗位,什麼都要管:查人口、巡防、檢查食品安全、搬運亂停的共享單車……‌‌“就差沒去掃地了‌‌”。領導的命令忽如其來,加班說來就來,沒有商量的餘地。‌‌“正常下班的話還好,如果八九點下班,車比較少,有時候要等很久。‌‌”

在很多大城市,上下班高峰期都會增加公交車的發車量,但是對於加班族來說,晚上下班晚的,車輛恢復正常,就只能多等一下了,那麼到家的時間也就更晚了。

葉子工作的地方,聚居的多是外省來打工的務工人員。‌‌“那些工廠的九點十點以後下班,夜市街那個時候才開始熱鬧。‌‌”德克士、上海小餛飩、湘菜小館、原味湯粉店……街道上食物的香味四溢。

但葉子的心裡卻總是籠罩著一絲不安的氣息,‌‌“這一片城中村比較亂,前科人員也挺多的——每個月派出所會導出前科人員的居住地址給我們,有強姦犯,吸毒的比較多。‌‌”她自嘲:‌‌“老油條,習慣了。‌‌”但次加班,她內心都十分抗拒,晚了,走在路上總是繃著弦。

上個月,山竹颱風之前,她收到通知必須到崗,‌‌“頂著颱風,要我們巡山、做排水工作,做安全報告‌‌”。周末,深圳的樹倒了,地鐵都停運了,住得遠的葉子被困在家裡,只能請假。周一,‌‌“上班就像叢林冒險‌‌”,樹木擋道,堵車,葉子遲到了,卻被領導罰了所有的加班費,還被奚落了一番。‌‌“可能是不爽我昨天沒上班。‌‌”

即便如此,葉子不願意花錢到單位附近租房。

其一,租房,對於她的整個家庭來說,都是消耗。葉子的爸爸是一個電子配件小作坊老闆,近幾年,深圳的實業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他的錢全部拿到生意上周轉和還債,供家的生活費卻所剩無幾。葉子媽是全職主婦,沒有收入,自己還有一個還在上學的弟弟。所以,葉子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資都拿來補貼家用了。

另一方面,是因為她對現在的工作毫無歸屬感。‌‌“我是臨聘的,地位沒有正編的那麼高。工資低,還要做最累的事;領導變態,同事們處處受氣。‌‌”她說,儘管天天花兩個多小時在路上很辛苦,但暫時先這麼跑著吧——‌‌“誰知道哪一天,我受不了,也就辭職離開這個破單位了。‌‌”

在六環外,抱緊社會主義的大腿

北京,是全國人均通勤距離最長的城市。

‌‌“西苑站到了。‌‌”地鐵門一開,不到十秒,通道里就涌滿了黑色的人頭,像是瘋狂搶食的螞蟻。

從北京的西北六環到蓮花橋地鐵站,需要依次經過地鐵16號線、4號線和1號線。西苑站,16號和4號線的換乘之處,最是每天檢驗小姚體力的地方。

小姚爭先恐後地跑向站內僅有的兩個扶梯,因為她知道,慢了,扶梯上就會立刻站滿人,慢了,下一趟車就可能會擠不進去。每天,這位早起的‌‌“特困人員‌‌”都要睡眼惺忪地沖向地鐵——沖得過人群,熬得過長途,是小姚每天三小時的通勤必修課。

三個小時,怎麼打發?以前,她試過帶紙質書到地鐵上看,但那只是‌‌“曇花一現‌‌”。‌‌“畢竟早上六點半就得起床,下了班也就只想看視頻。‌‌”現在,和大部分乘客一樣,阿姚抱著手機在微信、支付寶螞蟻森林、淘寶、微信讀書來回刷。通勤時間擠佔了睡覺的時間,困得不行,只能用一些無聊的東西刺激自己。

小姚住在西北六環,‌‌“賴‌‌”在男朋友單位的一室公寓房。小公寓大概18平米,吃飯的桌子就是放電腦的桌子,客人來了得坐在摺疊椅上,多少有點擠。但是,這是男朋友單位的福利,每月不用給房租,只用交水電費。小姚很滿意,‌‌“我2016年的時候租在朝陽大悅城附近,很小的三居6500,第二年是7000,今年據說又漲了。‌‌”

小姚在北京某葯監局的投訴舉報中心工作,屬於勞務派遣,沒有編製,一個月工資六千多,‌‌“‌‌‘臨時工’沒有福利‌‌”。巧的是,現在在西北六環的整租一個二居室的房子,也要六千甚至七千,三環內葯監局投訴中心的周邊房價更是不忍直視。

雖然每天的長距離、人擠人、睡不夠讓她有些困擾,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住房省錢,還有和男朋友在一起,至於便利,只能靠邊站。

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小姚說,‌‌“如果以後有孩子了,至少得租個兩居室,那麼我每個月的工資就得大部分上交給房東。‌‌”現在,小姚不單住著男朋友單位的無限期福利房,每天下班還能上他單位食堂吃晚餐,忽略每天的長途跋涉,小姚覺得這已經是‌‌“社會主義‌‌”。

來自小地方,從北京的大學畢業後就業,是個不折不扣的北漂。她坦稱,‌‌“單位不能解決住房問題的話,我這種青年在北京是活不下去的。‌‌”但在當下的中國,似乎只屬於少部分人才能享受那樣的‌‌“社會主義福利‌‌”。

來北京十二年,沒有停止奔波

長距離通勤的問題不單單困擾著城市的白領階層,底層勞動者更是習以為常了。

從北京西北五環外的城邊村,到東北三環的燕莎橋,無論颳風下雨,金枝姐都得坐上自行車,騎上10公里去上班。上班一個小時,汽車的尾氣也就吸了一個小時。不坐公交,是為了省錢。

金枝姐從不遲到。金枝姐在一家公司當清潔工,一個人負責兩層樓的衛生,是體力活。但長距離的騎車,也是‌‌“體力活‌‌”。所以,公司要求早晨8點半上班,金枝姐7點就出門了——提前20分鐘到,休息一會兒,才可以‌‌“喝口水,重新開始幹活‌‌”。

下午五點半,金枝姐下班了,還得再騎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回家,‌‌“在路上跑了一天了,回來洗個澡,也就休息了。‌‌”不過,金枝姐的老公黏她,有時非要回家吃飯。等他騎著電動車回來,到家都九點多了,又是好一頓折騰。

金枝姐來北京打工十二年了,始終沒有解決長距離通勤的問題。她和老公感情好,兩人想在一起住,公司又不包住宿,所以兩夫妻從2006年到北京開始,就在北京郊區租了一間大約十平米的房子。住得遠,是為了一個月幾十塊錢的便宜房租,後來十年,房租慢慢上漲,漲到了兩百多一個月。好幾年裡,上班一兩個小時路程,‌‌“一路都是荒草、大樹林。一片大荒地,突然冒出一個小房子。‌‌”

2017年,北京那場風捲殘雲的行動波及了許多城邊村。金枝姐也被迫搬離原來的村子,在北京東北五環邊上的費家村重新找了一間小房子。經常換地方,搬家對於金枝姐倒是簡單,找個紙箱子、找個拉包,東西裝上就走。但這一次搬遷,房租直接上漲到每月1500元,足足漲了六、七倍。金枝姐做清潔工一個月工資3000來塊錢,房租就佔了一半。

房租漲了,但現在的房子還不如過去月租250的房子。小廚房就跟柜子差不多大,只能一個人貼著牆進去。一張一米五的床,兩人就得側身走過房間,衣櫃都得放到了桌上。‌‌“小得太可憐了。‌‌”但形勢所迫,為了不被趕走,為了夫妻同居,這已經是最優選擇了。

為了和老公一起住,金枝姐不覺得苦。打工這些年,兩夫妻買了一輛電動車,但是金枝姐不騎。‌‌“我老公現在做餐飲,6點就要到公司,幹活挺累的。我跟他說,為了讓你給我多賺點錢,就讓給你吧!‌‌”金枝姐爽朗地笑了:‌‌“騎自行車上班,我正好減肥!‌‌”

***

上班族們往往出於降低生活成本的理性考慮,而選擇居住地與工作地的分離。同時,人們也是情感動物——他們在經濟不那麼寬裕的時刻里,為了維護親情、愛情,為了創造未來的生活,寧願選擇每日奔波。

然而,每個披星戴月的上班人,誰不是戴著枷鎖地在路上?當人們普遍相信,那樣的狀態是階段性的,有心是可以改變的。卻發現上揚的房價、持低的薪水、不穩定的工作、消失的福利保障、高強度的加班,在持續地製造著人們的經濟緊張——這才是造成人們選擇遠距離通勤的因素——白領階層難以擺脫,社會底層更是深陷泥淖。

當長距離通勤像一個吸血鬼一樣,吸幹了上班人士的健康、感情、業餘生活以及上升空間,別再幻想著個人的努力能夠改變一切(相信你已經夠努力了)。我們該想的是:到底是誰在你的薪水、房租裡面,拚命地賺差價。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土逗公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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