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控制的「歷史」並沒有為「六四」作出公正的裁判。時評人長平認為，將制度的衝突包裝成文明的衝突，正是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宣傳伎倆——這就是「中國夢」的實質。
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共的軍隊和武警重新占領了中國。血雨腥風之中，全國各地一派肅殺。正如很多追求正義而不得的人們一樣，當時參與抗議運動的人們相信：歷史會作出公正的裁判。
遺憾的是，歷史並非一個中立的客觀存在。正如奧威爾《1984》裡所言：「誰控制了歷史，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今天，誰就控制了歷史。「殺人者控制了今天，歷史就會變成嗜血的惡魔，它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良知。
六四剛剛被鎮壓之後的九十年代，為屠殺辯護的理由，大體上是說：民主自由固然是好，但是西方得到它也花了幾百年時間，我們也需要慢慢來。而為了朝這個目標進步得順利一點，中國當下最需要的是穩定。
反對者認為，專制獨裁是國家動盪的根本原因，民主自由才能帶來真正的穩定。於是，辯護者說，穩定的原因各不相同。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我們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老百姓就想被人管，否則就會大亂。
到這裡，追求民主自由的終極正當性並沒有被否定。這是因為，新的教育還未開花結果。我多次論證，學校教育、出版導向和媒體宣傳在六四之後都有了很大的改變，其方向就是去正義，去價值，去良知。狹隘的民族主義取代了虛偽的共產主義，「國學「成為愛國主義顯學，利益是否最大化是成敗的最終評判。
這種教育之下的新一代終於成長起來。他們就是「八九一代「所等候的未來歷史的開端。他們為屠殺辯護的理由變成了：沒有當初的六四屠殺，就沒有今天的經濟繁榮；除了經濟繁榮之外，中國並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那麼什麼是中國式的民主自由呢？就是中共統治的這個樣子。不僅沒有選票，沒有抗議，而且西方對中國的人權監督，再也不是制度的優劣，而是文明的衝突。
將制度的衝突包裝成文明的衝突
上個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知名國際關係學者斯金納在華盛頓一個智庫的安全論壇上，把中美競爭形容為中西文明和意識形態的爭鬥，還稱不同於美蘇冷戰，中國是美國面對的第一個「非白人「的大國競爭對手。
這個論調在西方引發爭議，也得到中國方面迅速的回應。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強硬表態：「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
習近平的「文明論「完全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確，甚至非常動聽：「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奼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我們應該秉持平等和尊重，摒棄傲慢和偏見，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
如果你看看中共在「文革「期間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現在如何對待西藏文化和維吾爾文化，就會覺得習近平的講話非常荒謬。官媒和社會輿論也經常如此，一方面要求西方多元包容，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對中國的異議人士無情打壓；一方面為西方社會過中國年歡呼雀躍，一方面又堅決抵制聖誕節。
事實上，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宣傳伎倆就是如此，將制度的衝突包裝成文明的衝突--這就是「中國夢「的實質。人權、民主和自由與專制制度水火不容，卻被說成與中華文化傳統不相協調，好像西方歷史上沒有過皇權文化和專制政治一樣。因此，斯金納也把制度衝突解釋成文明衝突甚至種族矛盾，正中中共宣傳的下懷。習近平要求尊重不同文明，在中共宣傳語境中也就要求尊重其專制制度。
「文明「一詞主要含義有兩種：一是指社會文化積累，也就是所有被人類賦予意義的事和物組成的存在，被認為彼此之間是相對平等的；二是指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表現出來的狀態，被認為有高下之別。如果以後者論，專制獨裁以及它所製造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的確是不夠「文明「、需要進化的。如果認為這樣的「文明「需要改造甚至被取代，在認識上恐怕並不是愚蠢的，在做法上也不是災難性的。當然，斯金納不應該為中共刻意製造文明衝突論的宣傳機器背書，而是應該準確地稱之為比蘇聯更強大的「專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