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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三峽日記》辯解自己被推前台 江澤民以黨性逼代表投贊成票

三峽工程贊成票的比例剛剛超過三分之二,與全國人民代表中的共產黨員代表的比例相符。如果沒有江澤民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以黨紀要求黨員代表支持黨中央的決策,而是讓代表自主決定,三峽工程贊成票的比例會更低,可能不過半數。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的結局是速死,三峽大壩工程的結局將是凌遲,比三門峽大壩工程的危害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Google地球衛星圖像顯示三峽大壩出現變形跡象。

2015年7月15日萬里在北京去世,享年99歲。目前對萬里很難蓋棺定論,仍存在許多有待歷史拆解的疑團。改革開放初始,萬里和趙紫陽齊名。1986年7月31日萬里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專題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獲得一片喝彩。1989年六四前萬里出訪美國、加拿大,回國途中被阻上海,此後未見發表過與鄧小平意見相左的觀點,當然,不排除有相左觀點,而至今無法面世。本來萬里對三峽工程存有許多置疑,但在擔任人大委員長的末期,竟然出現人大強行通過三峽工程議案的事,而留下終生遺憾,也值得後人深究其中原委。

一、萬里談科學民主決策和政治體制改革

當筆者還在南京大學上學時,萬里的名字可以說是如雷貫耳。他支持農民包干到戶,為農村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當時盛傳的一句話是:“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那時提倡思想解放,1986年7月31日,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一個關於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講話。田紀雲評論道,這篇講話不啻一聲驚雷,振聾發聵,在黨內外引起了廣泛的強烈反響。有如一聲春雷。8月15日《人民日報》將這個講話以《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在頭版加以發表。

萬里在講話中直指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決策錯誤,誤國殃民。萬里說:“在一切失誤中,決策的失誤是最大的失誤。一著不慎,全盤皆輸。”大躍進“決策的失誤造成數以千億計的重大損失。這還只是物質財富方面可以計算出來的損失,還有許多無形的損失,特別是在人們的精神狀態方面造成的損失,比這影響更為嚴重。‘文革’十年的決策失誤,更是誤國殃民,禍及子孫,使我們至今仍不得不努力消除這些重大決策錯誤所造成的深遠後果。”

萬里接著闡述了民主、平等、協商的政治環境和高度學術自由的重要性。他認為:“為發展科學理論,首先需要創造一種民主、平等、協商的政治環境。領導者要尊重人們充分發表意見的民主權利,不要害怕別人講不同意見的話,甚至講反對自己的話。過去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是正確的,但還有點消極。積極的說法應該是:‘言者有功’,‘聞者受益’。這種良好的政治環境對軟科學研究來說尤為重要。因為軟科學是既涉及學術、又涉及政治的創造性的複雜腦力勞動。只有在高度學術自由的氣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觸類旁通,獨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見。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氣中,才能言無禁忌,力排眾議,慷慨陳情。軟科學研究應該只尊重客觀事實,崇尚真理,不迷信權威,不屈從個別領導人的意志。一切結論不能產生在研究工作之前,只能產生在研究之後,產生在經過實踐的檢驗之後。”

科學的獨立性,是當今中國禁止的話題。而那時萬里就敢於討論這個話題。他指出:“有的領導人往往喜歡把他們主管的研究部門,當作為他們的任何決策拼湊各種‘理論根據’的工具。這種所謂‘科學’的決策論證,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和危險性,比沒有論證更壞。軟科學研究必須有不受決策者意志影響的相對獨立性。它只接受實踐的檢驗,只對人民和歷史負責,而不能看領導者的眼色行事。領導者可以不同意研究人員的觀點,否定他們的結論,不接受他們的建議,但不能強迫研究人員違心地改變觀點,修改結論,以迎合自己的需要。”

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1986年曾是熱門話題。在 中共領導人中萬里是談論政治體制改革最多的一位,思想理念領先。

二、1986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十五號文件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布置任務

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發了“關於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的15號文件,文件決定,由水利電力部廣泛組織各方面的專家,進一步論證修改原來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成立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水利電力部提出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提請中央和國務院批准,最後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中共中央指定李鵬、薄一波、王任重、程子華負責協調三峽工作的論證工作。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第一節第五十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憲法第三章第一節第六十二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如修改憲法、制定和修改法律、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等等。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下了一個15號文件,用命令的口吻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去審查和批准三峽大壩工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順從地遵照這個15號文件規定的程序去完成所布置的任務,這不是對三峽工程決策的重視,而是對中國憲法的蹂躪,是對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蔑視。當時萬里在國務院任副總理,參與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布置任務,沒有能從保護憲法的角度,提出不同意見。

三、中國最窩囊的全國人大委員長

胡耀邦下台之後,趙紫陽出任總書記、李鵬高升當總理、萬里擔任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但萬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中國最為窩囊的全國人大委員長,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在最高決策圈之內。關於三峽工程的決策最初都是繞著萬里這個人大委員長進行的。

李鵬是個善於拉幫結派的人,手下有最多大將如錢正英、李伯寧、張光斗等等。這些人組成了三峽工程的主上派。他們通過王震、王任重催促江澤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儘快做出上馬的決策。

全國政協副主席王任重本來是湖北省的負責人,一貫堅決支持三峽工程上馬,當時為中央三峽工程籌備組成員,輔助李鵬工作。王震本對三峽工程一無所知,他跳出來則是為了集團的利益。1991年3月即將召開的兩會,將討論的第八個五年計劃(1991年至1995年)中根本沒有三峽工程這一項,關鍵是李鵬無法說服國務院常務會議將三峽工程列入八五計劃。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就在全國政協表示,五年內不可能建三峽工程。當時三峽工程主上派十分著急,由國家副主席王震出面在廣州舉行三峽工程座談會,由王任重主持,出席的有張光斗、嚴愷、張瑞瑾、魏廷爭(王爭)、楊賢溢、殷之書、史傑、王漢章、劉兆倫等等。會後由王震出面給鄧小平和江澤民寫信,聲稱“八五”期間是上三峽工程的最佳時機。

兩會期間李伯寧也給黨中央和江澤民寫了一封信,大談建設三峽工程是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3月20日李伯寧將此信交給王任重。王任重將此信轉交江澤民、李鵬和各位常委,萬里不在其中。3月30日江澤民在李伯寧的信上批示:“看來對三峽是可以下點毛毛雨,進行點正面宣傳了。也應該開始做點準備。請李鵬、家華同志酌。”還是沒有萬里的事。

四、萬里的憂患

1991年5、6月間中國華東地區發生兩次大的洪水,一是淮河洪水,一是太湖洪水。從地理上來說,這兩次大洪水和長江洪水沒有直接關係,和三峽工程的所謂防洪效益更沒有關係。由於黃河奪淮後淮河沒有了入海口,部分洪水可以經長江入海;而太湖又地處長江三角洲地區,硬要把這兩次洪水說成是長江流域內的洪水,也勉強說得過去。淮河洪水和太湖洪水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大,特別是太湖流域包括了上海市,江蘇省的蘇州、無錫、常州和浙江省的杭州、嘉興、湖州,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中國經濟的中心。有人說,太湖洪水淹了中國的錢袋子。歷史上太湖流域並沒有大洪水災害,因為太湖有三條入海的通道,洪水可以迅速進入東海。古人稱:三江入,震澤(太湖)定。黃浦江是三條入海的通道之一,也是通過能力最大的。黃浦江右岸是地勢低洼的浦東,本是泄洪的通道。由於鄧小平的一句話,浦東成了上海新的發展中心。在制定總體規劃時忘記了原有的泄洪功能,沒有規劃和建設替代新的設施來彌補喪失的泄洪功能。當太湖發生洪水時,洪水不能順地勢進入黃浦江經浦東入大海,只好臨時抱佛腳,為洪水找新的出路。中央命令江蘇省從蘇州、無錫打開泄洪通道讓洪水入大海。江蘇省拒絕執行,認為蘇南地區的經濟總量可與上海相比,洪水經蘇州、無錫入海,江蘇省損失太大。之後中央命令浙江省打開泄洪通道讓洪水入大海。當時浙江經濟實力比上海和江蘇要弱,只好遵命。但是浙江的泄洪通道尚未完工,加上浙江省地勢本來就高,泄洪效果不好。最後中央再次強行命令江蘇省泄洪,江蘇省不得不從命。可惜中央指揮出錯,炸開泄洪閘門後,太湖水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漲。最後洪水漫出太湖大堤,淹了中國的錢袋子。

為了掩蓋抗洪指揮的錯誤,中央把1991年的“長江”洪水災害的原因歸之於在思想上缺乏水患意識,在技術上則缺乏防洪的核心控制工程。意思是,如果有了長江三峽大壩,可以卡住長江洪水,長江流域就不會有這樣的洪水災害。

1991年8月28日萬里委員長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21次會議上專門談及此次華東洪水的經驗教訓。萬里認為華東洪水的最大啟示,就是必須大大增強全民族的水患意識。同時指出,中國的許多大江大河尚未根本治理,已經建設的一些水利措施,也存在防洪標準偏低和缺乏系統配套的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增長,洪水造成的損失必然越來越大。沿海的幾個三角洲地區,經濟最發達,人口最密集,又都處在大江大河的下游,一直存在著水害的潛在威脅。大江大河一旦出事,勢必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打亂和推遲四化建設的進程,影響第二步戰略目標的實現。在為當代人利益著想時,也要考慮到後代人的利益。如果不指出這種潛在的巨大危險,並採取有效的措施,那就是沒有盡到應盡的歷史責任。萬里提出,因華東洪水所在範圍,同屬長江流域,根治長江,必須把長江一百八十萬平方公里作整體考慮。

萬里說:“關於三峽工程爭論已久……,但是我認為,從整個國民經濟穩定發展的這個長遠需要看,從確保長江中下游安全的這個緊迫的需要看,三峽工程的必要性日益明顯。遲上馬不如早上馬。這是關係到億萬人民切身利益的長久之策,建議國務院列入十年規劃。”萬里“洪水憂患”的講話表明,他不願意被排除在中央最高決策圈外,而是要有所表示和行動。這裡表現出的恰恰是“權利憂患”。

萬里講這番話時,好像把1986年關於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講話精神忘得一乾二淨。作為人大委員長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未作決策前,就表態三峽工程遲上馬不如早上馬,這絕不是決策的科學化,更不是決策的民主化。

五、三峽工程防洪效益有限,更無法確保長江中下游的安全

洪水是一種周期性出現的自然現象。造成洪水災害的最主要原因是人類活動佔領了過多的本來屬於水的空間。中國史書中很少記載兩千年前長江有什麼大的洪水災害。長江洪水自明清以來,洪水災害加重,次數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大力治理長江,結果是洪水災害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嚴重。人類要減輕洪水災害的破壞,有兩類防洪措施,一是硬體措施;一是軟體措施。軟體防洪措施包括城鄉規劃中合理的土地利用規劃、洪水災害預警、洪水災害保險等。硬體防洪措施就是工程措施,比如加高加固河流湖泊的堤防,建立分洪區、滯蓄洪區、修建防洪水庫、增加透水地面面積、增加排泄能力等等。修建防洪水庫只是其中的一項工程技術,而且是世界上用於發電灌溉多而用於防洪目標不多的工程技術。

黃萬里先生指出,長江防洪主要還是靠加高加固長江堤防。一生從事長江洪水研究、擔任三峽工程論證洪水組顧問並沒有在論證報告上簽字的陸欽侃先生指出,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

為什麼說三峽工程防洪效益十分有限呢?

第一,三峽工程防洪庫容太小。工程可行性論證時,防洪組提出防洪庫容要在376億立方米以上,但是根據公布的數字,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為221億立方米,沒有滿足防洪組的要求。

第二,建造三峽大壩,自然的河道原有的容納洪水能力消失。未建三峽工程前,長江三峽河道的自然容納洪水能力可高達102億立方米。建造三峽工程後,這自然容納洪水能力消失。簡單地說,三峽工程創造了221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減去消失的102億立方米自然河流的蓄洪能力,凈增加只有119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

第三,三峽工程的221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是錯誤計算的結果。李鵬在“三峽日記”中寫道,正常蓄水位180米,三峽防洪庫容近220億立方米。建成的三峽工程正常蓄水位為175米,比180米還低5米,防洪庫容不可能超過220億立方米。張光斗在給國務院的信中,也談到防洪庫容計算錯誤的問題。但他建議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公眾。

第四,動用三峽水庫發揮防洪功能時,三峽水庫不是平衡,而是斜湖,其水力坡度和洪水流量有關,洪水流量越大,水力坡度就越大。三峽工程上馬前和讀者談這個問題難度比較大,因為有“高峽出平湖”的詩句在。2003年三峽水庫形成後,談這個問題比較容易,在汛期,大家看到的是“高峽出斜湖”。到目前為止,三峽工程尚未在洪水期壩前水位蓄到海拔175米,尚未全部動用221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尚未真正發揮防洪效益,但重慶部分市區已經三番五次地遭到洪水淹沒。

第五,三峽工程論證指出,三峽庫區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壩前水位只蓄到海拔164米,重慶朝天門碼頭的水位為海拔199米到203米。三峽工程決策後,重慶把重點發展地區的海拔高度定為220米,就足以說明,如果三峽工程發揮設計的防洪功能,只能保證重慶的洪水位不超過海拔220米,而海拔220米以下地區將來有可能被大洪水淹沒。

第六,根據論證報告,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只對長江中游的荊江地區而言,最遠至武漢,而對淮河和長江下游以及長江三角洲根本無防洪效益可言。

因此,萬里從1991年的淮河和太湖洪水災害的教訓,引到“三峽工程的必要性日益明顯,遲上馬不如早上馬,這是關係到億萬人民切身利益的長久之策”,是完全錯誤的推理。

六、全國人大常委會三峽工程考察團關於三峽工程的結論是張冠李戴

對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1985年15號文件給全國人大布置的任務,全國人大並不積極,幾年以來一直沒有行動。倒是沒有接到任務的全國政協,多次組織幾百名政協委員考察三峽地區,提出具體反對的意見。直到1991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才組成三峽工程考察團。人大副委員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慕華為團長,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曹志為副團長,組員有著名越劇演員袁雪芬等23人,代表了即將參加投票的二千六百多名人大代表,於1991年11月13日到24日考察了和三峽工程有關的地區,其中不少組員是第一次到長江三峽。考察中陳慕華強調了三峽工程宣傳工作和中下游防洪的重要性,並要求長江委迅速研究縮短工期加快建設的方案。全國人大常委會三峽工程考察團認為:三峽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1991年12月26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陳慕華催促國務院儘早將三峽工程建設方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具體地說,建比不建節省大半個三峽工程,早建比晚建節省小半個三峽工程。

其實全國人大常委會三峽工程考察團的成員,包括團長陳慕華,對三峽工程和可行性論證了解甚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黃順興說:“我在事前根本不知道人大常委決定作這樣一個考察。直到他們從三峽回來,向報界發表完全支持三峽工程早上快上,我才從電視上看到。我問幾位一直關心這一工程的常委,都說並沒有得到通知。我於是馬上打電話問秘書處這是怎麼回事。他們怎麼說呢?他們說,我們猜想你身體不好,就沒有通知你。我說你怎麼知道?!他支支吾吾講不出來。後來我聽說,去的人是經過挑選的,多數是外行,自然不會提出反對意見。”

三峽工程考察團的結論是張冠李戴,錯誤百出。

從1986年開始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一共做過六個可選方案:

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

正常蓄水位海拔160米;

正常蓄水位海拔170米;

正常蓄水位海拔180米;

一次建成;

兩次建成。

無論從這六個可選方案中選出哪一個所謂最佳的方案,都是要建三峽工程,只是正常蓄水位的高低不同和分一次還是兩次建成的不同而已。

在六個可選方案中既沒有晚建方案更沒有不建方案。

在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一個叫綜合經濟評價的專業組中,曾做過一個所謂早建、晚建和不建方案的經濟比較。這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比較,三個方案的社會、生態環境影響均不參與比較。在不建方案中,三峽工程所謂的防洪、發電和航運效益則是通過其他的措施來替代。為什麼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不敢大張旗鼓地宣傳這三個方案的比較結果呢?最主要原因是:三峽工程主上派認為三峽工程的防洪、發電和航運效益是沒有任何方案可以替代的。而綜合經濟評價組的三個方案的對比正好打破了三峽工程效益不可替代論,從根本上否認三峽工程上馬的必要性。

綜合經濟評價組的三個方案的費用分別為(括弧中為三個方案的指數比較,早建方案為100.0%):

早建方案:1908.9億元(100.0%)

晚建方案:1981.5億元(103.8%)

不建方案:2018.9億元(105.8%)

晚建方案的費用比早建方案高出72.6億元,僅僅高出3.8%;不建方案的費用比早建方案高出110億元,僅僅高出5.8%。一般規劃允許的誤差為10%。無論是3.8%還是5.8%都在允許誤差之內。況且這裡只做了經濟比較,未作生態環境和社會比較。就是從綜合經濟評價組的三個方案比較中,無法得到三峽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的結論,更沒有建比不建節省大半個三峽工程,早建比晚建節省小半個三峽工程的結論。

參加綜合經濟評價組的李京文2014年12月6日在科技日報上撰文說:“當時我們預算整個工程建設需要資金1900億元,後來結算時花了1850億元,說明預算還是基本準確的。”

但是李京文這位三峽工程論證綜合經濟評價專家組副組長並沒有指出,三峽工程論證總報告並沒有採用綜合經濟評價組的1908.9億元的費用造價,而是只是上報了371億元(稱為靜態投資額,到1992年全國人大決策時改為570億元)。如果三峽工程論證總報告如實地報告李京文所說的1908.9億元,三峽工程根本沒有通過審查的希望。

再說晚建方案比早建方案高出的72.6億元和不建方案比早建方案高出的110億元也不是節省小半個三峽工程或者是節省大半個三峽工程。

其實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中還有一個工程費用總額為157億元(稱為動態投資額)。至於這157億元動態投資額和371億元的靜態投資額以及綜合經濟評價組的1908.9億元之間是什麼關係,李京文未作任何解釋。

陳慕華把綜合經濟評價組近2000億元中的72.6億元和110億元與這個最小的投資數157億元進行比較,於是就有了建比不建節省大半個三峽工程(46.4%),早建比晚建節省小半個三峽工程(70.2%)的結論。可見這個副委員長和人大財經委員主任的真實水平如何。

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擔心全國人大代表投贊成票的不過半數

1992年1月17日李鵬主持國務院第95次常務會議,原則同意建設三峽工程,決定將可行性報告、審查委員會的意見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決定報請中共中央和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審議。

2月1日,水利部才向國家環保局報送了《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環境影響報告書》及預審意見。2月17日國家環境保護局發文批複:原則同意《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環境影響報告書》(以下簡稱《報告書》)預審專家委員會的評審意見。

在國家環境保護局批准《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環境影響報告書》之前,國務院已經同意建設三峽工程,這是一個嚴重的程序錯誤,違反了198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十三條。

2月20日到21日,江澤民主持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第169次會議,討論三峽工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對全國人大代表對三峽工程進行投票時的情形進行了預測,認為很可能贊成票不過半數。可見當時全國人民包括全國人大代表對三峽工程置疑有多麼大,儘管1989年六四之後到1992年2月中國媒體不敢公開發表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意見,全國人大代表也不知道黃萬里給江澤民信中反對建設三峽工程的理由等等。

關於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情況只能從李鵬的《三峽日記》中看到一些:

“中央討論三峽工程二月二十日星期四晴上午,江澤民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三峽工程問題。放了電視片(作者註:為李伯寧所製作),鄒家華作了詳細彙報,然後進行討論。大家都贊成上三峽工程。晚7時半,去萬里同志處。他對上三峽工程態度積極,認為關於三峽工程的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程度都足夠了。並告訴我,今天全國人大常委會已一致通過,七屆人大五次會議將審議興建三峽工程的議案。”

雖然萬里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但不是政治局常委,所以沒能參加2月20日的會議。當天晚上李鵬去萬里家詢問態度。李鵬見萬里態度不錯,便邀請他去第二天的會議上發言。萬里當然很高興,能到中央最高決策層去發言表態。

李鵬的《三峽日記》中繼續寫道:“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晴上午,繼續召開中央常委會,先由楊振懷(時任水利部部長)、李伯寧、錢正英分別就各界人士對三峽工程提出的主要問題作了具體說明。錢正英講洞庭湖逐年淤積,已不能起蓄水池作用,只能用三峽水庫來代替。萬里發言,講他曾數度猶豫是否上三峽工程,去年淮河發大水後,他才下決心,對子孫後代負責,同意上。我也發了言,認為上三峽工程的可行性論證已有結論,同意提交本次人大會議進行審議。”

錢正英在會議上講洞庭湖逐年淤積,已不能起蓄水池作用,只能用三峽水庫來代替,是一派胡言。這麼多年來錢正英一直不敢把她的發言公開出來。萬里的發言倒是比較誠懇,承認曾數度猶豫是否要上三峽工程。1982年10月萬里副總理曾帶領李鵬副部長等去三峽地區考察,因為之前鄧小平明確表態支持三峽工程的低壩方案。在考察過程中萬里對三峽工程並沒有表現出很高的熱忱,最後考察結果也未上報黨中央,可見當時萬里的態度和趙紫陽一致,他們不敢公開反駁鄧小平的主張,在實際操作上採用拖延的方法。萬里態度的改變,是從1991年淮河和太湖的洪水所引起的憂患意識開始。

根據李鵬的日記記載,“江澤民同志總結,此次常委會正式決定,中央同意建設三峽工程方案,由國務院將議案提交人大會議審議。江澤民表示,他將親自到‘兩會’黨員領導幹部會上就三峽工程去作動員。”

3月18日上午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召開黨員負責幹部大會,李鵬主持會議,江澤民做三峽工程的主題發言,講了兩小時。江澤民說黨中央和本人他對三峽工程都投了贊成票。與錢正英一樣,江澤民也沒敢把講話內容公開發表。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只有兩項工程是要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批准的,一是黃河三門峽工程,一是長江三峽工程。但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批准黃河三門峽工程之前,毛澤東和周恩來並沒有實現到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召開什麼黨員負責幹部大會,要求黨員代表服從黨的紀律,跟黨中央和黨主席一樣,投下神聖的贊成票。全國人民代表中的黨員代表佔三分之二強,黨員和黨中央和黨主席保持一致,那麼全國人大會議上通過三峽工程議案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八、人大代表的置疑

儘管中國媒體的大篇幅的片面宣傳,儘管總書記親自兩個多小時的動員報告,一些人大代表還是心存置疑。

代表的置疑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決策程序問題

第二:人大代表的審查和判決能力問題

第三:關於三峽工程的全面信息問題

第四: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中的具體問題

四川一代表提出:“三峽工程這樣一個大問題,是否應採取人民代表按鍵表決方法?因這會給代表帶來壓力,一旦出了問題,實際上就要人代會負責。”

黃順興認為:“大陸幾十年來上馬的工程不下千百萬,小至啤酒廠,大至核能發電站,也有投資幾十億上百億的,都不曾如此鄭重‘通過’,為什麼偏偏把三峽工程拿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表決?這本身就有問題。”

有一位浙江代表說:“在科學問題上不可簡單地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人大審議是必要的,但讓人大來通過一個技術性很強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是否合適?今後多大的工程必須由各級人大批准,在立法上要明確。”

人大代表、重慶市作協主席黃濟人認為,全國人大代表大多不懂三峽工程。有些代表投贊成票是對中央、對專家的信任,相信黨和政府會為人民辦好事情。有人甚至把愛國和不投反對票聯繫在一起。

浙江七位代表聯名表態:“要代表們在這短短的幾天中對如此複雜、如此重大的工程問題,做出決斷,難度很大。科學技術的東西是無法由外行人來表決的,也無法用票數的多少,來決定其正確與否。有時正確的意見往往是少數人的意見。”

根據黃順興的回憶文章,全國人大給每位代表準備的都是正面的資料。反對派的意見,台灣團只有薄薄的一本。一位浙江代表說:“興建三峽工程一直存在反對意見,對此,議案說明中都沒有提及具體情況。三峽工程事關重大,代表們不知情,心裡沒底,怎麼投票表決?”。一位四川代表說:“報告中說三峽工程徵求了各方面的意見,我認為還很不夠。去年以來,在四川省級機關里未討論過,連省人大常委會也沒人來徵求過意見,只在這次開會前才收到一些資料。全國人大視察團去視察時,走的地方不少,日程安排很緊。據反映,有的縣彙報時只能講20分鐘,很多意見沒有機會發表。……這項工程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解決,在決策前,應允許不同意見發表,不能簡單用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來抉擇,也不應搞宣傳上的一邊倒。”

據余秋雨說,其愛人、人大代表、黃梅戲演員馬蘭是聽了海外媒體的宣傳而對三峽工程產生了許多的置疑(馬蘭最後投了棄權票)。馬蘭是通過個人途徑看到海外媒體的三峽工程的評論。全國人大並沒有向人大代表提供全面的海外媒體的信息。因此全國人大代表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情況下對三峽工程進行投票的。

對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中的具體問題提出質疑的有如上海港務局副局長范增盛代表就提到,一旦三峽水壩建成後,由於生態變化,長江口一帶的積砂問題會很嚴重;還有三峽船隻過閘時間拖長等等問題。南京天文台劉彩品代表也提到了科學論證資料不足、論爭不予公開和預算不符合事實等問題。黃順興代表質問工程預算570億,為什麼不計利息?希望知道計算利息後的工程預算。

但是這些都是一些非黨員代表在分省市的小組會上的發言,聽的人不多,影響範圍不大,又沒有記者敢於報導,所以也只是三峽工程決策十幾年之後,回首往事可以看到的一些小小浪花,一些追求民主和科學決策的浪花。

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歷史上的特殊一頁

1992年3月30日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二次主席團會議審議了有關三峽工程議案的審查報告,陳慕華作了《七屆人大財經委員會關於興建三峽工程決議的審查報告》,萬里做總結,再次重複洪水憂患:“1991年發生在太湖地區的特大洪澇災害再次提醒了我們,要有水患意識,如果不上三峽工程,一旦出了問題,我們將無法向歷史交代。”

1992年4月3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舉行全體會議,對長江三峽工程進行投票。此時中共中央領導人對人民代表的投票很有信心,所以決定電視直播。

對此台灣省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委員黃順興是有備而來的。他在3月31日就向大會秘書處登記,要求在三峽工程投票之前進行大會發言,發表對三峽工程投票的意見。發言稿如下:

“主席,各位代表,我此刻的發言不是就贊成或反對興建三峽工程發表意見,而是就這項重要議案的表決方式提出動議請大會採納。按慣例,因為興建三峽工程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都是史無前例的,無論從科學技術,涉及面之廣,之深與複雜性,無論對長江流域生態環境的影響嚴重,無論從移民數量以及工程之巨,施工周期之長都堪稱世界之最,舉世矚目。雖然代表們認真地審議提案,但由於涉及領域寬廣,未知因素太多,疑問不少,審議時間太短,反面資料與意見的發表不充分,對工程建設的利弊尚難有深入、正確、統一的認識。因此,我們認為表決這樣一個重大的議案,應該特別慎重,應作重大議案處理,應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贊成,才可以通過。各位代表!這是我任期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對一個重大議案作出重要決定的時刻,本著對全國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的精神,我們要求將三峽工程議案作為重大議案表決。我們對重大議案的處理才是對祖孫交代的一種方式。”

之前大會秘書處並未通知黃順興,他的大會發言要求被拒絕。因此在會議主席萬里宣布表決三峽工程時,黃順興站起身來,高聲要求發言。下面是記者劉元林對此事的記載:“當委員長萬里宣布下面表決三峽工程時,坐在二樓前排的我,看到一樓北半部前方一位代表站起身來,喊道:‘我要發言!’會場空氣驟然凝結,目光一起投向這個代表。我仍然看不清這位代表的面目,只感覺他個兒不高,身材瘦削。主席台上的領導面面相覷,似乎也不知該如何應對。接著就看到有記者和安保人員向這位代表身邊匯聚,瞬間那裡就結成了一個人疙瘩。那位代表還在說些什麼,但已經聽不清楚了。這樣僵持了五六分鐘,那位代表在一群人的簇擁下,離開了會場,會議才繼續進行。”

事後黃順興對記者戴晴說:“我登記了的發言沒有被安排。我在座位上舉起手,要求即席發言,但主席不予理睬。我還是站了起來,下定決心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時,突然聽到台灣記者喊:‘沒有聲音了!沒有聲音了!’,一開始我還沒有反映過來,後來才明白,原來整個會議大廳的音響系統,一剎那間統統切斷,就只剩下主席面前的一個麥克風還工作。你堂堂一個人大,怎麼敢這樣——將電源關閉,動用技術手段來壓制代表行使權利。”當年黃順興出了會議大廳後當時對記者說:“現在連這個都不讓我說,而且他不是依據法律來不讓我說。如果是依法不讓我說,我甘願。可是用非法的方式,暴力呀!”

正當黃順興站起來要求發言時,電視直播的畫面一黑,雪花沙沙,全國人大會議對三峽工程投票的現場直播中斷。

在大會主席萬里的主持下,會議繼續進行。人大代表按表決器進行表決。最後萬里宣布投票結果:

1767票贊成,

177票反對,

664票棄權,

25人未按表決器。

三峽工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1767票贊成得以通過。

未按表決器的25位人大代表,是和黃順興一起離開會議大廳的人大代表,大部分是台灣省籍的人大代表。

當萬里宣布投票結果後,坐在第一排的台灣代表、紫金山天文台科學工作者劉彩品女士也站了起來,她說:“你們這是違法通過,我已經投了反對票,我贊成黃順興的意見。”說完,她憤然離開了座位。

筆者撰寫此文,是相信:歷史將記住這一頁。

主持全國人大對三峽工程投票的萬里,似乎完全忘記了他關於民主決策和政治改革的講話,令人遺憾。就在三峽工程投票的一年之後,萬里失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職務,退居二線。之後三峽工程建成,淮河依然發生幾次大洪水,上海也不時能看“海景”,萬里也有更多的時間思考他在位時的作為。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三峽工程截流、封頂和建成,萬里均未到場祝賀。

最後筆者提請讀者注意的是:

第一,1955年7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通過了修建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的決議,沒有棄權票,沒有反對票,只有百分之百的贊成票。但是這並不能保證三門峽大壩工程是一個正確的決策。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的結局是速死,三峽大壩工程的結局將是凌遲,比三門峽大壩工程的危害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第二,三峽工程贊成票的比例剛剛超過三分之二,與全國人民代表中的共產黨員代表的比例相符。如果沒有江澤民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以黨紀要求黨員代表支持黨中央的決策,而是讓代表自主決定,三峽工程贊成票的比例會更低,可能不過半數。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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