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網絡圖片）
（一）
中國文革全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屬於共產國家生活中一個極端情況。爾後柬埔寨共產黨的更瘋狂行為，是對毛派革命導師毛澤東道路的發展。
廣義上講，共產國家自建立就需要對文化進行革命，依據的是自身邏輯，是因為當權者皆宣稱代表的是勞動者階級，新社會將由工人階級做主當家。既然這樣說，形式上也在這樣做，當然要另建一套與新的權力架構配套的話語體系。通俗地講就是賣什麼吆喝什麼。需要另建一套話語體系，改造和改變人的思想觀念乃至風俗習慣，也得跟上來。
但是一個悖論隨之出現。既然規定了誰是領導階級，也就明確了誰是被領導階級。不一樣的權利與法律地位，各階層就有嚴格的等級之分，也就自覺不自覺地回到了類似野蠻政權從人種上、民族上、血緣上，把人分成了優等和劣等。
這樣的社會，對劣等人明顯的排斥、盤剝、歧視、打壓，只會走向變本加厲，後果也就十分嚴重。因為屠刀能讓劣等人屈服，無從消除劣等人的內心仇恨並將仇恨代代相傳。另者，根據生產分工與財產多少來確定階級很容易，根據不同愛好和思想來判定敵我就是大麻煩。偏偏凡人皆有欲望有幻想，對言行不合拍的人怎麼辦呢？若不打壓他們，旁人就會有樣學樣。若打壓他們，新的敵人就會出來。敵人一多，鎮壓力度就得加大，鎮壓力度加大，社會關係愈發緊張，惡性循環的結果，可想而知。
近千年的中國歷史，強闖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才這樣做。如蒙元、滿清兩個王朝。他們視漢人為劣等人，除了野蠻，另有不得已成份。源於他們人口少，社會基礎面窄，非鐵血手段進不了中原，非無情屠殺摧毀不了漢人的舊家國意識，不立威就鞏固不了新皇權。但是，這一來他們就更加缺位了自然合法性，社會生活中天然的敵對心理一到非常時期就會發酵。元朝統治只有滿清時間的三分之一，主要因為它太好霸王硬開弓。清朝應功於它摧毀了漢人的抵抗意志後，轉向了重視經濟生產，接受了漢文化於它有利的成分，大量收買漢族讀書人，同時開疆拓土為自身爭來了榮譽也替國家爭了光，遂為缺失的合法性扳回了不少分。雖然如此，社會仇恨仍在，當它步入末世，情況更趨嚴重。
這裡插上幾句：筆者生於湖南湘潭，幼時常隨老父出入茶樓，幾次聽見老人談及幾百年前的湘潭屠城，所說有場景、有細節，聽得筆者好不驚駭，油然而生對滿清的反感。它說明了靠瘋狂殺人起家的政權，都難得到好評，必須以史為鏡。
中共打江山，坐江山，本來不存在民族心理隔閡這道坎，因為自身是漢人。在漢人占絕對多數的國度，屬於天然優勢，理應珍惜，倍加呵護。因為民國幾十年痛心事兒也不少，主要屬於二戰前舊時代力不從心的問題。然而，中共太自信。引進共產制度靠吸引一兩個階級，排斥其它階級進行統治，一時有效果，時日一長卻是替自己挖坑。因為領導階級必定自視優越，激活的是人性惡的一面。而生活中的好處終究有限，哪裡可能讓領導階級人人都分到一杯羹。當領導階級這頂高帽子中看不中用，離心就會開始，末了就是把各個階層都得罪。而只要造成了嚴重後果，糾錯也晚了，這實在是淺顯的道理，中共的回答卻是霸王硬上弓。
把中共早期行為歸於蘇共蘇聯的言傳身教，一半對，一半錯。它出生於民國新國體建立不久，文明基礎幾乎未動，各種思潮激烈碰撞的時代，所信奉的共產學說對也好，錯也罷，只要允許討論就屬於正常現象。但一旦成了為權力而戰，不容分說，性質就變了。它在奪權階段認蘇聯作乾爹，也是不得已，需要乾爹的錢與槍。但是建政後朝蘇聯一邊倒，反映的就不是國權思維，而是江湖幫規。卻又不識山寨國國王毛澤東另有圖謀，為日後爭做共產世界大教皇而不惜以屈求伸，實為不惜出賣國家利益。
實際，中共的江湖幫規，各個山頭利益的集萃罷了，新穎的面子與陳舊的里子並不相稱。井岡山山頭是高人一等的，這從十個元帥的排座次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朝蘇聯一邊倒，類似於「宋大哥」領著眾頭領接受朝廷招安。事態不止如此。建政後大量屠殺地主和反革命，效法的乃是蘇聯再加蒙元、滿清的立威經驗，實為下策。從此這條路上不能回頭了，也就犯了常態下中國帝王術治國理政的大忌。不過，較之高層同僚，毛澤東又棋高一籌。如果不是夢寐以求做世界偉人，他多半不會出兵韓戰，正如他曾經不允許八路軍北上配合蘇軍作戰一樣。野心從來誤國殃民，不為虛言。只可嘆這幫新的梁山頭領，又一次被新的「及時雨」給騙了。當他們開始識得毛澤東的真實狂想，已是大躍進以後的事兒了。至於中下層的文盲黨徒，更不消提了。
所以，毛澤東日後發動文革，離不開他的「久有凌雲志」，也是他騎上了專制虎背的邏輯使然。他早成超人，是超人就須保持神秘感，偏偏超人的底細已為同僚所知，例如廬山上就差點兒被彭德懷揭了老底。這迫使他不能後退，還需要新創舉。就新的梁山眾頭領而言，一樣騎虎難下，難不成梁山散夥不成。幾十年來殺伐太重，又把眾生分成了三六九等，只能追隨「宋大哥」到底了。
然而，革文化的命分明比打仗還難。讀書人必有不同見解，老百姓世世代代形成的生活觀念、習俗、道德、是非美醜標準，哪裡是說改變就能改變的，只要不是白痴就能明白這一點。上層官僚不想過激，毛澤東卻箭在弦上，又偏不信邪。他早就掌握了那幫人的軟肋，若非他領著他們進了城，會有第二個吳承恩把他們寫成英雄嗎？而宋江如何能跟他相比。
（二）
文革註定了是一場文化外衣下的政治行為。不過，整肅挑釁毛澤東權威的官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乃是籍此淨化上上下下的靈魂，形成舉國一條心，供他改造中國與世界。他對此未必很有底，但他相信事在人為。至於成本會有多高，又會死多少人，不是他考慮的事兒。文革初期他的那些戰略部署，確是圍繞著目的進行的。為了打倒一個劉少奇而這麼做，於他還犯不著。
做千古一帝又做萬世師表，在毛澤東心裡曾並行不悖。但自盡享大獨裁者的快感，做萬世師表的念頭便拂之不去，批胡風批《武訓傳》，不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認為他對文化人鄙夷與打壓，與他早年在北大的遭際，特別遭王明等莫斯科經院派的排擠有關，不離譜，但折射的更多是對現有文化知識的鄙視。很簡單，依得現有文化知識和文化人大行其道，他就甭想做萬世師表。
事兒鬧大了。現有文化知識不是一群人或幾代人建立得起來的，是一個古老民族從茹毛飲血時代通過無數痛苦教訓總結的經驗。沒有了它，人仍舊是人，卻是野人。不是說現有文化知識不需要改進和提高，某些部分還要批判與摒棄，但與把一切推倒從頭來是兩回事。強行那樣做，等於先回到史前時代，再造一次文明，怎麼說都是病態。
因此，視毛式文革屬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後遺症發作，不免牽強附會。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儒家文化的批判，主要針對的是它向後看的內容，阻礙了對地理大發現以來世界變化的認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質是啟蒙，不是強求一律。
共產黨對文化的要求卻是必須一律，毛澤東還要把它推向極端。這樣的情況下要收穫成效，毛澤東和中共就非動用國家鎮壓機器不可，對各種思想犯大圍剿。於是，可能和平的文化運動，演變成了血腥的政治運動。伴隨血腥的必是骯髒、下流。種種權能手段也就應運而生，花樣翻新。陰謀、詭計、株連、謀殺、栽贓、告密等，人性的陰暗面全給激活，不可收拾。到了這一步，文革就成了一個瘋子領著一群兇惡的打手，驅趕著億萬傻子向著風車開戰。風車砸爛了，風仍在。
（三）
文革有兩個空前的別致景觀，一是紅衛兵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無知、荒唐、狂熱到了極點。二是整肅跟不上毛澤東路線步伐的走資派，但凡帶長字號的官僚一時間如臨滅頂之災。不過前者是造勢，後者是重點。而這個重點中相當多人，民憤民怨並不假。造他們的反之所以激動人心，引發了城市各階層的積極參與，不是無來由。正如爾後毛粉懷念毛澤東時代，不是無來由一樣。向來如此，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官僚總是討人嫌。
但那會兒幾個人看得清楚毛澤東的本來面目？
不能不說，毛澤東看官僚們的眼光很毒。他欣賞郭沫若寫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反映了他對中共基本隊伍低劣素質早就有了深切擔憂。進城以後，主要由驕兵悍將變身的官僚隊伍，相當多人很快就表現了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本色，例如竟相棄舊妻娶新歡。不排除少數人屬於反包辦婚姻，整體上就不能這樣講了，因為富貴了就拋棄共過患難的糟糠之妻，是對人性的踐踏。毛澤東看見了這個趨勢的後患，分明是中共走向舊王朝的開端。當然，他不會自責，他可是拋棄了楊開慧，又拋棄了賀子珍。他需要防微杜漸，倒也是他身為開國君王的職責。況且海峽那邊眼下就有一個敵對政權不投降，出兵韓戰招來了西方世界圍堵悔之已晚，打造經濟新紀元的大躍進又以慘敗告止，他怎能想像新政權短命？
毛澤東不能想像新政權短命，同時不能容忍官僚們破壞他改造中國大計，就需要官僚們識大局、明事理。怎奈人人都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大道理，實踐可是大難。無利誰肯早起？革命圖個啥？怎麼辦？靠初心、靠教育，靠宣傳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的等等，哄得了毛澤東嗎？他信這一套，他還是毛澤東嗎？
走資派當然嗅得出文革風向不對頭，但是仍得擁護文革。這就是共產黨組織非凡力量，上船容易下船難。實際中下層官僚是沒有能力抵制的，只有上層權貴才有這個可能。但談何容易，哪個皇帝會讓朝臣一條心反對自己？況且，周恩來無掌大位的才能，劉少奇無兵權，同林彪的四野相比，鄧小平的二野沒有幾個人，彭德懷早被領袖拿下又被他們落井下石，誰挑得起反對派的大梁。他們肯定後悔，不該把毛澤東送上雲端，又讓毛澤東獨裁權柄，但後悔何用，只能抱僥倖，領袖會手下留情。
不過，事態發展固然大出官僚們意料，同樣大出毛澤東意料。城市各階層打心眼裡認他是太陽是救星，當然按照他的教導起來造反。既然共產黨革命要求六親不認，受壓迫者當然要對走資派不留情。遭受奇恥大辱的官僚咽不下這口氣，惡氣卻不能沖黨發，沖領袖發，只能先把仇恨深埋心田，盼著東山再起，狠狠地收拾暴民。此二者皆非毛澤東本意，他站在哪邊都不合適，沒奈何只能玩平衡術。先從造反派抓幾個替死鬼，安撫官僚們。再從官僚隊伍抓幾個替死鬼，安撫革命群眾。然而，平衡效果出來了，他的反覆無常，過河拆橋也暴露了。他何嘗願意這樣，這等於把戲穿幫，等於如來佛身後露出條狼尾巴。
果然報應來了，便是林彪事件。
爾後五年，屬於文革沖天烈焰過後的餘燼燃燒，先前兩道別致景觀不復存在。沒有了虔誠學生的狂熱投入，沒有了城市各階層的積極參與，社會秩序得以恢復，盛大的場面和狂熱的場景成了記憶，老百姓更關心的是嚴重短缺的柴米油鹽。報刊上仍是陳詞濫調，說不動人心了。便是毛澤東，也由金光四射的活佛，變成了暮色中煙霧繚繞的暗淡神像。他開始深居簡出，身體垮了是個原因，是否還有心焦心虛的原因呢？權利場的暗戰依舊激烈，是為上層文革新貴與中上層官僚們繼續爭奪權位，它是那樣的醜陋，道士與鬼鬥法的後面，遭殃的是那樣無助的病人。
（四）
病人遭殃原是中共治下的宿命，文革屬於又一個高潮罷了。
文革前的突出例子是59年到62年。北風呼嘯下，霜凍加冰雪，北方大地一片白茫茫。幾條主要鐵路線上，貨運列車上總是擠著蜷縮成一團的逃難農民。時稱「荒車」。黃河流域，淮河兩岸，尤其天愁地慘。聽不見狗吠，難見炊煙，十室九空的情況不罕見，遍地亂葬崗，每有裹著草蓆的屍體扔下，很快便成了蒼鷹和野狗大餐。但是全國各地官府，仍奉上面嚴令不得開倉放糧。
迄今為止，無證據表明此嚴令來自毛澤東。毛皇早已不屑於過問具體政事，其時又退居「二線」，他未下此嚴令可以相信。甚至人禍初期他未必盡知詳情。報喜不報憂，原是中共本色。領袖和黨永遠英明，報憂無異於挑釁。那麼此嚴令非毛澤東下，又由誰下？
中共的天下核查此事，比登天還難。但是有佐證，便是有些省市上報的空前人禍特別死亡人數到了國務院，周恩來立即指示銷毀材料，不得示人。他為何這樣做？後者與前者分明屬於因果關係。無前者不一定無後者，但是有前者就一定有後者。
周恩來不會無苦衷。人禍的源頭就是毛澤東，他如實奏陳，實難料定從不認錯的毛澤東作何反應，跟毛澤東過不去則是鐵定。而他做上總理靠的是資歷，善於揣摩人心，有相當人脈，一度曾是毛澤東的上司。但這些強項面對毛澤東可不是好事兒，他怎敢捋虎鬚。爾後事態表明，他做對了，為領袖解了圍。然而，這能成為不准開倉放糧又銷毀證據的理由嗎？這只能是道士與鬼鬥法，遭殃的是病人，幾億病人在他們眼裡，也就那麼回事，妨礙不了他們一個是救星，一個是聖人。
文革中的突出例子是「一打三反」運動。其背景是「九大」雖已召開，但此前幾年表現出來的混亂局面，清楚表明萬里江山一片紅是假象。走資派屈服了，屈服卻非誠服。各地造反組織太過泥沙俱下，野心家投機分子不在少數。階級敵人人還在心未死。於是，毛澤東和上層文革新貴又謀劃了一場大整肅運動，重點是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次為訓誡走資派、造反派皆需要守規矩。所謂守規矩乃是毛澤東永遠英明、正確，叫你們怎麼做就怎麼做，甭問合理不合理，矛盾不矛盾。
但是運動的具體運作，只能是「三結合」革命委員會，掌實權的仍是被「解放」的老革命。在周恩來的巧妙布署下，省市級官僚莫不心照不宣，皆在鎮壓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題目上大做文章，大開殺戒。辦法是把大量的造反派司令，打人兇手，揪鬥過走資派的積極分子，強行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一是泄憤，二是嚴厲警告一應不滿現實者，三是鞏固官僚派的統治地位。於是，如同以往的土改，鎮反，反右一樣，恐怖迅速蔓延全國，至此，至少省級以下的官僚又站穩了腳跟，威權得以恢復。它帶來了兩個影響顯著又深遠的後果。一是各階層民眾明白了天仍是共產黨官僚的天，做良民是日後唯一的出路，但同時也表明城市各階層對災難不休的社會主義開始了審視。二是官僚們復仇的欲望一經撩撥，一發不可收了。以往極少數正派官僚也變了心態，因為生活告訴了他們，良心沒有用。
事態演變瞞不過毛澤東和上層文革新貴的眼睛，一時間卻有苦難言，此種有苦難言不是反思共產黨理念及行為自始就是悖論和鬧劇，文革註定了無人是贏家，而是痛感江山是大局，恨官僚們不懂事，但暫且只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江青集團與周恩來官僚集團的爭鬥半公開化，乃自此時始。他們較之官僚集團越來越不得民心，在於國民經濟已近崩潰，幾億人生活貧困至極，科學、教育、文化近乎荒廢，冤獄遍於國中，革命口號太不合時宜。平心而論，官僚集團無思想，江青集團則更無腦袋。不過，認為只有官僚們才注重抓民生，無非污名化政敵的權鬥語言。如果林彪「四人幫」掌握了最高權力，一樣會改變調門抓民生。誰也不會傻到跟權力的基礎太過不去，除非毫無可能。
（五）
文革無疑是場空前浩劫。製造這起浩劫的毛江集團，其異想天開，劣根性皆堪稱史無前例。這場浩劫中，官僚階級受到了來自政敵和民眾的過火對待，是實情，但不等於他們冤得很。他們當然不會檢討一場又一場災難，該不是無權無勢階級造成的。可悲的是，包括各階層精英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改開伊始，都聽得進官方的說教。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竟然是不敢面對自身甘於沉淪的靈魂。因為幾個城裡人沒做過那些事兒：告密、揭發、奉迎、拍馬、盼招安、牆倒眾人推等等。於是，多數人的所謂反思也就成了浮光掠影。
因此還得說道說道。
一、認為文革乃毛澤東的狂想和中共內部極左思潮的產物，大體上成立。卻不免忽視了中共極左思潮的基礎，乃中共本來就是共產陣線的異數。它和毛澤東狂想的關係，不是因果關係，而是一拍即合的關係。中國共產黨與蘇東共產黨的相同之處，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念與法西斯手段的組合成了一體兩面，集合了一批激進小知識分子和投機分子，另加大量無知文盲，極易為激進所左右。在資訊很有限的時代，既無識見和主見，也就喜盲從。不同之處是中共的忠誠標準成倍數壓倒了素質標準，核心是幫派的投名狀模式，你不出賣幾個親朋好友，拿什麼證明你對黨的忠誠？不止如此，中共還招募了太多的城鄉流氓、地痞、無賴，因為他們最具革命性。這類人對蘇東共產黨半恐懼半嚮往的西歐工商業文明，一無所知，也沒興趣，於是，社會主義無非他們的時髦。是異數就勢必出來更多匪夷所思的行為。如果領袖是希特勒，他們就會鼓吹種族鬥爭。如果是天王，他們就是拜上帝會會員。如果是成吉思汗，他們就會追求踏平全世界。總之只要能讓他們得志，跟什麼樣的思潮都能擦出火花來。
偏偏這類人在中共的中下層組織里占據了優勢。又在存劣汰優的機製作用下，勢力越來越大，直達上層。並且成了傳統，使他們的子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中共建政後一次又一次發瘋，他們皆是中堅。所以，即使毛澤東沒有發動文革，中共也會製造出來另一場浩劫。
今天就是雄辯證明。民心已喪盡，即便是逆來順受的良民也不反對換一種活法了，因而北京需要天天強力維穩。這不可能是正常社會。更可怕的是中南海諸公，誰也不知道這日子何日是個頭。無疑，當務之急應是採取得力措施儘可能挽回民心。然而，當局卻高調要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推一帶一路，大撒幣。何其滑稽。此情況如同後院裡埋著地雷，卻在前庭擺擂台。真叫人不服不行。
二、流氓習氣、地痞心態、無賴手段初還只是紅朝國家機器的潤滑油，漸成這部機器的傳送帶，終於國家生活方方面面都得到表現。又一個悖論出來了。中共官僚們大不同於所有前朝的官僚，前朝的官僚一般敬畏天地君親師，紅朝官僚只敬畏黨紀和組織。反過來，為了黨的整體利益，又得把黨紀和組織強調再強調，官僚們不到臨終之際不敢表現人性本色，人格分裂的痛苦唯有自己知道。終於即便黨魁若做不上獨裁者，一樣會被組織牢牢綁架。既然人生意義如此，也就該行樂時且行樂。上行下效，互相比較，於是又把這個黨弄成了萬花筒，盜國集團，金糞缸。到了這一步，再用制度決定論作解釋，不免蒼白無力。
顯然，不了解中共的基本成分和演化歷程，就理解不了官僚們在文革中的心態，日後強烈的要求補償心理，六.四的執意開槍，不惜復辟八旗特權制度，受父輩言傳身教的大部分紅二代、官二代的頑固、陰毒、貪婪，自以為是其實驚人地無知，特別發展到了仇視中國人。也難以理解蘇東波之後，中共生命力何以反而頑強。
三、這塊土地特別適合毒蘑菇生長，也是一個因素。近千年的中國文明中國文化，精神氣質上屬於一個封閉狀態下的內循環系統。若無外力強烈衝擊，並非不能再延續一千年，但終會從內部瓦解，因為違反了流水才能不腐的自然律。強勁的西風衝擊了中國，慣力與惰性卻頑強地抵制，不能說一應抵制都無道理，但政治文化和國體是否適合開放系統，討論本是正道。對此民國有心無力，紅朝的辦法是用另一個反動對反動。僅僅只是認識問題，及時糾錯也還來得及。它偏自以為是，拒絕進言，發展到了明知錯了，「老子偏不改，你拿老子怎樣」，於是舊的怪像仍在，新的怪象層出不窮。今日習當局的行為，是有力的證明。他只能左手滅火，右手放火。既然毛澤東都玩不轉這把戲，他不惹火上身才怪。當然它有一個行為應予肯定，迄今還未大開殺戒，但願它能堅守始終。這樣的行為加上上述兩大悲哀，無論取得了何種器物業績，仍無從遏制國本的潰爛。
這裡再插幾句：有友人向我指出，是否還有漢人基因退化的問題？依據是千年來無休止的屠殺，真正的精英從來是首當其衝，導致了活著的人素質越來越低，等於基因退化，量變成了質變。我個人難以接受此論點，但又見識淺薄駁不倒它。
但有一點想來不會招致大非議，便是文明的復興，任重道遠。惟有各階層活力的匯合，才能形成滔滔江河東流入海。
（六）
文革後通過改開中國變了大樣，是實情，卻首先是世界大勢倒逼和幫助的結果，是幾億勞動者血汗的結晶。儘管如此，若中共能堅持退一步進兩步，仍應對中共主導的改開予以肯定。不幸，改開從來就有嚴格限定，不能觸動權貴的根本利益，本質上就是堅持與民為敵。一切由此決定。
於是改開說到底就是共產黨的調整行為，它可能收穫效益，也可能招來災難，後者機率更大，已為二戰前所有專制國家的改革實踐所證實。當代和平與科技條件下，經濟改革取得效益並不難，戰後的西歐、日本、亞洲四小龍，皆是範例。這裡的關鍵是，斯密和凱恩斯的理論雖然管用，制度經濟學更是根本。這不是新聞了，但鮮有人關注另一點，極權下異化的改開，規模越大，歷時越久，後患越大。因為它們會使社會欲求與現實生活更加脫節，猶如越拉越長的橡皮筋，一崩斷就會前功盡棄。王安石不會希望北宋變成南宋，路易十四不會希望路易十六上斷頭台，日本搞明治維新不會是為了迎接廣島核爆。但是這些故事都實實在在出現了。
四十年改開，惟胡耀邦，趙紫陽那幾年讓私慾服從公益的行為，為再造文明帶來了希望，表現為大平反，廣摘帽，鼓勵年輕人學習各種知識，精神枷鎖大半解除。遂使各階層有了和睦相處、共建國家的動力。它的有形成效暫且很小，卻是能供文明再造澎湃江河的源泉，異常可貴，容不得半點摧殘。
六．四不是一次史上常見的鎮壓民眾正義呼聲的行為，是對文革浩劫後剛剛復甦、餘悸猶存的良知良心的又一次強姦後虐殺，致使希望徒然變成絕望，它直接發酵了人人只為自己，人人只向錢看，生活不再有目標和目的，只有不擇手段。無人自責，因為這裡是中國。可以肯定地說，若時光倒流兩個世紀，世界奴隸貿易的集散地不會是非洲而是中國，奴隸和奴隸販子，都是中國人，中共是最大的金主。這筆帳到底該怎麼算？改開伊始，似乎只一個魏京生察知到了不妙。
但我不認為魏京生有先知先覺。因為有一點很顯然；取消了階級成分自應肯定，但需要從此以後真正把所有中國人當人，否則，「劣等人」反而會從被領導階級擴展為所有的人，事實正是如此，當那些驕橫的紅二代、官二代不屑於與普通中國人為伍時，他們就在事實上異化成了蒙元、滿清的優等人，相應地把紅朝復辟成了另一個蒙元王朝成滿清王朝。至少精神狀態如此。
中共一點都不知道這些嗎？但他知道不知道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回不了頭了。它有它的算帳法和新話語，叫特色，這不奇怪。怪在幾十年來，不但中國人認可中共的算法，而且美歐多數精英也如此。當然，現在他們發覺不對勁了。
事已至此，一個早已方方面面互相綁架的山寨中國，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不付出高昂代價來理順一團亂麻，甚至可以說成了一個黑洞，任何革新力量進去了就出不來，談發展談繼續改革已不如談大變後如何善後接地氣。今日因貿易戰引發的人心恐慌和經濟寒冬，已經可怕了，更可怕的只恐是要不了十幾二十年，只會加劇的內傷外傷一齊發作。內傷是中國成為不見硝煙的戰場，善意絕跡，戾氣無比猖狂。外傷是江河消失，土地不能耕種不能居住，糧食缺口，金融崩潰，遍地高樓化為鬼城，稅收需要優先投入軍費、維穩費、養官費、三公費加特權費，因忘恩負義讓世界避之不及，高科技反成幫凶。此為三百年來世界大國轉型之際皆未遭遇的兇險局面。以往，英國有遙遙領先於世界的生產力，法國有人道情懷人權追求，美國深知分權制度的不可或缺，蘇聯倒了俄國有資源，德國好戰仍知善待雅利安人，日本狂妄未丟羞恥，印度並不挑釁世界，南非到底接受了種族和解。反觀中國，拜中共之福，樣樣反著來。
中國最大的難題是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做夢了。高科技文明的趨勢已經很顯然了；未來的地球人需要抱團取暖，非如此不能應對技術權能與文明為敵的一面。正如遊牧部落少不得一支軍隊保護，農耕文明需要國家疆界一樣，但凡地域文明跟不上此步伐，必定邊緣化。若用過時的海權、空權武器來對抗，無異於再用義和團來挑戰八國聯軍。因此，非常時期宜行非常之策。不可以拘泥於一個選項。應鼓勵中共上層出來反對派，包括認可中下層的暴風雨，只要能夠加快中國轉型。務必審判死去與活著的獨裁者，從此斷絕野心家行獨裁不受惡報的僥倖心理。無須太過擔憂換湯不換藥，終究時代不同了，四十年改開，本身就是一場啟蒙運動，雖說效果不顯著。不然就聽天由命吧，讓古老文明名存實亡，讓山寨大中國不復存在，也不失為一條出路。畢竟，土地仍在，賤民仍在。不過，欲求此局面，仍不免大流血，時間更長的大流血。一句話，事兒弄成了這樣，只能感謝中國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