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竭力宣傳、部份民眾一味擁護港版國安法，理由就是：所有國家都有國安法，為何香港就不能有？此話有意無意地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此國非彼國，此法非彼法，中國法制在世界法律體系中的稀有性，導致其立法原意中的國家安全含義與國際普適規則有如雲泥之別。
根據國際民主和選舉援助學會最新統計，目前214個國家中僅有五個立法機關的議員是非直選產生，包括汶萊、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厄利垂亞、中國。
中共法制毫無制約
中國法制的稀有性，不僅體現在中共對立法代表的絕對操控，還表現在司法過程中的「憲法缺位」。如國務院法制辦前副主任夏勇所指，長期以來中國憲法「不能作為司法裁判的根據，又無適當程序和機構來審查立法是否違憲並糾正或救濟」，即鮮有憲法訴訟的案例發生，連中聯辦前法律部主任王振民都感嘆這是「中外法制史上的一個奇觀」、「是我國法治的一大空白，一大缺陷」。
在這種法制下，國家作為利維坦（Leviathan）就可以肆無忌憚地行兇作惡。1642年英國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出版的《利維坦》一書指出，人類在自然狀態下處於狼性的叢林之戰中，其行為動機不是求善，而是避惡，惟有通過訂立契約，將各自的權利交付給國家這個利維坦，並樹立其絕對的威權，才可能避免互相的廝殺。這其中蘊含的「霍布斯悖論」就是：如果國家皇權至上，又何以能保證民眾避免了互相廝殺，卻墮入到被國家及其君主隨意宰殺的境地？如果國家是必要之惡，民眾又如何在互相廝殺和被國家宰殺的「兩惡」相權中取其輕？
稍後的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贊同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觀點，認為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時，社會契約才會成立，如果缺乏了這種同意，那麼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權利。同時，為了防止人民讓渡給國家的權力被濫用，必須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在其名著《論法的精神》中發展了洛克的分權學說，系統地提出了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的思想，從而使「朕即國家」的封建專制進化到民主法治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
在中國，中共既無民主選舉同意的垂直制約，又無三權分立的橫向制約，這就使得其控制的國家權力成了長期威脅所有人的利維坦政治怪物。港版國安法公布以後，香港中聯辦發表聲明，稱「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定，不要低估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剛性約束」。中共對剛性執法的如此自信，來源於它對自身權力沒有民意和法治剛性約束的洋洋得意。
港版國安法的制訂過程缺乏透明和民意諮詢，法律條文又充斥籠統、模糊、矛盾的含義，這並非法例的技術性漏洞，也不僅僅是所謂普通法和大陸法缺乏相容性，而是中國法制中的政治絕對主義慣性使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法律腐敗的出現毫不奇怪。
港版國安法已經落地，港人需要認識到國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更要高度警惕和抵抗這個法例所蘊含的無約束之惡，如此帶著中國稀有「法制」先天缺陷的法例在香港能否逆民意授權、司法獨立的世界潮流而動，還有待在即將發生的實戰案例中予以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