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反對23條立法、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2019年反對逃犯送中，目標都是保護香港的自治空間，不受大陸模式滲透。2003年一直到2014年的爭取民主運動，目標也是落實基本法寫明的普選制度，令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制度化的方式被保障。
從胡溫時代，再到習時代，中國的內政及外交均從溫和走向強硬。而資本主義全球化經歷了超過20年高歌猛進，在各國積累的內部矛盾也開始逐漸爆發。作為中國與世界橋樑的香港，在兩邊都各自內卷的緊張關係中，香港自身的邊界，也張力滿滿。
在如此氛圍中，香港爭民主的議程，在2014年雨傘運動後，以失敗告終，北京的回應是發布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保自治的議程，則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被全面壓制，北京的回應是繞過本地立法，直接以全國人大推出《國安法》，在港執行。
港版《國安法》並非突如其來，但在香港與中國、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中，顯然也非終點。只是，模糊且充滿人治空間的中國式法條，對執行部門的充分放權，輔以機器般高效執行的港式官僚系統，令這法律帶來的，壓制自由的即時效果，比預期更加強烈。但高壓之下，依然有數萬人不斷上街，超過六十萬人以民間投票表態。「暴政」所引發香港體制里原本「非人化」的部分，與香港公民社會中人性化的堅持之衝撞，值得細究。
過去十天，我也在自己身上，觀察恐懼的形狀。
它很具體，作用在寫作時的字斟句酌上，作用在看到新聞時對自己的聯想上，作用在夜晚的夢境裡。它讓人很不舒服，但也時時令我好奇：原來在恐懼中的我，會做這些反應，而冷靜下來，多半不是必要的。
在這樣的覺察與回推中，我學著尋找，可以對抗它的支點。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外在的恐懼綁架了自我的生命議程。提前想好，自己可以承擔的極限，凡是沒有到這條極限的，照做不誤，不用被時時出現嚇唬人的消息影響。到了極限，再根據具體環境評估，是否要調整極限本身，或是調整動作。
恐懼的形狀
四、不要猜疑
極權並沒有足夠的牙齒去實現細緻的暴力管治。它的真正有效，是依賴恐懼讓人們自我約束；同時，通過審訊、抓捕的秘密化，令人們彼此猜疑，陷入孤立。恐懼會消滅行動，猜疑會消滅組織——極權由此有效。
前幾日，黎智英在《蘋果日報》寫作的某專欄文章是一例。文章中，他引述了「網紅夫婦」的說法，指有位城中名人「獅子頭」對他們進行長達七個小時的威脅，暗指「獅子頭」是中共打手。然而相關內容語焉不詳，核心當事人均以綽號出現，惹人猜疑。多數人猜出「獅子頭」是誰，「網紅夫婦」亦有各種傳聞，但沒有一個核心當事人出言證實或證偽，很快，這成為一宗繪聲繪影的城中迷案。幾十年來在民主派圈中交友廣泛的「獅子頭」的友人們均竊竊私語，暗自打聽：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還能不能相信這個人？
這樣的「捉鬼」場面，在歷次社會運動到了衝突最激烈、方向最搖擺的時刻，許多人都不陌生。當人人蒙起面來，那人人就都有嫌疑是對家的臥底。帶頭衝擊的那個人，是勇武抗爭，還是對家派來抹黑栽贓？這個問號只要你想，永遠都在。而只要這個問號浮起，行動最根本的信任就被破壞，弱勢者團結一致的動力也會渙散。
紀錄片《理大圍城》，帶觀眾重返香港理工大學那黑暗的十幾天：一方面是警察的強力包圍，「全部暴動罪」的指控，一方面是中間人不斷來接走部分未成年人學生，掀起留守者之間嚴重的相互猜疑，不但人們無法連結、組織、協商，心理防線也幾乎徹底被擊垮。
秘密政治一旦發揮作用，朋友圈裡，我們還能相信誰？對誰說話才能放心？是不是什麼都不要說了？若我不相信別人，那我自己還會被別人相信嗎？
我們知道，猜疑的循環必須停止，我們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議程，建立信任與連結。但不猜疑，並不是不做判斷，盲目信任。情報收集、秘密調查的秘密政治是現實，罔顧現實同樣是不智，嚴重時更害人害己。不盲信，又不過度猜疑，這中間的現實平衡該如何拿捏？
在中國做採訪多年，我自己的經驗是，建立自己的行事準則，並儘量使其透明化：
該相信什麼人？
就像看新聞一樣，建立自己的信任清單。信任清單上的人說的話，默認為真，除非有事例被證明為假。不在信任清單上的人說的話，且聽之，且存疑，除非被多方證明為真。立場變化非常突然且劇烈的人，不妨先存疑，直到經過一段時間的驗證。
朋友間怎麼說話才安全，不會被告密？
我的方法是，說話時，儘量不要去分辨朋友。只需自己分辨，什麼事可以說，什麼事不可以說。可以說的，無論對家人、朋友、媒體、私下或公開都講一樣的話。不可以說的，無論對家人、朋友、公眾都不要講。
如何讓自己被信任？
很簡單，不功利，不八卦，言行一致，日久見人心。
以上是我給自己的小小原則。宗旨是用最簡單的原則，劃定安全底線，其它一切，都儘量攤開在陽光下。對抗秘密的，從來都不是更多的秘密，而是光天化日的表達與言說。
恐懼消滅行動，猜疑消滅組織
五、志業與愛
任何一個對生命有追求的人，都會在面臨陡然失去自由的環境時，心懷強烈不甘：我不想要妥協，不想要自我審查，我不想要把生命浪費在擦邊球、琢磨能說不能說的遊戲裡，我不想要自己無法再討論真正具有創造力、探索性的大千世界的各類議題，我不想要自己每天只盯著敵人什麼時候完蛋，在思想的世界停止遠航。
這些不甘，往往是最初支撐我們抵抗的動力。
然而，在個人身上，抵抗暴政的陰影，是一趟漫長的旅程，需要持續不斷地練習，也需要持久的能量。這些辛苦背後的持久動力，很難是憤怒或不甘，不是「不要什麼」，而必然是「要什麼」。
國安法之後，香港街頭的口號，從「反抗」、「報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變成了「我哋真系好捻鍾意香港」。儘管這是躲避審查的策略，但人們潛意識裡仿佛也明白，愈黑暗的時候，愈要愛，因為只有愛是持久的動力。
愛不是抽象的。以香港為例，我們愛的香港，需要有更具體的想像。我們想要追求的、或者守護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方式？什麼樣的社會想像？我們怎麼看待自己在追尋這條路上的角色？怎樣把這角色與自己的志業與興趣結合？說到底，你活這一生，最想做的事是什麼？
也是哈維爾說，他討厭自己被標籤為「異見者」，因為一個有豐富生命的人，並不是被「與政權聲音不一致」所定義的。說到底，政權又算老幾？「異見者」不過是在實踐生命的時候無可避免地跟權力槓上的人而已。他們有生命目標，有放不下手的興趣，有願意為之付出實踐的信念感，才會有與暴政「鬥長命」的勇氣和耐心。他們可能是醫生﹑廚師、飛機師、社會學家﹑音樂家﹑作家、藝術家——各行各業的普通人。
也只有每個人都樹立，並且盡力維護生命的目標，才能迫使政治衝破極權的目標，回歸到它唯一正確的立足點：個體的人。
我們一直在談自由的失去。但更重要的是，擁有自由是為了什麼？自由的目的，是讓個人擁有更自主的生命。也只有生命的自主——我們知道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並且去過，而不是被生活所驅使——才是去捍衛自由的最大動力。
我們抵抗恐懼、破解猜疑、開口說話、不做極權的幫凶，都並不知道是否真能改變世事。但凡此種種，最終是為了做回一個完整的人——避免被削減、被消散、被征服，避免現在的自己、過去的自己和將來想要成為的自己相斷裂。讓生命在抵抗中，依舊有目標，能創造。
大時代，寫給自己，也與朋友們共勉。
2020-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