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李登輝辭世消息傳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不久後即在國務院網站公開表示哀悼，距離上一次的「國務院首次」，是今年初蔡英文取得總統連任，蓬佩奧以國務卿身分向台灣總統發出賀電。前後兩次，蓬佩奧皆藉此特意凸顯台美共同的民主價值，今次則更讚許李登輝結束了台灣的專制統治，並在使之成為民主燈塔上發揮了關鍵作用。
一周前，蓬佩奧則選擇在尼克森總統圖書館，針對中國共產黨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演說，直言習近平是「破產的集權意識型態信奉者」，且說「今天的中國對內越來越專制，對外和對自由的敵視也越來越猛烈。」最後再呼籲盟國和中國人民與美國合作，共同起而改變中共的行為。蓬佩奧一席談話，還被形容成是一篇「討共檄文」。
時間情境變化，有美國政黨屬性因素，也有外在環境的大不相同。猶記得1995年李登輝欲以傑出校友身分出席康乃爾大學活動，當時民主黨主政下的國務院，因十分顧忌中國的強烈反彈，自頭至尾都極力反對李登輝的造訪，此前一年，還發生李登輝訪問中南美洲過境夏威夷，卻不被允許在境內過夜，只能在當地空軍基地稍作休息的屈辱之事，當時李登輝曾以穿著休閒服在專機上接見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作為抗議。
過境遭失禮待遇的事件，之後引起美國國會和輿論一陣譁然，間接對接下來李登輝的康乃爾大學之行有了「破冰」作用。尤其美國友好台灣的國會議員還展開連署，要求放寬台灣領導人來訪的限制，直至有康乃爾大學向李登輝發出邀請。即便這項行程的背後促成，的確有美國卡西迪公關公司的運作，尤其對國會遊說下了很大功夫，而終究讓當時的美國參眾兩院都對李登輝訪問康乃爾大學一事投下贊成票。但過程之中卻也是層層阻礙，就在美國國會欲跨出第一步的同時，當時的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則先親自向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保證他們不會放行，以緩解中共對李登輝可望出訪美國的不滿。
只是，參眾兩院通過李登輝康大訪問案後，國務院雖有中共給予的壓力，更有來自自己國會和輿論的壓力，一切才轉而勢在必行，本應具有最高決定權的國務院，最後竟無法裁定是否准許李登輝訪美，而是將准和不准兩案直接並陳給當時的總統柯林頓，由白宮全權定奪。前後來回折衝將近半年，國務院才正式宣布柯林頓總統准許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訪問康乃爾大學。而有了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校園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英文公開演說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出現。
雖然如此，台美關係的發展卻非從此一路順遂。雙邊關係後續依舊在美國不同政黨、意識形態、政治利益的角力中，忽而進展、忽而倒退，加以中共之後祭出的飛彈威脅，釀成所謂海峽飛彈危機，更讓美國政界的長期友中派欲圖在台美關係上踩剎車。主要人物之一，便包括了現在正在參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當時他是參議員，曾屢屢反對有助提升台灣國際地位的提案，尤其反對提升對台軍售的水準，理由無非美中利益要大於台美利益，當然不應該為了台灣而激怒中國，可以想見，他對李登輝之後所提的「兩國論」不可能有正面評價。
而今，就如同蓬佩奧在發出「討共檄文」之後，美國政壇、輿論也有相當的聲音對他的發言發出反彈，細數美國若對中國祭出新冷戰將是得不償失，甚而當蓬佩奧就南海議題抨擊中國改變現狀的同時，美國國內也另有一股聲音強調南海迄今尚無武力爭端，更何況中國也並未對台灣動武，美國何須自己捲起風波，繼之，似是認知美國實質能力所及，並無法左右中國的未來，因此所謂共同起而改變中共終將會失敗，再者，無論全球化的挑戰、北韓核武和阿富汗議題，美國仍需要仰賴中國一起面對，至於美國批評中國人權，恐怕得先釐清自己是否有以同樣標準對待俄羅斯、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
無庸置疑，國務院迄今的發言和動作，確實和台灣最為貼近，濃郁的反共因子來到近年罕見的高漲狀態，但同樣不可否認的，美國仍有相當程度的另一派，直到今天仍對中共保有尼克森式的立場和心態，加以美國是民主選舉產生政府的國家，每一項政策換交新的政府上台，不可能一以貫之直線到底，否則，李登輝也不會從屈居夏威夷空軍基地小房間一隅，轉而變成國務院之後發文追悼的遠東領袖。同樣的道理，台美之間，距離很遠，也會隨著時局而變近，距離很近，也有因為現實威脅可能走遠。因而李登輝辭世，僅只代表了他個人生命、使命的完結，台灣仍將世代繼續下去，挑戰不在此岸也在彼岸，他用他的方式走完他的一生，以他所信仰的價值和這塊土地相融，在他之後，我們也另當有我們自己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