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譬如，2018年開啟的貿易戰，最終決定這一衝突走向的，卻只是中國對美農產品的購買，中國只需要收攬不到2%人口的美國農民，就可以對白宮的貿易政策促成重大改變，這實際上超出了諸多人士的預期——這些人此前普遍認為，川普總統的雄心壯志將絕不止於此。
再往後延伸，我們可以看到，當川普的疫情控制成為災難後，那麼他就必然走向甩鍋中國的政治道路，這是政治上無法避免的災難性結果。使得中美1月蜜月成為一種苦澀的回憶。
身處這樣劇烈變化的氛圍，當我們國家應對中美風險的時候，絕不能僅僅基於事後行事，更要在災難出現之前，未雨綢繆，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對政府、民眾的衝擊，避免不可挽回的災難。
2020年3月疫情地緣衝突泛起之後，深知中美冷戰不可避免。川普要為了選舉，必然極力採取激進的反華政策，而HK的九月立法問題，則使得中方不得不採取措施，這將帶來美國為首之西方劇烈反應，雙重疊加下，冷戰的大幕就會徐徐拉開。
在這個風雲激盪的時代，高喊口號，迎合輿論，確實是一件名利雙收的事情。利用中美衝突賺取左右分裂日深人群之錢財。他們絕不是為了幫助我們國家，探知「西班牙風險」、「布拉格風險」、」南印度支那風險「和」阿富汗風險「，避免致命災難的形成，為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和國民幸福，做自己義不容辭的貢獻。
西班牙風險：指1807年拿破崙入侵西班牙，使得歐洲各國恐懼拿破崙，並逐漸聯合起來消滅了拿破崙，拿破崙戰敗後回憶入侵西班牙乃是其最大錯誤；
布拉格風險：指1939年3月希特勒入侵布拉格，使得西方列強不再信任德國，並在德國的後續外交中堅決抵制之，進而引發了1939年8月但澤危機和二次世界大戰；
南印度支那風險：指1941年7月日軍進入法國控制的南部印度支那，儘管當時這個行動看起來很正常，但卻導致了英美竭嘶砥礪的反應，凍結了日本的資產和貿易，迫使日本不得不走向戰爭；
阿富汗風險：指1979年蘇聯入侵原本屬於自己勢力範圍的阿富汗，結果遭到歐洲、美國、伊斯蘭世界和中國的強烈反應，進而陷入外交孤立和地緣災難，這招致了蘇聯的崩潰；
至於有時候個人說話不計言辭之委婉，那是沒有辦法的，畢竟，真正的現實主義愛國者重在言到而非曲迎，被粉紅派誤會也屬正常。
需要注意的是對美外交風險，不是國家民主化就能避免的。
1940年，美國駐日本大使格魯曾經與日本高層內田伯爵有過一段很引人注目的談話，說的是，格魯宣稱美國在東亞要捍衛民主和人權，所以不能不反對日本的侵略，美國大使說完後，內田伯爵笑了，他說，
「相比於蔣介石，日本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我們的人民有自己的選票，我們大部分的議員需要參加選舉，我們的政府不能忽視選票，美國憑什麼說幫助獨裁的蔣介石就是維護民主呢？」
內田說完，連格魯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應了——因為他也知道，真正使得日美關係惡化的，並非民主不民主，而是日本人與生俱來的民族驕傲與貪婪的西方秩序之對撞。
所以，就像當年日美關係惡化一樣，中美關係的惡化，絕不是中國所謂民主不民主的問題，中美關係的惡化，乃是雙方對各種訴求合理性不同的理解所致。
中國任何一個人（包括台灣國民黨），都認為南海是中國人的，中國有自行處置的權利。但美國卻認為南海航道生死攸關，不容落入其他大國軍事控制之下。
中國任何一個人都認為，hk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中國有權利處置之，但美國卻認為主權和治權是兩個不可分割的問題。這實際上是這一百年來，自五卅運動開啟之收復租界治權運動的最後一步，當年的國民政府也是因為租界治權問題與英美關係急劇惡化——直到抗日戰爭後才真正好轉。這種情勢並不鮮見。
所以，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不管是民主不民主，中美關係的惡化是難以避免的，當一個民族主義大國走向強盛，就必然會以民族主義的觀念改變世界，雖然中國只是認為自己恢復舊物，但世界未必能夠理解這一點。
後發民族的修昔底德陷阱，恰恰就是如此。而「擱置爭議」之舊訓，雖然締造了中國的崛起，但本身如同俾斯麥的外交政策一樣，具有強烈的反身性，最終被自己國民放棄也是民族主義浪潮下的歷史潮流。
四、美日歷史教訓：中美如何避免戰爭？
1941年7月，當英美封鎖禁令傳來之後，面對全民的恐慌，一位日本經濟學家切腹自盡，因為他曾向自己的國家保證，英美絕不會這樣做。
通過這段時間網上的文章來看，發現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那就是中國民眾根本沒有對美開戰的心理準備，大多數中國人雖然急欲挑戰英美的"霸權"，但卻缺乏昭和時代日本人的戰爭決心，或者說他們試圖在正面挑戰英美的同時，卻幻想英美不敢對中國施加類似於1941年7月日本那樣的殘酷制裁，實際上，這樣的思維是站不住腳的。外交問題上，最容易釀成不可挽回錯誤的思維就是，總是傾向高估自己的膽量，同時刻意低估敵人的決心，特別是面對的敵人比自己更強大（或者敵人認為自己更強大）的時候，尤為如此。
從5年前開始，我就常常推薦很多體制內涉及外交部門的朋友，多多閱讀《通向珍珠港之路》、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的《使日十年》、日本前外長重光葵的《外交回憶錄》和《中日戰爭中的日英關係》這四本書，目標不是為了了解歷史，而是為了避免與美國的戰爭，如果我們真的想避免與西方戰爭的話。
在這四本書裡面，集中闡述了外交工作的細節。即一個在遠東無可置疑的"霸權"國家日本，如何勇猛地激起遙遠的英美不遠萬里與之決裂，並走向戰爭？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對這些外交細節的記錄，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華盛頓最親日的商人如莫拉曼、政客摩根索如何一步步從維持對日貿易變成了力主對日禁運的強硬派，倫敦那些最親日的外交官，如西蒙、克萊琪，如何從日英親善的擁護者，最終變成對日戰爭不可避免的鷹派？
我們絕不能將這一切外交災難的源頭歸結於日本精英的無能和傲慢，實際上，日本精英並不愚蠢，無論是他的軍部領袖，還是他的外交官，都是當時一等一的精英。近衛是日本貴族精英中最優秀的人才，西園寺最傑出的學生；佐藤賢了、白鳥敏夫從小都是頂級學霸，智商超人；松岡洋右學貫中西，聞名東洋。這些人沒有一個是蠢材，放在今天，都是清華北大哈佛耶魯最頂級的人才。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外交在他們的領導下依然在1941年7月走向了對美戰爭的邊緣，最終不得不硬著頭皮走向珍珠港。
我們也絕不能將英美政客視為戰爭瘋子，蓄意挑起戰爭，以毀滅日本，實際上，無論是邱吉爾，還是羅斯福，他們都極端害怕與日本的戰爭，他們恐懼對日戰爭，但他們依然走向了戰爭。所以，雙方對戰爭的恐懼並不足以避免戰爭——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哪怕是到了1941年，英美政商界都真的很想在東亞跟日本做生意。
「我向您保證，大英帝國絕無與日本開戰的企圖，英國人民對日本人民始終抱有如一的深情，請您務必轉達我的善意。」
——1941年溫斯頓邱吉爾接見日本駐英國大使重光葵
「對日外交的任何行動，都必須以避免戰爭為第一要務」
——1941年3月，美國國務卿赫爾致電霍恩貝克
然而，歷史的淵流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快，也將超出任何人的主觀祈願。
1937年11月，在布魯塞爾討論日本遠東問題的會議上，美國是最不願意得罪日本的；但到了1938年底，當武漢勝利後的近衛內閣宣布在中國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時，美國就開始向蔣介石政府發出第一筆貸款，首次站向了日本對立面；1939年，當日本軍隊占領海南和南海島嶼的時候，美國宣布廢除日美通商條約；1940年6月，當日本外長廣田宣布對南洋享有天然權利時，美國發動了對日本第一次禁運；1941年7月，當日軍進入印度支那時，英美對日本發動了海上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當對美談判無法成功之後，日本最終發現，他只能走向戰爭。
從1937年11月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對日友好，到1941年11月南雲艦隊駛向珍珠港，歷史洪流的改變需要多久？不多，四年而已。
這些年來，我翻看昭和日美外交史的時候，常常最想探明的就是最終迫使日美走向決裂的那個節點——譬如美國、英國、荷蘭、中國如何在1940到1941年建立扼殺日本的ABCD聯盟的？以及哪項事件促成了這個原本只有對話機制的架構變成了實際軍事外交協調？更重要的是，哪項事件促使英美下定決心不惜巨大代價發起對日本的毀滅性禁運？——要知道，英美對日石油禁運後，英國遠東油企、荷蘭印尼油企、美國西海岸油企幾乎全部瀕臨破產，並面臨著日本海軍的攻擊，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經濟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