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書這種事兒聽得還少嗎？圖書館這種公益概念有什麼稀奇的呢？稀奇。我們在北京的民辦打工子女學校工作了10多年了，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真正的、活的圖書館，能夠持續開放，讓孩子去借書，而且有足夠多好書的圖書館，一個都沒有。
流動兒童圖書館
2020.09.26廣州
大家好，我叫岳毅樺，來自北京一個專注於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民間公益機構——新公民計劃。
留守兒童的問題我們談過很多了，來之前我特意去數了一下，最近三年，光是一席就有超過五位老師分享過與留守兒童有關的內容。這麼多年過去，留守兒童的境況有改變嗎？確實，更多、更好的校舍被建起來了，很多孩子的住宿、餐飲條件也得到了改善。
那留守兒童的數量下降了嗎？從教育部、從政府的數據來看，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是在大幅降低的，但是伴隨城鎮留守兒童數量的增加，留守兒童這個群體的總量並沒有大幅減少。
允許孩子和父母一起流動
流動這個話題離我們每個人都不遙遠，大家看這張圖最右邊的那個點，2019年在中國的城鎮常住人口裡面，有2.36億是沒有本地戶籍的，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而這2.36億的流動人口，意味著9870萬的流動人口子女，9870萬是什麼概念？在中國，每100個兒童中，有超過35個是流動人口的孩子。
事實上，這些孩子成長過程中經常在流動和留守的身份之間切換。小時候在老家由爺爺奶奶照顧，叫做留守兒童。到了小學，接到城市讀書，就變成了流動兒童。快讀初中了，因為戶籍的原因，在城市裡沒法參加中考高考，又回到老家去讀寄宿學校，再次成為留守兒童。
作為一個公益機構，我們最關注的其實是在城市流動兒童群體裡，家庭收入相對較低的這群孩子。他們的父母在城市裡從事外賣、快遞、家政、保潔、保全、賣菜、小攤販等等，其實是維持一個城市正常運轉必不可少的工作，但他們的孩子在城市裡卻面臨教育困境。
留守和流動，區別就是能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和父母在一起這個事情重要嗎？歐美有一個概念，叫獨自在家年齡，通常會被劃定為12歲，也就是說12歲以下的孩子，他對父母的依戀以及依戀得到滿足以後帶來的安全感，是會伴隨一生的力量。
在一起，是每個兒童的權利，是不論戶籍，不論家庭收入的高低，都應該得到的權利。這9870萬的流動人口子女，有多少能夠和父母在一起呢？我們看這張圖。
2018年，在北京義務教育階段的流動人口子女里，只有22%能夠和父母在一起，廣州的比例稍高一些，但也不到50%。這些比例以外的孩子在哪兒？在做留守兒童。
那我們是不是要呼籲外來的務工者更愛自己的孩子？呼籲更多的社會支持、愛心幫助？我不是說這些沒有用，但是遠遠不夠，而且不是在回應這個真正的問題。留守兒童問題真正的出路，是允許這些孩子和父母一起流動，讓孩子和父母在一起。
流動兒童的教育困境
剛剛的數字大家還記得嗎？在北京，只有22%的流動人口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能和父母在一起，為什麼？因為一個非京籍的孩子，其實在廣州也是一樣，非廣州戶籍的孩子，想在城市裡面找到一張屬於自己的課桌，太難了。
這個是2019年北京市海淀區非京籍的孩子幼升小需要的材料清單，「四證」。如果想入讀公立學校，要面臨一道不低的門檻。
這道門檻曾經是高昂的借讀費和贊助費，在政策禁止收費之後，這道門檻就變成了「四證」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公章、證明、材料。但凡跑過政府辦手續的人應該都能想像，這是一張讓人如履薄冰，隨時會感到絕望的清單。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這裡談到的公立學校，不是那些熱門的學區，不是大家排隊去搶的學校。我們服務的孩子，他們大部分住在城市邊緣地區。
這些城鄉接合部的、村裡的公立小學是根本招不滿，甚至招不到本地生源的。這一方面是因為戶籍人口的減少，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村裡的孩子，家長會想盡辦法把他們送到城區去上學。
我自己曾經了解過，2016年，在北京東南四環外面有一所村裡的公立學校，當時他們六年級有兩個班，大約有70個孩子，只有一個是北京戶籍。他是北京郊區的，爸爸在城裡開計程車。
那年有兩個評選北京市三好學生的名額，要求其中至少一個是京籍。也是那一年9月份，他們學校的一年級開始招生，沒有一個本地的孩子來報名。最後勉強能夠符合「四證」，當年還叫「五證」，符合要求的非京籍孩子不到20個，勉強湊成了一個班。
所以這根本不是沒有學位或者不夠的問題，這些學校招不滿本地生源，他們仍然會用證件攔住非京籍的孩子，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中非京籍的孩子，即使他們處於義務教育階段。
這些孩子即使能夠在北京上小學了，不管上的是公辦還是民辦，流動依然是他們無法避免的命運。這張表格是北京東五環的一所民辦打工子女學校這個學期的學生數量，兩周以前剛剛統計出來的。
大家能看到，三年級還有99個孩子，到六年級就只有47個了。對於沒有戶籍的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來說，到了小學高年級段或者初中，為了學業的銜接，返回老家讀初中是很常見的現象。
我們必須要說，絕大部分這些孩子都是懷揣著高中夢，甚至大學夢踏上旅程的，但是他們當中有多少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數據告訴我們的情況很不樂觀。
2016年，北大的宋映泉老師和他的團隊，連續5年跟蹤了北京打工子女學校的1800多名初二學生，發現這些孩子到了高中的入學率只有40%，那個時候全國高中的入學率平均是88.4%。這個40%還是包括高職和普高的，其中普高不到1/3。
到了該讀大學的年齡，這群孩子中只有6%讀上了大學，而2015年全國高等學校的毛入學率是40%。這些數字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是什麼東西攔住了他們的高中夢和大學夢呢？
返鄉追蹤：
流動對孩子意味著什麼？
為了了解這些數字背後的故事，我們機構從2018年4月份開始，選擇了北京一個打工子女學校六年級的畢業班，那個班上有43名孩子，我們對每一個孩子都做了詳細的追蹤，我們想了解他們在返回老家之後會發生什麼，流動對他們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的同事在追蹤過程中記錄的三個小故事，也許可以反映他們部分的困難。第一個孩子是蘇晴朗，今天用到的都是化名，蘇晴朗在小學畢業後用三個大行李箱和一個背包，裝走了她在北京生活12年的所有物品。
回到老家之後，她面臨的挑戰是從教學鬆散的北京民辦打工子女學校，到老家軍事化管理的、小鎮做題家的這種轉變。老家的公立初中要求每天早上5:30起床，晚上9點下課了還要寫作業，她每天都覺得不夠睡。
因為父母都在北京工作，是在批發市場賣菜的，所以她只能寄宿在學校的老師家，室友都是同學，她感覺日日夜夜都無法從學習的壓力中解脫出來。
蘇晴朗在北京的時候是個特別開朗的孩子，和媽媽的關係很親，所以初一的時候她還用電話手錶，保持跟媽媽每天通電話的習慣，甚至有時候沒時間吃晚飯，她也跟媽媽聊幾句來解壓。到了初二，學校連電話手錶都不讓用了。
老家和北京之間截然不同的學習方式，是很多孩子在返鄉後遇到的第一個下馬威。沒有家庭的支持，你必須靠自己獨自迅速地完成轉變，一旦沒有適應過來，掉下隊可能就再也追不上了。今年9月，蘇晴朗初三了，她還在努力。
第二個孩子叫李依依，這張圖片是她回老家，想考縣裡最好的一所私立初中，當時在門口等著要考試的人群。
但李依依最終沒有等來考試的機會，因為老家的學校認為她提供的小學學籍表不正規，在第一輪就篩掉了她。
為什麼不正規？因為她在北京讀的這所民辦打工子女學校是沒有辦學許可證的，辦學者為了解決學生的學籍問題，在自己的老家河南找了一所學校給孩子們掛靠。所以這些孩子上的是一個北京的學校，學籍表上蓋章的卻是一個河南的學校。學籍表上這些混亂的信息，把這個在北京班上成績很好的孩子，攔在了心儀的學校門外。
這個孩子叫路軍，是一個安徽的男生，他是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被父母從老家接到北京的，因為他以前身體不好，整天長痱子。
小升初的時候，路軍非常非常不想回老家。他整天在媽媽面前念叨，如果我這次考試成績好一點，是不是就可以不回去？是不是就可以晚一年才回去?但他媽媽非常堅定地想讓他早點進入學習狀態，還是把他送回去了。
回老家後，他沒有固定的看護人，不同的親戚會輪流到學校來接他，路軍說自己每周五都不知道等在校門口的會是誰。到了初二，他就開始不寫作業，屢次違反校規，帶手機進校，被老師退學了。
我們追蹤的這43個孩子，從2018年4月份到現在已經進入初三的第一個學期了，只有14個還保持著讀高中的理想。但看他們的成績，這14個孩子裡真的有希望讀上高中的應該不到8個。
清退
如果你沒有辦法入讀公立學校，就只能選擇城鄉接合部的民辦打工子女學校。這張圖片是北京大興南五環外面的一個學校，距離南苑機場很近，經常會有飛機這樣「嗚嗚嗚」的飛過操場上空。
可是，因為北京這幾年大規模的拆遷、拆違改造，越來越多的打工子女學校失去了容身之所。這張照片裡的學校位於北京的東南四環外，藏身在一個工廠的廠區里20年，也沒逃過被拆的命運。
這張照片是去年12月中旬拍的，拆卸的機器已經逼到了牆邊，就等兩個星期之後學校放寒假，就正式關閉了。不斷的清退，讓北京民辦打工子女學校的數量，從2008年奧運前最高峰的接近500所，下降到了現在的不到100所。
每消失一所民辦打工子女學校，就是這群孩子，尤其是低收入的流動兒童，與父母在一起的希望又泯滅一分。剛才我說「清退」，他們真的是用「清退」這個詞的，這不是我們或者媒體用的詞。我親眼看見他們用「清退」這個詞，就好像這不是一個人、一個孩子，而是一間違章建築、一間房子。
雖然過去20多年，北京的民辦打工子女學校為數百萬的流動兒童提供了一張父母身邊的課桌，但他們的教學質量跟公立學校的差距可能在10年以上，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們用一些簡單的數據來理解這中間的差距。民辦打工子女學校沒有政府資助，所有的收入都來自於家長交的學費，從一個學期3000、5000，到今年開始出現8000的。而公立學校，北京小學的生均教育成本是一年3萬元，政府全額撥付。
你看，一個學期3000、一年6000的學費，和3萬之間的差距至少已經是5倍了。更別說這是民辦學校，老闆還要營利。這兩邊教育資源的差距會全方面地體現在學校的硬體、老師、開設的科目上。
北京的民辦打工子女學校基本都起源於90年代中，當時的外來務工者的孩子如果想讀公立，要交高昂的贊助費和借讀費，很多家庭交不起，就自己湊一湊，找一個在老家做過老師的鄉親來教孩子。後來學生人數越來越多，竟就成了學校。
我們從當時學校的一些校名，能推測出鄉親們從事的行業，像河北菜農小學。
或者能推測出鄉親們來自哪裡，河北小學分校。
叫分校也很有意思，當時出現了這種學校以後，市場極端的旺盛，供不應求，太多的外來務工者想把孩子留在身邊上學了。我們知道的當時學生最多的一個學校同時有八個校區，有上萬的孩子。但沒有辦學許可證，是以一種半地下的方式存在。錢也是，怎麼省錢怎麼來，你看圖上這個就是當時的校車。
學校的教育資源不足，辦學者為了節約成本就儘量少請人，老師的課時數每周在25到30節之間。大家可以看到這張課表，一個老師，三年級、五年級的語文、科學、寫字，平均每天5節，你可以想像這個老師能有多少時間用來備課。
打工子女學校老師的課時負擔，基本是公立學校老師的兩倍以上，但工資只有1/2到1/3，沒有體制內的培訓、晉升，完全是體制外的一個打工者。所以老師的流動性非常高，基本上是剛剛畢業經驗不足的年輕教師為主，或者是鄉村下崗的代課教師。
我們曾經在北京一個學校讓300名四年級的孩子，寫出最想看的三本書和最喜歡的三本書。大家看，想看的三本書裡面有很多答案是空白的，填不出來。
我們團隊曾經有一個同事，一個老太太，是從公立學校退休的老師，負責在打工子女學校裡面做培訓。有一次我跟她在等公共交通去學校的路上，她痛心疾首地跟我說，每次去學校翻看孩子們的作業本都感覺到心痛、焦急，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多挽救一個文盲是一個。
我們不知道這兩類學校真實的教學水平差距有多大，只能從一些細節去看。這是新年之前，我們收到很多孩子送過來的賀卡，卡片上寫著甜甜的新年祝福。但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沒有一個孩子能把「阿姨」的「姨」字寫對，志願者忍不住就寫了正確的貼在牆上。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流動兒童想通過體制內教育，實現階層躍升、改變命運的難度無異於中彩票。很多流動兒童從高年級就開始厭學，直到放棄學業。但這种放棄不是一種真正的個人選擇，它是在機會不平等影響下的個人選擇。
在這種不平等的條件下，弱勢群體獲得機會的可能被系統性的排斥。這些孩子沒有機會接受公平優質的教育，成績不行，引發對自我的否定，進而加劇對學業的放棄，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打工子女這個群體，高中和大學的入學率如此之低，我們需要意識到這不是一個群體的素質問題，這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政策問題。
那怎麼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