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學生即使不滿，針對的是執行階級路線的招生辦，大多不涉及母校。清華附中的不同在於他們辦了一個預科班，該班享有更好的師資，上清華的比重極高。當時在全北京，這樣的「重點班」絕無僅有。為什麼要辦預科班，無疑是蔣南翔及其麾下培養高材生的鵠的所使然。不想辦好教育也罷，若要辦好，就必定與階級路線嚴重衝突。正如同那個時代的廠長，不努力抓生產還好，太努力了很可能被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附中的預科班是招分數高的，還是出身好的，二者如何協調，「總分」如何計算——這是無法操作的事情，難為了附中的萬邦儒校長。他肯定不敢公示他的標準，正如那時高考不公布分數和錄取線。一邊是階級路線喊的震天介響，一邊是遮遮掩掩的具體操作。公然大面積地欺負出身不好的人太不好看，又流失了若干能力好的學生，不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則有沒頂之災。所以只好黑箱操作。萬校長是如何操作的，或許我們永遠無法知曉了。高考不公正的洗牌發牌，畢竟是在同齡陌生人中。而附中的分班是在知根知底的同班同學中。異常敏感的200餘名清華附中的16歲少年，眼巴巴地看著一撥人進了預科，一撥留在了普通班。本書研究的正是一個普通班，其中包括更多的失落少年。其實，蒙受傷害的豈止熊鋼、戴建中，首當其衝的是校方，是萬邦儒和蔣南翔，他們兩邊不討好，兩邊都罵死了他們。說到老根，誰讓你攤上了毛澤東這樣的首領，誰讓你還一心要辦好教育。於是蔣南翔這位共產黨教育戰線的首席官員，在自己的後院，將清華附中天才少年們的心靈，催化成憤怒的淵藪。
有當事者說，紅衛兵發起者中有數位天才少年。他們智力超群，精力過剩，不滿於當時教育制度的束縛，這是他們造反的真實原因。筆者長期持有的一個觀點是，推動一個事物的動機最初常常並非一個，而不是一個要勝過一個，因為如是推動力更大。過後必有一個是主要的、決定性的。當最初的造反者稱校方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時，或許其中有些人是在教育方式上不滿，另一些人是在階級路線上不滿。他們共同起事。但起於毫末的造反，引起響應和共鳴，壓倒多數的回應者是誰，共鳴是什麼？是幹部子弟，是對學校執行的階級路線不滿。最初造反的一部分人針對的是教育方式是可信的，因為誕生地的紅衛兵組織最初包括少數非紅五類的同學，這在迅速效仿清華附中的其他學校的紅衛兵組織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也佐證了，其一，最初的造反動力不僅來自階級路線上的不滿；其二，清華附中紅衛兵從地下走向地上之時，階級路線已經成為他們的旗幟和鋒芒。而階級路線上的不滿，是與預科班密切關聯的。
記憶，是時下流行的心理學、社會學前沿。口述史方興未艾。與此同時，學者們的批判性思維已洞悉記憶的偏頗。那為什麼依然要借重口述史？請問，哪個材料，哪個方法是毫無偏差呢？儘管我們熟知記憶理論，看到偉東論文中婁熊事件的回憶，仍然震驚於大家對一個事件記憶上的差距：有人說是早飯，有人說是午飯，有人說是婁打了熊，有人說是熊打了婁，眾說不一，卻都振振有詞。我預感，這段言之鑿鑿、卻人言人殊的材料，可能會成為記憶研究的經典案例。幫助當事人們完成記憶重組的既有偏見，更有仇恨。往事、偏見、仇恨，熔於一爐，三者相互改變著各自的面貌。
我認識數十名清華附中老三屆的學生。他們的風格不同於我的母校八中的同學，也不同於四中、實驗中學。他們是獨特的。而在清華附中內，高631班是兩種家庭出身的同學衝突最慘烈的班級，我不稱其為派系衝突，雖然出身與派別密切關聯，因為我以為出身決定了派別，而出身比派性更為本質。同窗之誼，常常超越階級、種族、社會，是每個人一生中最珍視的情感之一。我懷疑古今中外有沒有第二個班級，能像清華附中高631班那樣兩撥同學間充滿仇恨，45年不能化解，不相往來。雖非當事者，聽聞這樣的情形，筆者黯然神傷。1966—1968，一個什麼樣的世道。
1965年清華附中為清華大學輸送了60名學生。這是太高的數字，應該不存在清華大學的偏袒，那一年他們的高考成績高居全市第一。而1977年恢復高考後，清華附中老三屆六個年級全體學生中，只有兩個人進入當年全體附中同學夢寐以求的清華大學。一屆輸送60人，對照六屆輸送2人，其反差令人震顫。另一個反差是清華附中的昨日與今日，昔時英氣逼人的清華附中已經不復存在。一個學校辦學之高下只能由其學生日後的品質來定性，其他都是瞎扯。當年的附中產生了一個作家群。史鐵生、鄭義、張承志，僅此三位，足以光耀全國中學校史。還有哪一所學校六年期間的學子中能走出這樣三位。
「燈下黑」是一種不正常、乃至不幸的社會現象，即下一代人對上一代歷史茫然無知。這首先是上一代的罪過。他們中的一小撮人抑制大家追究、評判那個年代；中國的學者與媒體自覺地配合著思想管制。如此互動之下，才有了燈下黑和文革研究的肅殺蕭條。我以為，偉東論文的成就不在觀點，而在歷史細節的打撈，提出的少許觀點亦是從中生發。我猜想，本書可能會激活若干附中人的記憶，不，首先是激活他們的熱忱。因為最牽動當事者情緒的與其說是觀點和評價，毋寧說是一些惱人的事實。他們爭論、書寫之日，就是後輩注目這段歷史之時。兩輩人需要一同面對這段暴力血腥的歷史。
偉東幾次感謝我，我這個多年不說洋文的人，想到的最為匹配的應答，竟然是英語中最流行的一句客套話：That's my pleasure——這是我高興做的事情，它帶我重回我的中學時代。
（選自李偉東著《清華附中高631班（1963-1968）》，柯捷出版社，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