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昆明西山華亭寺，左起為周培源、梁思成、陳岱蓀、梁再冰、金岳霖、吳有訓、梁從誡
群眾逐漸形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大派。思成是頭號反動權威，不管哪一派都要揪鬥他，往往一「坐飛機」就是三四個小時，或是大半夜。他對此不但不氣憤反而高興，因為他天真地認為這是學生們不再打內戰，開始聽毛主席的話，搞「鬥批改」了。他以為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什麼是「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問題快得到解答了。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批鬥，使他的健康明顯地惡化了。在一次批鬥會後，他的身體徹底地垮了。那是一次批鬥系總支書記劉小石的會。主攻對象是劉小石，梁思成只是陪鬥。
在批鬥會進行到一半時，很受思成器重與愛護的一個學生走上了講台，他自稱早在「文革」前夕就收集整理了梁思成的反黨言論上報黨委。他揭發批判劉小石，說在他們整理的梁思成的材料中，劉小石把一些關鍵的「反動」言論給刪去，包庇了「反動權威」。那天晚上我扶思成上床時，發現他極度的虛弱，還有些顫抖。他喃喃地說：「沒有想到啊！真沒有想到啊！」
在「文化革命」開始不久，他的一個「徒弟」由於對運動表示了不同的意見而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時，他就常常對我說：「我真後悔找了幾個年輕人來當助手，原想把我的學識更好地傳授給他們，沒想到反而害了他們。梁思成的大弟子這個臭名，他們要背一輩子，我對不起他們，我真後悔！」「文革」不久，高幹醫療制度就取消了，清華校醫院又因他的醫療關係不在清華而拒絕給他看病。不得已，我只好帶他到北醫三院去。我永遠感謝給他看病的陳世吉大夫，當他看到病歷上「梁思成」三個字時，並沒有像有的人那樣蔑視他，而是低聲地向他的助手說：「他是一位建築學家，常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的。」他仔細給思成檢查，並找了幾位大夫來會診。
整整一個上午，我看他們反覆地聽著量著，看著各項檢查的結果，低聲地議論著。我緊張到了極點。最後，陳大夫把我找到一邊輕輕地說：「他患的是心力衰竭，很危險。你能設法讓他住院嗎？」「住院？」我愣住了，緊緊地咬住哆嗦的嘴唇。陳大夫會意地點點頭說：「這樣吧，我們保持密切的聯繫。以後你不要再帶他來了，他必須臥床。」
當他知道我們家裡有血壓表、聽筒和注射器時很高興，要我每天給思成量血壓、數脈搏，作好記錄，定期來取藥，他還詳細地告訴我那些藥的服用方法及注意事項。他特別叮嚀我千萬要防止思成感冒。從此，我不僅是他的妻子、保姆、理髮師，又多了一項職務護士。這樣我一直保持著和北醫三院幾位大夫的聯繫，直到1968年11月周總理直接過問了思成的情況，才把他送進北京醫院。
1967年清華的「文革」領導小組通知我，限三天內全家搬到北院一間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子中去（這是我們1966年以來第三次搬家）。1967年2月，寒冬還沒有過去，我去看了那間房子，一進門就讓我不寒而慄。陰暗潮濕的房間，因為一冬沒有住人，牆上、地上結了厚厚的一層冰霜，這對思成的健康將造成致命的後果。我們又一次賣掉「多餘」的家具。最苦惱的是大量的書怎麼辦呢？我們一個書架一個書架地整理，這些書過去我沒有時間細看，很多外文書，我更是看不懂，現在要決定棄留就必須認真地挑選。在清理圖書的時候，在書架上翻出一個厚厚的牛皮紙的大封套，打開一看，呀！全是一些精美的塑像和小雕塑品的圖片，這是思成多年研究雕塑史收集的資料。
我們暫停了書籍的整理，坐下來欣賞這些圖片，有一對漢代銅虎的圖片吸引了我的注意，銅虎栩栩如生，它的頭、身、尾、爪沒有一處不顯示出力量的美。思成拿在手上讚嘆不已，情不自禁地對我說：「你看看，眉，你看看多」「美」字剛要脫口而出，忽然想起這是當前犯忌諱的詞，於是立刻改口說，「多多麼有毒啊！」我們不禁相視大笑起來，這是我們「文革」以來第一次歡笑。1987年我在美國哈佛大學的佛格博物館親眼見到了這一對珍品。我的耳邊又響起思成的贊語。「你看看，眉，你看看多多麼有毒啊！」
我把一部分貴重的建築書刊整理出來，請求暫存在建築系資料室。「文革」小組的那個人瞪起眼珠怒視著我說：「把資料室當成你們家的倉庫？不行！」「那麼我把書賣掉，請你在這張申請上簽字，以後別說是我銷毀了批判材料。」我說。他氣極了，但只好一揮手說：「先放著吧。」武鬥期間系館成了據點，這些書被撕毀並丟失了大部分，所余無幾，後來我把它們送給了系圖書室。其他的書，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獻全集》，一套《飲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廢品收購站。
為了準備答覆紅衛兵可能提出的質問，當晚我在筆電中作了這樣的記錄：「為了處理那些封、資、修的書籍，雇三輪車拉了一整天，共運45車次，計售人民幣35元。」我把一間小廚房收拾出來給老太太住，但是我和思成及兩個孩子（已是大男大女）怎樣安排在這間24平方米的小房子裡，真是個難題。我拿著房間平面圖及按同一比例尺製成的必不可少的幾件家具的紙片，在圖上擺來擺去，怎樣也安排不下。這時思成的建築師才能得到了最後一次發揮，他很快地用書架柜子組成了隔牆，這樣就出現了我們的「臥室」；還有一個供他寫檢查的書桌；然後是男孩、女孩的安排。小小24平方米奇蹟般地出現了秩序井然、分區明確的「小規劃」。
我們搬進北院的當天，突然來了寒流，氣溫降到了零下10度。雖然爐子一直燃著，但室溫還是處於攝氏零度左右。正在這時，「砰，嘩啦」！「砰，嘩啦」！連續數聲，窗上的玻璃一塊塊全被砸碎了。我和孩子們在大風中急忙糊上報紙，但怎樣也貼不住，漿糊一抹上很快就凍成冰了。室內溫度急劇下降，零下2攝氏度、零下3攝氏度、零下5攝氏度。我們奮戰了兩小時，在風勢略小時糊上了紙。我徹夜未眠，不停地往爐子裡加煤，並為思成不斷地更換熱水袋，但他還是感冒了。這樣的「遊戲」，後來隔幾天就發生一次，直到春暖花開的時候。他仍在頑強地同疾病搏鬥著。
清華兩派的對抗，已經發展到了武鬥、你死我活的地步。中央曾告誡兩派的頭頭們如果不停止武鬥，就停發全校員工的工資。但武鬥仍未停止，於是全校停發了工資。一天晚上，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後，闖進來四五個戴著「井岡山」紅袖箍的彪形大漢，他們自稱是「井岡山」總部的人，帶著手槍和匕首，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來。他們把我推向一邊，直衝思成而去，為首的一個指著思成問：「現在全清華的革命群眾都在挨餓，你知不知道？」「我我聽說停發工資了。」思成說。「你打算怎麼辦？現在是看你的實際行動的時候了。」「我我願盡我的力量，我們的家務是林洙管，我我不知道家裡有沒有錢。」「放屁！你沒有錢，誰有錢？你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全是人民的血汗錢，你知道嗎？現在你哭他媽的什麼窮？你對革命群眾是什麼感情！」他抬起手給了思成一個耳光。思成晃了一下幾乎摔倒，我衝過去扶住了他。這夥人進來時我嚇得要命，不知道他們想幹什麼。
等定了定神聽明白他們的來意，注意到他們中有一個人，始終把在門口張望。我覺得他們不像好人，因為我們系「井岡山」的頭頭已經在前一天找過我，要我們捐錢為低工資的職工發一定的生活費。由於思成的工資早已停發，存款也已沒收，我手邊僅僅餘下每次搬家賣家具的二百多元，我把它上交了。我斷定這幾個不是好人。我想起「邪不壓正」這句話，它給了我膽量，於是我對他們說：「我們系井岡山的負責人昨天來過了，我已經把所有的錢都給他們了，隔壁的老劉可以做證。」「你們要是沒有現金，其他東西也可以。現在有些人家都揭不開鍋了，你們知道嗎？現在是給你們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這是考驗你們的階級感情。」真不知道當時我從哪兒來的膽子，竟敢對著他們說：「我不信，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怎麼會餓死人，你這是對社會主義的污衊。據我所知井岡山和414總部（『文革』時期清華對立的兩派群眾組織），他們已經在設法解決群眾的困難。再說北京市革委會、黨中央更不會不關心清華。梁思成早就沒有工資了，存款也沒收了，你們既然是總部的，難道不了解這些情況？我沒有任何金銀首飾，所有值錢的東西早在抄家時抄走了，不信你們搜好了。你們是總部的人，為什麼白天不來，晚上來？」我的話大大地激怒了他們，其中一人舉起手中的皮鞭開始抽打我。
這時思成忽然猛撲過來說：「你們不能打人你們憑什麼打人？！」只見他臉色發青，呼吸困難，連連喘氣。我拼命地大喊：「救命！救命！打死人了！」這幾個人慌了，沖我說：「好！你不是說我們白天不敢來麼？明天中午十二點你等著我們。」於是匆匆地走了。後來我聽說那幾天晚上，很多教授都遭到經濟上的勒索。
第二天早上，天空陰沉沉的，不久就下起瓢潑大雨。我帶著恐慌的心情，等待著昨夜的幾個歹徒，思成堅決要我離開家裡，由他一個人來對付他們，我自然明白他的考慮，我也就更加一步也不肯離開他。到了黃昏時分，我更加緊張了，思成的身體是絕對經受不起再一次的折騰了。我決心冒雨到中關村去找小妹妹的愛人，求他來陪我們過一夜。這天清華已被幾萬名「工人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團團圍住。我離校門還有二三十米的地方，就看見十幾名工宣隊的隊員把住校門，在嚴格地盤查出入的人員，於是我又折回家來。雨下得更大了，這一天是1968年7月27日。
（選自林洙著《梁思成、林徽因與我》，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6。林洙女士是梁思成先生的第二任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