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8年出生在湖南洞庭湖濱，我的家庭成員都是知識分子。父親在舊中國讀完湖南大學後從政；母親師範學校畢業，一直從事教育事業。在我一歲多時，父親出走秀灣，我跟隨母親和姨祖摸爬滾打長大。
母親命運多舛，兒時雙親離異，不久外祖母病逝。我外祖母的妹妹（我稱姨祖），一位資深的教師，單人獨力地挑起了重擔，將我母撫養成人，完成學業和婚嫁、生子，繼而在數十年不斷的政治風浪中，奮力支撐起了一個包括我、母親、姨祖三代人組合的家庭。1957年，我母親成了當然的右派，家庭出身問題將我牢牢地釘在了「原罪」的十字架上。我沒有歡快的童年，也沒有陽光的少年，我渴求知識，渴望上學，可是從小就一次次的被中、小學拒之門外。在我求學的黃金時代，竟然三次被剝奪了受基礎教育的權利。
本文是我未發表的回憶錄中的一章，記錄了我輟學、自學的艱難歷程。
第一次被剝奪上高小的權利
1955年9月，我已年滿七歲，到了該上小學的年紀。母親送我到漢壽縣城二完小上學。老師和藹可親，問了一些簡單的問題就算通過入校。每天上學，母親把我收拾得乾淨利索，我認真讀書，老實，守紀，不愛說話，成績優良。雖然只有七歲，但思想遠不止這個年齡，好像飽經滄桑，懂得「夾著尾巴做人」。
小學一二年級時，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實現了公有制，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似乎太平盛世已經到來。1955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了我國第一部兒童影片《祖國的花朵》，影片中的主題歌《讓我們盪起雙槳》深受少年兒童喜愛。歌詞充滿童真，曲調悠揚悅耳，富有詩意，成為經典兒歌。經數十年久唱不衰。這支歌，似乎承載著我們這一代小學生快樂無憂的童年。
實際情況並沒有兒歌唱的那麼好。五十年代中期，絕大部分同學家庭困難，營養不良。特別是「肅反」和「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小學生中因家庭出身形成的天然鴻溝在不斷加深。因此，家庭出身不好的，還要承受一份額外的壓力。
1957年冬漢壽開始「反右」，善良無辜的母親受父親的牽連成為當然的「右派分子」。老師和同學們很快就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我，為站穩「無產階級立場」，老師不再給我表揚和任何獎勵。從此，「春風不度玉門關」。
我更加沉默寡言，不愛與人交往。但學習成績依然很好，這是誰也無法剝奪的。1958年大躍進開始，迅速帶來大饑荒。同學們都很餓，很少有同學帶零食到學校吃。偶爾有人帶些吃的，便會引來孩子們爭相討要，關係好的分給一點或「給他咬一口」。記得班上有個幹部子弟同我關係好，抄過我的作業，他時常帶來「雙喜餅」分給我吃。這種點心以紅糖和麵粉為餡，用模具壓出「雙喜」字，現在已經沒有廠商再做這種低檔食品了。但在飢餓年代，那是營養品，是權力的象徵。
1959年7月，我初小畢業，參加升高小考試後我便無故心生不祥的預感。張榜後，果然在榜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頓時感到頭腦里嗡嗡作響，恨不得從地縫裡鑽進去。我紅著臉，逃也似地悄悄離開，欲哭無淚。當時我雖未滿11歲，卻已是少年老成，早已深深懂得家庭出身的利害關係。我雖對升學信心不足，但初小升高小這麼低的門坎，學校該不會以家庭出身為門檻將我拒之門外吧？但落榜已成眼前現實，而且全班唯我一人，這個結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其實小學的初升高，考試只是個過場，基本上是全升。幼年飽受驚嚇的我更覺後怕，我不知我們家的問題究竟有多大，使我這個十歲孩童竟與「敵人」相差無幾，更增添無涯的自卑和莫名的負罪感。
那時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對待「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我的遭遇不禁使我對黨的教育方針和政策產生了懷疑。
就這樣，我第一次被剝奪了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從11歲到13歲半，我荒廢了整整兩年半時間。風華正茂的少年開始第一次承受人間的冷落，第一次遭受身心的踐踏。這是我一生中刻骨銘心、度日如年的兩年半。
1957年底以後，我們娘兒倆的身份和生活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反右」前母親是小學教師，有穩定的收入；我是在校的優秀小學生。轉眼間禍從天降，母親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投入勞動改造，每月只發生活費15元；我被逐出校門，成了無業游民。人生的落差太大了！
我伴隨母親勞動改造，頭上只差一頂「小右派分子」的帽子。社會的歧視與白眼自不必說，更有甚者，「左派」們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失學後，我偶爾跟隨姨祖住縣直機關幼兒園。園長余某極端仇視我這個右派的兒子，1960年春，她把11歲的我強拉去圍堤湖和幼師們一起割草支農。漢壽圍堤湖是血吸蟲疫區，我感染了急性血吸蟲病，高燒四十多度。在極度貧困中，母親和姨祖設法籌錢為我治病（當時治療血吸蟲病不免費），住院一個多月，我差點丟了性命。
1959年～1962年，是中國的人禍與天災引發大饑荒之年（史書要這麼說，其實並無天災）。「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給民眾帶來深重災難的「三面紅旗」就瘋狂於這個年代。史稱這一時期為「國民經濟暫時困難時期」，鼓勵全國人民「過好苦日子」。我正處於生長發育階段，時常感到腹中空空。母親把省下來的飯留給我吃，早上還沒起床，母親就把早飯送給我，一缽飯上面有一點酸醃菜，母親要我吃了飯繼續睡，意在減少活動以免消耗能量。這是母親從食堂領回的早飯，我吃了，她就挨餓。
姨祖李祥琳是漢壽資深老教師，她看著我荒廢學業，十分痛惜，又無可奈何。她要我習碑帖，練毛筆字，看書，提倡「開卷有益」。家裡的好多藏書我看不懂，就跑到書攤上看連環畫，成套的歷史名著連環畫我都看過，租金是兩分錢一本，這也使我積累了不少知識。閒得發慌時，我跑到木工房看師傅們幹活，我看得發呆，很想學木匠。有一次趁師傅們不在，我拿起斧頭銼子自己練起來，結果搞壞了工具，被木匠扣留。後來有人知道我是李家的孩子，找來姨祖賠了錢才把我放走。
母親勞動改造的地方有個大湖叫銀水湖，我時常到湖裡釣魚，採蓮蓬。只要湖邊有船，我撐著就走（船主將槳拿走，我就用竹竿撐），為此不知挨過船主多少罵。在飢餓年代，有幾個蓮蓬或能釣到幾條魚也能補充一點營養。我不會游泳，又時常撐著船在湖中遊蕩，母親很擔心，也很心痛。我作為家裡的獨子獨孫，大人看得很重；而這個社會卻視我如同草芥，反革命、右派的兒子，死了活了都無所謂。
第二次小學升初中，縣試第一名卻是落榜生
1962年元月，有一部分「右派」摘掉帽子，母親也在其列。隨即調到株木山人民公社熊家灣生產隊小學教書，這種中國最底層的小學叫村小。母親命運的轉機，使我也同時獲得了上高小的機會。這一期正逢五年二期，我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努力補上了上一學期的課程。母親所在的村小，生產隊還分給我們「自留地」，我們種了蔬菜，還栽了二分地的紅薯。人生第一次過上田園生活，有空我就往菜園裡跑，忙這忙那，很快便得到「自留地」帶來的實惠：青菜吃不完，紅薯收穫了一大堆。母子倆享受著豐收的喜悅，我們告別了飢餓。
母親的村小就在生產隊的隊屋裡。堂屋做教室，教室後面的一間小房是我們娘兒倆的住房。房間裡架著一口缸灶，做飯睡覺都在一屋。燒柴是茅草和樹兜，煙燻火烤，蚊帳被熏得黃里透黑，晚上鑽進被窩裡也有煙燒氣，人都熏成了「臘肉」。母親一個教室里有四個「頭」，即四個年級（初小1--4年級）。給這個年級上課，其餘三個年級就做作業，一人跑滿台。村小就母親一個教師，後來才加了一個。
村小在公社聯校與生產隊的雙重領導之下。母親初來乍到時，聯校向生產隊熊隊長鄭重地介紹，新來的教師劉學熙是個剛摘帽的右派分子，丈夫逃往台灣，要留心監督，注意動向。熊隊長是個厚道的農民，他才不管這一套，在以後的觀察中，他發現劉老師為人和善忠厚，敬業愛生，又是師範科班出身，他慶幸隊裡分來了好教師。他對劉老師數年來承受磨難，守節育子的品格倍加敬重。鄉親們也都純樸善良，我們母子生活在農民中間，避開了歧視的眼光，也感到心情舒暢。母親認真教學，勤於家訪，受到鄉親們的愛戴和尊重。他們對縣城來的女教師孤兒寡母寄予同情，還時常送些醃菜、干蘿蔔絲、干米麵（鄉里叫六豆皮兒）什麼的，加上我門自己也種了菜，我們感到比城裡的生活強多了。兩年後，母親調到公社中心小學，鄉親們依依不捨，數年後還念念不忘。
我上的高小是本鄉有名的鄒家坪完小，座落於毛澤東長沙一師同學鄒蘊真的老家。鄒在抗戰時期曾任漢壽縣教育局局長，是解放前漢壽著名的教育家，也是瀟湘知名教師，據說這所小學的創辦與鄒先生有很大關係。我每天上學往返要走十多里路，六年二期才在學校寄宿。放學以後或星期天我和小夥伴們上山砍柴，挖樹兜，種菜；晚上在煤油燈下，母親備課，我做作業。這段時光充滿了快樂，因為母親有書教，我也有書讀，肚子吃得飽。這一時期全國都在過「苦日子」，也沒有什麼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僅僅由於1962年蔣介石所謂「反攻大陸」使政治氣氛有些緊張。
鄒家坪小學教學風氣嚴謹紮實。我的班主任鄒憲章老師很有才華，又誨人不倦。我深知讀書的機會太難得了，學習十分刻苦，對任何問題都力求甚解，務必全部弄懂。在學習中，也體現出我在輟學期間仍不丟書本的成效。在寫作修辭方面，我的作文語言通順，敘事清楚，很少病句和錯別字，字也寫得較好。由於博覽雜書，史地知識也較豐富。加之在高小一年半的學習中特別努力，我的成績逐漸和同學們拉開了距離，已是遙遙領先。
令我興奮而又緊張害怕的小學升初中考試到了。1963年7月，升初中的考試在太子廟中心校舉行，我奪得全縣第一名。在漢壽縣教育局工作研討會上，提出了如何發落我這個「第一名」的問題。與會者認為，李蔭國父親是畏罪逃往台灣的反革命，母親是剛剛摘帽的右派分子，雖過繼給李家，李家也是縣內數一的資本家。家庭出身一片漆黑……於是一致意見：成績再好也堅決不予錄取！
悖逆天下公道的事情終於發生在我的身上，第一名落榜了。這是我第二次被剝奪受教育（初中仍屬基礎教育，現在叫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權利。
涼秋九月，眼看著許多同學帶著新的希望和愉快的心情進入漢壽一中、二中，我卻再度淪為無業游民。那種苦悶的心情，我真懷疑自己還有沒有中國人的「人籍」，這個灰色的世界十幾年來對我從未恩賜過一縷陽光和一絲雨露，我對自己的前景徹底地失望了。但這一次我很快平靜下來，落榜是意料中事。我已經15歲，完全懂事了。當時幹什麼都有一道關卡叫「政審」。升學、參軍、參加工作，都要查祖宗三代。「原罪」要使我淪為文盲或半文盲，我只有認命。
我懷著滿腹心酸回到姨祖身邊，城裡和母親的學校兩邊住。當我看到同學，遠遠就避開不願見面。上街總是走邊上，速去速回，好像做了賊，生怕碰到熟人。
姨祖鼓勵我切莫悲觀，要堅持自學。要我繼續練毛筆字，讓我讀《古文觀止》，給我講韓、柳、歐、蘇的文章，講左傳、國策、史記、漢書里的故事。姨祖生動的講述，仿佛使我置身桃花源、岳陽樓、醉翁亭、滕王閣；「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李陵答蘇武書》中蒼涼的描繪又把我帶到匈奴的大漠和草原……這種荒涼與無奈正是我心情的寫照，我心裡流淌著淚水！
第三次被趕出民辦中學的校門
姨祖認為我這樣困在家裡，就憑看書寫字也不是個辦法，必須接受學校的系統教育。1963年底，姨祖專程去長沙找到漢壽籍湖南師範學院（今湖南師範大學）教師鄭英鑄（當時也因右派問題被困），請他幫我找個中學讀書。鄭先生是漢壽名士，解放前縣孤兒院院長鄭啟濤之子，與姨祖和我父母交情甚厚。鄭先生聽到我的情況後，十分同情。他找到好友，漢壽人肖沛老師，幾經輾轉，尋到一所民辦中學，願收「梁山好漢」。這所學校叫「長沙清華民辦中學」，地址在小吳門下的清水塘。與校長賀邦鴻講定春季入學，上一年二期。
缺一期的課程怎麼辦？一年一期的英語、代數、物理從未接觸過，姨祖和母親決定要我「吃搶伙」，就是用短期補習速成。母親教我認識了26個英文字母的大寫和小寫，在開學前半個月趕到長沙，由鄭先生給我指導英語；又恰逢漢壽教育界老前輩傅蔚丞之子傅英師從廈門大學畢業回長沙尚未赴任，有半個月休假，由他教我代數和物理。這半個月「搶伙」，搞得我頭昏腦脹，代數、物理還差不多，難就難在英語。沒有學過音標，不懂發音的規律，不認識單詞，一下子要讀課文，談何容易？
為補習英語，我隨鄭先生住在嶽麓山桃子湖。早上5點，先生叫我起床讀書。天還沒亮，我望著對面長沙市區星星點點的萬家燈火，想到自己的遭遇，不禁百感交集，悲從中來。對上中學的渴望化作刻苦用功的動力，幾天後，我面對鄭先生結結巴巴地讀出了五音不全的Lesson One（初中一年二期課本的第一課）。先生苦笑了一下：「這是麼得（漢壽話，『什麼』）英語，算了，過河！」（他帶我過湘江去長沙市，當時沒有橋，要乘輪渡）。
我就這樣匆匆忙忙地進了長沙清華民辦中學。別看招牌大得驚人，卻是一所極為簡陋，剛剛開辦不久的學校。三個教室，兩個年級。入校後了解到學校的概況，把這個群體比作「梁山泊」毫不誇張，大多為進不了公辦中學的出身不好的學生或有問題的學生。我們班就有湖南日報社等好幾個單位的右派子女，服刑人員的子女，或是家庭出身漆黑，社會關係特別複雜的學生；還有成績特差、超齡、有其它問題的學生。總之，大家來上民辦中學都有一定原因。老師的水平還不錯，他們都沒有公職，干一期算一期，看來也是社會的失意者。
開學後發現，一年一期的課程居然還未授完，這對我是好事。我快馬加鞭，默默地趕，重點是英語。我學國際音標（當時沒有錄音帶，全靠聽課），摸索單詞讀音的字母組成規律，隨身帶個小本，走路也不時拿出看看，死記硬背。一期下來，我居然是班上成績較好的學生，老師也很喜歡我這個漢壽伢仔。
最值得懷念的是我住在傅蔚丞老先生家，和太老師、太祖母共同生活了近十個月（傅老是姨祖桃源師範時期的老師，故我稱太老師）。這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至今記憶猶新。傅老是一代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文章家，國學大師。他的文章，以具有濃郁的唐宋八大家遺風而聞名於當時。在漢壽，教育界的晚輩們大多都尊稱他為「五爺」（因傅老在兄弟中排行第五）。他是漢壽縣立中學的創始人，1936～1939年漢壽縣教育局局長。先生一生執教，桃李天下。我懷著敬畏的心情住進傅寓，二老花眼我如親孫兒，關照我的生活，教我學習方法，指正學習態度。傅老為我說文解字，教我對聯的創作方法，如數家珍地講述歷史典故和成語，使我受益非淺。我能得到大師的指教，是十分珍貴的緣分。
我們學校離東風廣場很近，同學們常去踢足球，打籃球，我們班有好些運動健將。我也偶爾去看球，湊熱鬧，但不參與。我的思想壓力太重，我來長沙讀書肩負著長輩賦予的使命和自己的追求，我的目標是要在學習上取得超出一般人的成績，力爭遙遙領先，以後要考上一所像樣的大學。一想到這些，對體育運動的興趣全無。我高高的個子，一不會打籃球，二不會踢足球，更不會游泳（大人怕我淹死，不讓學）。體育運動一片空白，是我學生生活的一大缺陷。
1964年暑假過後，我懷著新的希望回到長沙，升入初中二年一期。這次有了基礎，我加倍努力，力求功課全優。不久，我在班上名列前茅，師生們刮目相看。
然而好景不長。1964年12月，一封漢壽縣教育局並加蓋中共漢壽縣委大印的公函追蹤寄到學校，大意為：李蔭國是何許人（詳細介紹家庭背景以及漢壽縣不予錄取的事實），該生不甘心現狀，隱瞞家庭出身來長沙讀書，按照黨的政策請予配合辭退出校。之後母親回憶，株木山聯校教師彭某曾幾次找她打探我的校名和校址，聯校骨幹劉某為主挑起事端，把我的「出逃讀書」作為「階級敵人」妄圖把復辟變天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重大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來抓，終於引起漢壽當局的高度重視，促成了類似追蹤逃犯的窮追不捨，使我第三次失學。這也是最後一次剝奪我受教育的權利。從此，我被徹底地趕出了校門。
清華民辦中學賀校長找到肖沛老師，告知真相。肖老師和鄭先生安慰我，既然天不佑你，就順其自然回家去吧！班主任王海泉老師找我談話，他深為惋惜，要我到五一路新華書店買一套由周朋壽主編的數、理、化自學叢書，回去自學。
回到漢壽，再也無心自學，再也不奢望讀書考什麼大學，我深知學校生活就此結束，我的升學夢徹底破滅了。算起來，我讀初小四年、高小一年半、初中一期零三個月，共六年多。正當我求學上進的花樣年華，卻連續三次被學校堅拒於門外，這無異於將我母子一起打倒，再踏上一隻腳，叫我們永世不得翻身，於情於理何以堪！
我到副食品公司糕點廠找到一份臨時工，打蛋糕、擺餅乾，8角錢一天。沒有工做時就做點家務事，睡懶覺，無所事事。失望、沮喪，情緒低落到了極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