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南華早報記者問我：看到香港這一年發生的一切，以及支聯會的燭光有可能不可再辦，很多支聯會的委員（何俊仁、李卓人、蔡耀昌等）都相繼因其他事入獄，你情感上有何感受？我說：香港人民做了他們能做的所有努力，而不能挽回淪陷於中共專制的結局，有國際上不可抗拒的因素，我非常難過，其程度與三十年前天安門廣場終於被坦克機槍所鎮壓一樣令我心痛；黎智英英勇不屈，慷慨入獄，我感佩而難過，但是泰山壓頂之際，人民必須有英雄帶領他們抗爭，幾千年都是如此，今日香港也不會例外，到今天為止，港人的抗爭都是可歌可泣的，我深受感動，相信大陸人民也深受鼓舞，這股精神力量對大陸的政局會產生深遠影響，我們拭目以待。答覆了這些，心情仍難平復，便找出「燭光」這段文字來，貼在這裡。】
1989年8月31日，午夜。
香港水域。龍鼓灘。
「跳下去！」
「……？」
「只能送到這裡。你們往前走，走過去就是岸。跳！」
我們三人驚恐地跳下快艇。水沒膝蓋，是淺水區了。
那快艇在身後吼叫著，急打個彎「嗖」地開走了。
……寂靜、海水的反光、四周黑黢黢的礁石。
我們涉水幾十步就登岸。沙灘空無一人，那個瘮人啊。
那夜好像沒有月光。
突然，前方一束強光射來。
我們在驚悸中，聽得那邊高聲在喊：
「慢慢往這邊走過來！」
此時方可定睛看到，前方沙灘上一輛小轎車停著，前燈大亮，直射過來。
走近，見後面兩側車門開著，我們三人魚貫入座。
那車徐徐開動。大家默然無聲。
無聲地任沙灘、灰暗的海天，漸漸後退。
也是無聲地，車子駛出暗夜，駛出沉睡的郊野；
又駛進街燈迷濛的城廓，駛進未眠的不夜城；
駛進星閃的霓虹燈光暈中，駛進酣睡的氣息中；
我身上的細胞觸覺，也在這無聲行駛中漸漸甦醒過來；
而大腦依舊是麻木的，只感覺前座有兩個人影……。
車子在一棟樓前停下。我們下車被領進去。
一間房裡，屋頂很低，一個瘦瘦的穿黑衫的漢子等在那裡——他就是江湖上稱「六哥」的陳達鉦。
很多年後他告訴我：
「我救出你的時候，你都快瘋了。」
「黃雀行動」營救了我，二十四年後我寫《寂寞的德拉瓦灣》，才第一次寫出當年的細節。然而從龍鼓灘上岸那一刻開始，我就視香港人為我的救命恩人，我雖再也不能踏上港島，但是那裡的一盞燭光，永遠亮在我心裡；那裡發生了什麼，第一時間便會吸引我的神經。2016年6月3日，我對當時在上海的台灣中央社記者張淑伶說：
「香港是我的恩人，每年六四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紀念晚會，是我心中最溫馨的燭光。」
她就香港青年對紀念六四出現歧見而採訪我，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一如往常舉行燭光紀念晚會，但是多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今年決定不參加晚會，改為自行在校內舉辦「六四學運論壇」，討論香港前途問題，而非大陸民主建設。
我說我完全可以理解，而傳遞有關六四的記憶，本該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同時我認為，香港人出現「香港主體性」非常好：
「香港學生想跟中共或中國切割，必須找到有效的議題才能讓聲音變大，六四成了議題之一，但是這並不表示港青就不支持六四的價值，更不是贊成六四屠殺。所謂香港主體性，在政治訴求上可能是與中共分離或不分離，並不意味一定是『港獨』。」
兩岸三地愈來愈多199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對六四的認識模糊，情感漸漸淡薄。我覺得，時間是記憶的殺手，不能要求別人一定要知道六四：
「但可以靠我們這些依然要紀念它的人，或要求它得到公正解決的人的努力，把記憶傳遞下去。我們沒有想到這會是一輩子的流亡，回不了家，這就是我們的命，中國人的命。每年六四這一天我一定會參加一個紀念活動，這是我對自己的承諾，今年美東時間4日晚上將在中國大陸駐美國大使館前，全美中國學生自治聯合會舉辦抗議活動，我會參加。」
我知道有一個人，一直逃不開「六四」、逃不出那個廣場。我在龍鼓灘上岸後，負責營救行動的朱耀明牧師，把我藏在一對年輕夫婦的公寓裡，女主人也是剛從天安門廣場逃回來的，夜夜從夢中哭醒。
她叫蔡淑芳，星島日報記者，她再也回不到往昔的人生，很多年一直在流浪，直到眼下這個四月里，又在網上見她說：「今年亦不打算回港。」
幾年前我說過：「許多人死在天安門廣場，卻也有人永遠活在那裡。」
她就是一個。我們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卻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與天倫之樂。她囚禁自己，不比獄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為每年「六四」維園燭海里的一點燭淚。她陪整個民族受難。
我們被籠罩其下的這個時代，有一個血腥的起點，發生在眾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快要被塗抹、消音得乾乾淨淨了，於是它更是需要目擊者站出來向後人後世提供見證。這種使命，是將我們所有人都要肩擔的劇痛和責任，卸落、強加在罕見的承擔者身上，而使他們忍受劫後餘生。
然而，這也是一種資格，只有稀少的人，有幸具備這種資格。
二十年前在紀念碑底下的那個悲壯夜晚，纖瘦的蔡淑芳，溶化在茫茫靜坐者的淚光和歌聲里，一夜之間死而復生，成了另一個人。她跟廣場上的學生們一道，靠電筒光寫下自己的遺言：
「也許我也要寫遺書吧！在這樣的一個夜裡，我從個人掙扎到國家興亡的潮流中淹沒自己，我相信我這樣做是對的。」
由此，她獲得了這種資格。
「凌晨一時，在廣場東南側不斷有信號彈向天安門方向發射，信號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空閃光，散落……廣場上歌聲悲壯動人……信號彈發放詭異彩光，製造恐怖的戰場氣氛。」
蔡淑芳就是這樣，被定格在一幅她自己親手書寫的史詩里。
她在槍聲流彈中奔突、跌倒。她在流血如注的槍傷者前面驚呆。
她目睹了清晨四點的「熄燈」，「整個廣場漆黑一片」。
她在紀念碑的東北面，曾經面對一個持槍計程車兵朝她走過來。
五點三十分，她在撤離人群中，回頭看了天安門最後一眼。許多人死在天安門廣場，卻也有人永遠活在那裡。
她不是軟弱。她只有恐懼，恐懼廣場上的血白流了，恐懼坦克碾壓人群的影像不再震撼。假如「六四」被遺忘，等於再一次槍殺她！
她也是一個「天安門母親」，煎熬歲月二十年，她那被謀殺的孩子，就是中國人的記憶。她的敵人是遺忘。
中共綁架中國，精英整體投降，西方輸誠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許只是杯水車薪。但「六四」把她淬礪成一個「革命者」——她已經忘我，她不再是一個私人的蔡淑芳。俗話說，時間改變一切；不屈不撓地跟歲月搏鬥，乃是她的回應。
她把自己變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