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倫多夫繼續分析道，成為極權主義基礎的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在一種較為陳舊的結構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卻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個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一些毫無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階層。之所以有誘惑，是因為人們在不確定的經濟前景中，希望擺脫一種不完善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弊端。早期納粹黨的很多領袖就出身於無家可歸的家庭。他們的追隨者來自某些特定的下層群體，它們「從未為社會所整合」，後來也來自一些小的獨立職業者和小商人，這些人都為有組織的資本也同樣為有組織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時，也包括這樣的一些職員，他們在他們的要求和他們的地位之間被拉來拉去，搖擺不定。
而哈耶克和普普爾等人的分析，則揭示了極權主義更深層的基礎。哈耶克指出，毫無疑問，不但在德國和其它地方為極權主義作準備的那些思想，而且極權主義本身的許多原則都已成為在很多其它國家裡產生日益增長的吸引力的那種東西。日益崇拜國家，傾慕權力，好大喜功，熱衷於使任何事情都「組織化」（我們現在把它叫作「計劃」）和「不能讓任何事情聽命於有機發展的簡單力量」這樣的思維和邏輯，在很多社會中盛行。這是產生極權主義的深厚基礎。對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們中間的極權主義者」這樣提法，用意在於提醒人們，極權主義就在我們的心中，就在一個正常社會裡無數人的思維中。
有一位網友這樣寫道：有一次，我看到身邊農村窮苦的人們，生了很多孩子，我心裡就罵：你們養不活這些孩子，不能給這些孩子好的生活，為什麼還要生他們？你們不應該生！那時候我在讀大學，是個理想主義者。過後我就反思：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我有權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們生孩子？我憑什麼剝奪窮人生孩子的權利、剝奪窮人的天倫之樂？這個事件對我影響重大。我就是波爾布特。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波爾布特。當我看到BBC關於紅色高棉的紀錄片，一對中國北京情侶不遠萬里，歷盡艱辛，投奔柬埔寨，臉上洋溢著理想與希望的光輝時，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從心底里我就開始試圖原諒他了。其實，與其說作者在原諒極權主義的追隨者，不如說是在檢討自己身上的極權主義因素。
更令人驚異的是極權主義受害者對極權主義死心塌地的擁護，以至於人們不得不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個概念移用到他們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發生了一起銀行搶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槍搶劫銀行時中了警方的埋伏，隨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將他們扣壓在保管庫內。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夥，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經過六天的包圍，警方設法鑽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準備。然而，接下來發生的情況大出人們的意料，離開保管庫後，三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圍了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並拒絕提供不利於他的證詞。一個女人還說她愛上了劫持者，等他獲釋後就嫁給他。這時候全世界都傻了，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時候這個病名就產生了，叫作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很難進行充分解釋的現象。其中依賴與認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體說，第一，對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運的。第二，他身上有讓你能產生認同或吸引你的東西。第三，他對你有某種意義上的恩惠，特別是在可以處死你的時候沒有處死你。第四，他能夠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現實的情境或他構建出的情境能讓你覺得你們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將其總結為下列的心理過程：被害的弱勢者在長期受到侵害他們的強勢者支配之下，最後終於放棄了反抗，轉而認同強勢者以期獲得安全感的一種心理轉變。受害者盡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釁加害者；而受害者這樣做的時候，也漸漸失去自我意識，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觀點。假如受害者現在用加害者的眼光來看世界，他們就不再渴望自由，結果是當救援到來時，受害人可能會抗拒營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