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美國以後再聯繫（國內）很多就不是很方便了。我是1995年正好是6月4日那天到的美國，一直到現在再沒回中國。20多年過去，我以後都是通過親戚……有些人回去探親什麼的，幫我把一些資料慢慢往回帶。我是通過信件、電話，不斷地和國內有聯繫，大約有五、六年時間一直沒有斷。
近年來聯繫越來越少，因為時間實在不夠用。現在工作時間短了，以前每天至少12個小時以上。我那個英語老師到我家來就說……我吃飯都是在電腦旁邊，拿著東西一邊吃飯一邊敲字。」
主持人：「請問您的《黑皮書》已經完成了計劃中的百分之多少？」
劉曉笛：「我先列的『備忘錄』，就是一個『大事記』，基本上已經完成了。還有，不僅僅是一些個案的羅列，我也對它背後的動因，包括那些血腥的東西還要有很多個人的一些見解、議論，當然寫作就很慢。」
劉曉笛：整理資料、分類，工作越做越細，要下很大功夫，有時感到精疲力盡
劉曉笛：「特別是我整理資料費去很多很多時間。一定要分類，而且越分類別，越細緻。
舉個例子講，比如『反革命』，因為我接觸很多人，他們被槍斃，被迫害致死，都是因為『反革命』這個指控。所以最早我必須要去了解這個『反革命』罪到底是怎麼來的，究竟這個『罪行』是怎麼確定的，經歷過怎麼樣的流變……這些東西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要去了解，要查很多資料，包括文件，還要找很多人請教。
後來我是很巧合的接觸了一些人，他們是了解情況的，而且也提供了一些資料給我。
這裡邊有很多的細分。比如說，『反革命集團』，這是首要的一類、又有『反革命組織』、『反革命集團』、『反革命暴亂集團』、『反革命陰謀暴亂集團』、『反革命糾合集團』……很多很多的分類。
『反革命』罪里還有一類叫『三反案件』，就是『反革命標語』、『反革命傳單』、『反革命信件』。
『信件』又分『匿名信』、『掛勾信』，後來到『文革』中間擴展到『反革命口號』、『反革命日記』、『反革命圖畫』……越來越多。
我就想把這些問題搞得比較清楚，不是籠統地寫上是『反革命』。每一個罪行都要分析，講它的來源，然後還要補充很多個案來證實。
裡邊當然問題很複雜。比如說『反革命匿名信』，他們怎麼樣偵破的。我這裡也收集到好幾百個就是當時要追查的那個『反革命標語』呀，『匿名信』啊。但是有些案件最終沒有破。有些案件破了，我要去查是怎麼破的。所以工作越做越細。
我覺得，既然要做這個工作，就希望做得別開生面。
比如說，像『鎮反』的時候……現在我也看到很多學者講，當時槍斃人時是按百分比——千分之五啊，千分之一，千分之二……
實際上它裡面有很多的細分。他是按任務，比方說，保全縣……就是現在的深圳，他們下了個指標，槍斃了11個人。上面給他們的文件……那個文件我也查到，就是他們的專區『你在七月份之前必須要殺掉兩百個』，是給他們下的任務。
還有佛山縣，1956年，1957年要抓多少人，勞改多少人，勞教多少人，最後還說『槍斃30到35（人）』，就是那一年定的計劃。而且要收集……我說的這些都是根據他們的文件，要下很大的功夫去做。所以我也確實有時候感到精疲力盡。」
劉曉笛：自己收集材料，不是來自網上。到美國後「五年計劃」專注於資料收集整理
主持人：「這些文件有沒有從網上現在可以搜到的？」
劉曉笛：「沒有，絕對沒有。」
主持人：「要找這些文件，得要回中國啊，是嗎？」
劉曉笛：「我說的都是以前。最近幾年我和大陸的聯繫比較少了。19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90年代，我自己辦過企業。因為我當時想成立社團，辦不通，後來就做了一家廣告公司，還能賺些錢。
後來在1993年被捕時，就是因為他們發現我活動越來越多，後來一直被跟蹤、竊聽、『郵檢』……我一直是在做。我後來收集了很多材料都不敢在家裡放。我到美國五、六年以後，慢慢地把這些東西才從大陸給我運出來。」
主持人：「您後來被判過刑嗎？」
劉曉笛：「沒有。沒判過。『文革』中被『強制勞動』一年，1993年被捕後關了三個禮拜。放我以後是傳訊，每個禮拜要到警局去報到。要匯報這一個禮拜幹了什麼事情。就是因為這個，我後來就跑了。他們也是四處抓我，沒抓到。
我是在一個小縣城躲著，在鐵路沿線。幫助我的朋友在鐵路上工作，給我辦了一些鐵路上的證件，或免票。所以我那時候跑去安徽、甘肅、四川，去了很多次。
一直到1994年4月份，到了廣州，當地朋友幫我聯繫，後來把我送到香港，美國領事館後來就送我到美國來。
剛到美國的時候，我太太一個人去工作，我沒有（出去）工作，我訂了一個五年計劃。我是五年以後找到臨時性工作。這五年時間，我一直是和大陸……有時候每天一封信，當時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因為很多地方那時候根本沒有電話。有的地方……像重慶有個縣城……當時他家裡連電都沒有，更不要說網絡了。」
劉曉笛：我寫作《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黑皮書》，自己定位為「實證調查」
主持人：「您自己這麼多年默默做這個收集工作，您收集這些資料是不是寫過什麼文章？在網上有沒有發表？」
劉曉笛：「沒有。因為幾方面的情況。一方面，資料太多。這麼多年，我後來就是到了香港、到了美國，還一直在做這個工作。所以手中的資料……我每天要做分類呀、目錄、做『大事記』，做很多這方面的工作。現在我身體不好，不能長久工作。坐的時間稍微長一點，腿腳就會腫。在前些年身體狀況好的時候，每天我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
我寫作《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黑皮書》，主要是我自己作調查研究……包括收集資料，我把自己的調查定為『實證調查』。
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在做，但是我自己有這樣的要求，就是我作調查過程中，儘可能收集原始資料。有很多東西可能後來……如果有可能正式出版的時候，我會把很多……比方說文件啊，現場的照片啊，我都會公布出來。比如說我收集的《布告》，就是槍斃人的《布告》，特別『文革』中間，當然1960年代也有，其它如1964年、1962年的也有，當然『文革』中間比較多。
我怎麼收集到的？以後談我自己的時候我會作一些解釋。比如說那個『反革命集團』，很多人現在都沒有涉及到。我說的『反革命集團』，不是王同竹他們這種類型後來平反的，我說的很多就是我自己親身經歷過、親眼看到過他們被押出去槍斃，後來我也收集到……現在我收集到的《布告》大約將近五百份。
像我當時插隊的（地方），一案槍斃了25個人，整個涉及到108個人。後來那個『主犯』『首犯』被槍斃的時候，我去參加公審大會，那個車就從我身邊拉過。後來他妻子和他兒子去收屍，拉著那個『架子車』，即人力車，來收屍，我就跟著過去，有過這方面的經歷。後來我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我後來也看到過很多人研究『文革』，或做這方面……基本上沒有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我把它定為『實證調查』，就是我一般對照片、文件，包括日記，或者他們相互之間的通信，儘可能收集到原始資料。
因為我個人有這樣的經歷，一個是我希望提供的這個證據不僅僅是我個人對我的經歷……或我自己的一些論述，我希望有一些直接的歷史說明這個證據。別人要提出質疑就很困難。當時都是共產黨自己印出來的。我這不是小說，也不是報導文學，我基本上都是根據實際的材料寫成的。」
劉曉笛：《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黑皮書》內容的時間跨度——從兩湖農運到八九「六四」
主持人：「請問您的《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黑皮書》的內容在時間跨度上是從哪年到哪年？」
劉曉笛：「就是從1926、1927年開始，一直到1989年。大致實際是這樣排的，我基本上列的題目是這樣，我先做了一個《大事紀年》，開始是『兩廣兩湖的農運』，這時已經開始殺『反革命』，殺『土豪劣紳』。後來就是因為『馬日事變』後，特別是國民黨『清黨』以後，共產黨搞了一段時間『赤色暴動』。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組織暗殺團殺了很多人。
後來還有一個就是我叫『紅色殺戮』，主要是共產黨在上海、在福建的福州、包括在我們西安、在天津，他們都策划過一系列的暗殺活動。雖然過去有些人也談到過，但是我找到、看到的那些資料，特別是跟陝西有關係的那些資料，很多地方都沒有系統的談到過這個問題。因為他殺的很多人，根本跟他們就不是什麼對立的，完全是他們出於製造『紅色恐怖』嘛。
然後就是『江西肅反』了。現在一般的人的印象都說是共產黨他們自己殺自己人。實際上他們殺戮的範圍非常廣，除去他們自己內部進行清洗『肅反』以外，對外面的人殺得也很多。有些情況已經不是很好調查了。我找到些資料，包括他們的一些回憶錄，談到的很荒唐。
我舉個例子。有個人路過一個村鎮時，在那兒（的飯館）吃飯，他就是覺得給他打的面比較少，就發了句牢騷，說是『我花了這麼多的錢，好像買的這個飯不夠分量』。店主就派他兒子到村蘇維埃政權匯報說這個人是AB團的，然後來的那些赤衛隊就把他抓起來，馬上就槍斃。類似這些事情，案例有很多。
還有一個，就是長征時……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有個叫劉家駒，以前《炎黃春秋》雜誌社的一個副主編，他就寫過……包括西方人他們寫的那個長征，基本上就說多麼艱苦，怎麼樣打仗，都是作這方面的描述和記錄。
後來我看到的那些史料，特別是在已經進入到雲貴川，一直後來到陝西境內，一路上為了搞『給養』，綁架、殺人，一直就沒有停。後來到延安以後，大家都知道的像『延安整風』、『搶救運動』啊，包括『肅清托派』，到後來的『反特鋤奸』，一直到1949年這個過程，1949年以後一直到1989年，歷史基本上大家也都清楚。
但是我的看法，一個就是我特別在『鎮反』和『土改』之前，加了一個非常長的章節就是關於『征糧』。現在很少有人提及，就是有這個事情也是分開談。在『征糧』過程中開始殺人，逼得上吊，打死的很多很多。
因為我自己到現在收集了近一千多份將近兩千份有關『鎮壓反革命』的文件。我把這些文件做了個排序，就是從1949年開始，像東北，已經發出『鎮反』指示，一直到1950年3月18日，後來又到『雙十指示』，一直到1989年。」
劉曉笛：我發現中共從1950到1966年「文革」前，進行過四次大規模「鎮反」，殺人不斷
劉曉笛：「我把文件整個排列了一下，就發現共產黨實際上從1950年開始，到1966年『文革』前，進行過四次大規模的『鎮反』。不是1950年到1953年的一次『鎮反』，中共幾乎是每隔三、四年就有一次。『鎮反』跟很多運動是結合在一起的，有時候人們好像分不清，他是三個運動、五個運動同時在進行。
像『文革』中間，一般人現在說1970年『一打三反』，實際上從1970年開始，一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這個殺人也沒有斷。一直到最後『軍管會』撤銷以後，恢復法院建制，還一直在判，我手中也有一些《布告》。
像我們陝西有一個馬之彥，槍斃他的時候他已經是81歲還是82歲。一直到1976年判死刑，說他『寫反動日記、反動文章攻擊黨的政策』，那已經到1976年，不是『文化大革命』殺人高潮時期，實際上一直在殺。我是覺得有必要把這些東西……一些誤區，或者是共產黨自己那樣宣傳的，我就要把那個東西通過大量的實證公布出來。
『文革』以後，還經過了一個『揭批查』，叫『一批雙打』。在湖北一個勞改隊裡，張先培說修毛澤東紀念堂……講了一句說『勞民傷財』……說了還是沒有說都沒法確定了，反正有人揭發他，他本來是被判20年徒刑，結果因為這個原因，後來把他加判死刑了。這都是『四人幫』倒台以後的事情，一直殺人也沒有斷。
一直到『民主牆』時期，我還收集到一個，就是在青海還槍斃過一個人（鍾馬水聲）。他就是貼大字報，他本身被勞教以後要申訴，跑到北京去在『民主牆』前也寫過大字報。回到西寧還在寫大字報。開始是判兩年，後來又成了四年，後來有人說加到15年，最後又是20年。後來有個叫楊樹芳是高級法院院長，他『退回補充偵查』說是一定要判死刑。1979年、1980年，到槍斃時已經到了1983年，就是『嚴打』時。他一直上訴，真正槍斃執行死刑已經到1985年了。
因為最早開始時，我沒有這麼清晰的概念。最早時我就是想寫寫自己經歷過的，或者是跟我自己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那些非正常死亡，包括我自己見過的……主要是寫這些。但是後來我去查資料，越查問題越多，後來我覺得如果不把它放在一個整體的框架裡邊來講，很多問題都沒法解釋，或者說根本看不清它的真實面目，沒有辦法接觸真相。」
劉曉笛：孤獨、沉重與唯一的欣慰，以歷史記憶對抗極權專制
主持人：「您現在能估計到這個《黑皮書》大概會多少萬字嗎？」
劉曉笛：「我現在都很難講。目前寫的比較成形的是從1949年到1989年這一段時間。前面的都是我自己的資料排列，像『大事年表』一樣。因為我是一章一章在寫，也沒有整體統計，再加上我自己看的、要引用的文件，包括《布告》、《判決書》，還有照片，能統計出來的就有一萬多件。
我覺得這個工作對中共的極權政治體制有很大的殺傷力。他們確實對很多東西是要隱瞞的，是不願意讓人知道的。
所以我自己做這個工作時，唯一個感到欣慰的時候就是我找到那些文件，或者找到那些他們隱藏的，或者不想讓人知道的東西，被我得到了，我會高興。我就想，『你們怎麼樣死守，怎麼樣採取什麼辦法，我還是把這個東西搞到了！』唯獨這個時候，我還有點欣慰。
別的時間，讀的材料越多，我越是感到毛骨悚然。那些黑暗的東西、血腥的東西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覺得叫這些東西見陽光，叫這些東西進入公共話語系統，應該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
對解構專制政體……我自己的書里也寫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就是說這個歷史記憶怎麼樣去對抗極權專制。我們現在又沒有什麼武裝力量，我能做的就是記憶。就是你做的事，要給你記錄下來，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價值。
所以我感覺到我現在做的工作不僅僅是一般的歷史研究，它和極權暴政在對抗的時候……我到美國以後（在紐約）辦過兩次展覽，當然那時候資料也很不全。在芝加哥辦過一次，在紐約辦過兩次，一共三次。我自己定的題目，就叫《記憶是自由的永恆代價》。
我做這個工作是為了對抗遺忘，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是一定要堅持下去。當然這跟我個人的性格也有關係、跟經歷這些東西都有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