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一句話，武帝「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見《漢書•夏侯勝傳》）中國人對於歷史人物的尊重向來只注重一個標準，就是看這個人對人民有沒有「功德」、是不是「遺愛在民」。讓我們再舉秦始皇為例。《三國志•王朗傳》注引「朗家傳」云：「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
經過兩漢三四百年之久，何以會稽獨祀秦始皇？這當然是因為始皇曾於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一）上會稽、祭大禹，又在會稽山上留下了著名的石刻文字。始皇和會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緣，因此後世民間對他還有所紀念。不過對整個中國而言，始皇畢竟是「無德之君」。王朗為會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實也還反映了多數中國人的想法。秦皇、漢武誠然「略輸文采」，但這兩個人在毛澤東的心中仍然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從對人民有「功德」的觀點看，毛澤東顯然並不能勝過這兩人。尤其是漢武帝，晚年曾下輪台詔，自悔其好大喜功、殘民以逞的種種作為，這更是我們在毛澤東身上找不到的質量了。
最後我也想略說幾句關於毛澤東的「錯誤」與「罪惡」的問題。這一方面，許多人都已說過了，以後也還會有人繼續深入地發掘。我只想把他和另一個歷史人物作一對比，這就是他生前曾欣賞過的曹操。從我們今天的觀點看，曹操絕不是一個反面人物。毛澤東一度表現過向曹操認同的意味，這大概是因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還有文采，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緣故。
毛澤東的文學修養自然不能與曹操相提並論，但是他確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以性格和才力而言，這兩人都有不同。曹操畢竟生在漢末，雖然不信「天命之事」，尚非肆無忌憚之人。他至少還相信歷史上尚有周公這種偉大的人格存在（見他的《述志令》）。毛澤東在極端過激思潮的激盪之下，則早已流入虛無主義一路。
據服侍他的人所寫的一篇文字，他熟讀歷史，但是完全不相信歷史上有什麼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權謀機詐一類的東西。他以自己的心度古人之腹，因此認為歷史記載都是假的，都不足信。史書中當然有虛飾，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可是如果一個人過分地發展虛無史觀，滿眼看去只見到「髒唐臭漢」，那麼他便不可能對人性有任何信心，也不可能對人類未來抱什麼理想。而毛澤東便恰好是這樣一個人。
再以才力言，兩人也迥不侔。許子將說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大約可算得確評。但毛澤東則只是亂世奸雄而非治世能臣。以奸雄言，曹操遠不是毛澤東的敵手；以能臣言，毛澤東卻是連影子也沒有。但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根本不曾為能臣，他終其一生只欣賞「人與人鬥，其樂融融」的奸雄境界。
但是毛澤東和曹操在中國歷史上所造下的最主要的罪惡則屬於同一性質的。顧炎武評曹操說：「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在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奸道萌生。……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日知錄•兩漢風俗》條）毛澤東由於無知所犯下的種種錯誤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全民煉鋼」都還是有形的、也是比較容易補救的。唯有他為了遂一己奪權之私，不惜玩弄純潔的孩子們，搞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這一絕大的騙局，使大多數中國人今天都對中共政權基本上失去了信心，更使青年們對一切理想主義都不再發生興趣，則幾乎可以說是一個無可救治的精神崩潰症。
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國人因為望治心切，曾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寄過深望，尤以知識分子為然。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都不惜犧牲個人的利害、拋棄個人的尊嚴，以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前，中國社會上的一般風氣確是比較淳厚質樸的。但是毛澤東卻一再地欺騙他們、整治他們，並以搞「陽謀」而沾沾自喜，終於把這樣一筆最寶貴的精神資源完全糟蹋掉了。
根據我個人這幾年來的體察，現在中國老一代的人大多是以平靜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終結，中年一代是有的彷徨苦悶，有的隨世浮沉，年輕的一代則或者腐化頹廢、或者憤世嫉俗、或者各謀一己的前程。總之，大陸上的中國人顯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國初期的那種共同的熱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幹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墮落成保權保位、有家無國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這一瀰漫在全中國的精神崩潰症，毛澤東是不能辭其咎的。
借用顧炎武的話說，「毀方敗常之俗，毛澤東一人變之而有餘」。這當然並不是我故意誇大毛澤東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事實上，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問題：單從權力的性格來說，毛澤東生前所擁有的威勢主要是建立在兩個歷史憑藉上面，一是明、清以來惡化了的皇權傳統，一是近代西方傳來的極權的政黨組織。前者構成其權力的實質，後者提供了權力的結構。毛澤東既是中共領導階層中傳統觀念最濃厚的一個人，又恰好占據了這一權力結構的樞紐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國弄得天翻地覆是絲毫不足為奇的。
以上我從中國史的觀點對毛澤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略作說明。我所引的秦始皇、漢武帝和曹操三位都是毛澤東生前曾在不同階段與不同情況中發展了自我認同的歷史人物。他與這三人都各有異同，未可一概而論。但大體言之，所同者在過失方面，所異者則在功德方面。從文化精神言，前三人是肯定與否定兼而有之，毛澤東卻代表了一種純否定的精神。
這大部分是時代的悲劇造成的，卻不能完全歸咎於他個人了。在結束本文之前，我還要補充一筆，中國史上和毛澤東的形象最相近者則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澤東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兩人尤為肖似，都是陰狠、猜忌、殘暴兼而有之。除了語錄、紅衛兵、整肅幹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識分子等仿製品之外，毛澤東仿效朱元璋有時甚至到了亦步亦趨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陸上一度廣為宣傳的口號：「挖深洞、廣積糧、不稱霸」便完全是抄襲朱元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按：這是朱元璋克徽州後，由儒生朱升向他提出的。見高岱《鴻猷錄》卷二「延攬群英」條）這樣明顯的模仿頗足說明毛澤東向朱元璋認同的深度遠在前三人之上。這為心理史家（Psycho-historian）分析毛澤東的歷史人格提供了極有意義的線索。
我很盼望將來有專治心理史學的人在這一方面作深入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