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張伯倫是一個綏靖分子，邱吉爾則堅定地反對希特勒，《慕尼黑協定》就是最好的明證。
按照這份協定，英國和法國同意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以換取希特勒不再謀求領土擴張的承諾。在《協定》簽訂後，張伯倫不無得意地宣稱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
然而，希特勒不久便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餘地區，狠狠地打了張伯倫一記耳光。一夜之間，聽信希特勒的英國綏靖分子成了上當受騙者，邱吉爾則是唯一沒有受騙的高層政治家。這種看法不能算錯，不過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社會背景：在希特勒崛起後，大部分英國人一開始不想與納粹德國為敵。畢竟，"一戰"的代價太過於沉重，和平主義思潮大行其道，裁軍、依賴集體安全機制（國聯）是當時的主流思想。
此外，他們認為《凡爾賽和約》對德國過於苛刻，出於這種愧疚心態，英國人起初對希勒特的擴張行徑採取了默許忍讓的態度。
從這個角度上看，張伯倫旨在安撫希特勒的綏靖政策更符合當時的"主流民意"，而力主重整軍備、遏制希特勒的邱吉爾則不受待見。事實上，在希特勒入侵波蘭之前，邱吉爾一直是議會中的少數派。
所以，特殊的不是張伯倫，而是邱吉爾。
張伯倫其實代表了當時大部分英國人的真實想法
比起順應民意、隨波逐流的張伯倫，邱吉爾更願意堅持內心的主張，哪怕代價是失去權力，從1929年算起，邱吉爾在野的時間長達十年之久。那麼，邱吉爾敢於對抗"主流民意"的底氣是什麼？安德魯·羅伯茨的《邱吉爾傳：與命運同行》給出了不少線索。
首先，我們需要考慮他的階級背景。邱吉爾出身貴族家庭，先祖約翰·邱吉爾（John Churchill）因軍功被封為馬爾伯勒公爵，是英國歷史上最有權勢的政治家之一。
在邱吉爾那個時代，英國的貴族階級普遍傲慢、自信。這種特質在一心向祖先看齊的邱吉爾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貴族的這種自信有時會讓人剛愎自用，不過，這種品格有時也會使其堅持己見，"不太在意更低階層的人對他們的看法。"密友F.E.史密斯曾這樣形容邱吉爾，"他的大腦可以屏蔽任何不自信。"
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不無道理地指出：
"如果沒有自己的階級背景所賦予的那種不可征服的自信，他就有可能會按照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環境調整自己的政治原則，而不是對這一想法不屑一顧。他從不需要去承受作為中產階級的那種畢恭畢敬或社交焦慮，原因很簡單：他不是中產階級。那些令人尊敬的中產階級認為重要的東西，對於一個在布萊尼姆宮出生的孩子來說並不重要。"
從某種程度上說，張伯倫正是中產階級商人政治家的典型，循規蹈矩、冷靜嚴肅，但過於迎合"主流民意"，以至於面對時代的嚴峻挑戰優柔寡斷。
邱吉爾則不然，貴族背景使他桀驁不馴、特立獨行，他不覺得有必要去迎合民意，特別是當他發現這種民意不符合英國的長遠利益之時，他選擇"蔑視"民意。
年輕時的邱吉爾
其次，邱吉爾不是職業官僚。除了政治家身份，他還是成功的暢銷書作家、演講家。單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四卷就給他帶來了2000英鎊的預付款。
此外，多卷本的《馬爾伯勒傳》給他帶來了高達2萬英鎊的巨額預付款，這筆錢相當於今天的100萬英鎊。
1929年9月，邱吉爾曾給妻子寫過一封信。信中，他列出了自己自卸任以來的收入，其中包括7700英鎊的預付款，1875英鎊的報紙文章稿費，300英鎊的演講費，以及2750英鎊的還未寫的即將在加拿大、美國發表的文章稿費，還有9200英鎊的股票利潤。
僅在三個月里，這一數字就達到21825英鎊，折合今天的109萬英鎊。邱吉爾的收入來源廣泛，完全可以不吃政治飯，更不必說看上級、同僚的臉色行事。思想獨立的前提是經濟獨立，這句話放在邱吉爾身上非常貼切。
安德魯·羅伯茨敏銳地觀察到，"邱吉爾的退路很多——他在政治之外還有許多不同的興趣，這意味著他可以比大多數職業政客更超然地看待政治，因此，不會做出其他人為了獲得職位或繼續執政而做出的妥協。"
不同於當時的官僚政客，他看到自己不喜歡的事實就會說出來，即使這些真相不受人歡迎。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政治上，我總是更願意接受自己內心的指引，而不是考慮公眾的感受。"這種"不合時宜的"做法後來成為他東山再起的資本。
安德魯·羅伯茨說得好，英國人在1940年選擇信任邱吉爾，不是因為他一貫正確，甚至不是因為他大體上正確，而是因為他們知道，邱吉爾曾為自己的信仰勇敢地戰鬥過，而許多更為自己打算的政客卻沒有。
邱吉爾標誌性的V字手勢，他用這個手勢表達這樣的信念：決不投降，決不屈服！
邱吉爾比同時代的人更深刻地認識到，民意如同潮水，來去無常。比起無原則地迎合民意，直面現實、說出不受歡迎的真相，更能體現出對民眾的尊重。
他也洞悉到民選政府的一大缺陷，"民主政府會選擇在阻力最小的路線上隨波逐流，採取最短視的政策，用小恩小惠和救濟收買人心，用甜言蜜語和陳詞濫調為自己掃清道路"。
即使放在西方當代的語境中，這個論斷也不過時。我們不能說邱吉爾對民主政治不抱有信心，毋寧說，他認為民主政治的良性運轉對民情秩序有著較高的要求。
在他看來，政治家一味迎合民意，選民圖一時的安逸、福利，對未來不聞不問顯然降低了民主治理的品質。從這個角度看，邱吉爾是民主制的諍友，而非敵人。政治世家大概都會留下一些家學，供後人揣摩、領悟，邱吉爾也不例外。1937年，他送給自己的教子，未來的第十一代馬爾伯勒公爵布德福德勳爵一句忠告，"永遠不要把領導力和受歡迎程度混為一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