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生活方式
維吾爾網絡世界過去不是這樣一個處處陷阱充滿壓迫的空間。2011年，當我第一次來烏魯木齊做民族志田野調查時，自治區才剛剛開通了3G網絡。2014年再來時，這座城市裡幾乎每個成年人都使用上了智慧型手機，維吾爾語 app的下載量顯示，1200萬維吾爾人口中約有45%擁有智慧型手機。很多維吾爾人開始用微信語音和視頻和在農村的家人和朋友保持聯繫，用手機購物和銷售產品，了解世界大事，和國內外的維吾爾人交朋友。年輕的電影製片人可以即時和成千上萬的關注者分享自己的短片和音樂視頻。通過網絡，像維吾爾英語教師Kasim Abdurehim和流行偶像Ablajan這樣的文化名人（他們後來被政府歸為「不放心人員」）一夜之間就產生了上百萬的粉絲群。
從政府的視角來看，最值得擔憂的現象是一些身在在中國和土耳其、未經國家批准的維吾爾宗教導師取得了深厚的社會影響力。從1950年代開始，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便向新疆大量輸送漢人定居，對維吾爾人來說，伊斯蘭教、突厥文化認同和維吾爾語言，就一直是對漢族文化規範和中國世俗價值觀的一種抵抗。在新疆進入被定居者殖民數十年的階段之前，遜尼派伊斯蘭教和突厥認同就為兩個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提供了基礎。出於這兩個因素，再加上對維吾爾文明的建築環境（傳統房屋庭院、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社區、蘇菲派的麻扎）深深的依戀，多數維吾爾人哪怕經歷了毛澤東時代強制同化的種種運動，仍然感覺與殖民者大相逕庭。
國家政府時時刻刻都想要消除這種差異。從1958年毛澤東的宗教改革運動開始，國家限制了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民族進入清真寺，禁止進行伊斯蘭葬禮習俗和學習伊斯蘭知識。幾乎不存在不受國家控制的伊斯蘭學校、不受國家認證的毛拉。18歲以下的年輕人禁止進入清真寺。過去十年中，隨著社交網絡在維吾爾人當中傳播，出現了一個虛擬空間來探索和了解作為穆斯林的意義，這也讓維吾爾人感受到維吾爾認同首先源於信仰和語言，感受到他們對原生傳統生活的渴望，感受到自己屬於從烏魯木齊延伸到伊斯坦堡的突厥穆斯林社群。
因為網絡，數百萬維吾爾人對自身的伊斯蘭實踐是否虔誠有了新的思考，也同時了解了如何自救和創業。他們開始想像逃離這個剝奪他們基本自由的威權國家，如何在不能申請護照，就業歧視，和失去土地的社會環境中生存。他們開始尋找與中共官方強加的現代化所不同的現代生活的可能性。與其永遠被漢文化視為他者（不像漢人，不說漢語），他們更願意從煥然一新的突厥和伊斯蘭價值觀中，尋找普世的、當代的文化身份。他們可以接受穆斯林世界的清真食品標準，穿從伊斯坦堡進口的最新服裝，和中國的漢族社會保持距離。從土耳其和杜拜進口的食品、電影、音樂和服飾，成為一種區隔標誌。女人們開始戴頭巾，男人們開始了一日五次的禮拜，不再抽菸和飲酒。有些人認為音樂、舞蹈和電視也要避免。
我在田野調查中遇到的漢族官員把這種網絡推動的宗教虔誠看作是維吾爾族的「塔利班化」。和其他遷入新疆的漢族人一樣，他們漸漸覺得去維吾爾地區變得不安全了，在虔誠的突厥穆斯林周圍感覺不適。官員們常引用昆明火車站事件，以及北京和烏魯木齊的駕車傷人事件，來說明全體維吾爾人已經被恐怖主義意識形態操控。
對漢族官員來說，維吾爾社交網絡儘管非常「危險」，也給他們提供了新的控制手段。2009年7月5日，維吾爾高中生和大學生在Facebook和維吾爾語的博客上組織示威遊行，為在東莞玩具廠被漢族工人殺害的維吾爾工人維權。幾千名維吾爾人走上烏魯木齊街頭，要求政府對他們死去的同胞作一個回應。當武警暴力鎮壓時，很多維吾爾人推翻了公共交通汽車，襲擊了漢族路人，最終據報導導致190人死亡，大多為漢族。隨後幾周，上百乃至上千的維吾爾年輕人被警方帶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網際網路自此關閉了九個月以上，Facebook和Twitter被封鎖。
2010年新疆的網際網路恢復運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Twitter及其他非中國的社交媒體應用不見了。之後不久，國家安全部門、高等教育機構，以及私營企業開始逐漸瓦解維吾爾網絡的自主權。大部分的維語網站從自由的虛擬世界，變成了能讓政府機關用技術手段學習和預測犯罪行為的場所。2014年的反恐怖主義法定義模糊，幾乎把維吾爾人的幾乎所有犯罪行為都當成了恐怖主義的表現，小到偷了漢族鄰居的一隻羊，大到抗議搶地和拆遷。新法規將宗教虔誠視作「極端主義」，並將其與宗教暴力混為一談。新疆安防技術工業不斷膨脹，從幾家私企擴展到1400多家公司，聘用了幾萬員工：從底層的維吾爾族保全到漢族的攝影頭安裝工，從電信工程師到編程人員。習近平政府宣布新疆進入緊急狀態，反恐人民戰爭打響，伊斯蘭恐懼症制度化。
智能恐怖
到2017年，新疆經歷了三年的「嚴打」政策。三年間，便民卡制度已經讓維吾爾人的家園成了一座露天監獄，成百上千的警察監控著被國家殺害和「被消失」的維吾爾家庭。此後，政府又有了新戰略。新的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推行了「轉化」維吾爾人的政策。當地官方使用了公共健康領域的語言，把「三股勢力」，即「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稱為互相聯結的「意識形態的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