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的郊區，有一棟僻靜、神秘的建築，2009年當我們初次探訪這裡的時候，它幾乎不為外界所知——這裡是中國唯一一所「知青精神病院」，裡面住著的，是一群永遠也走不出北大荒的人。
一走不出的北大荒，特殊的知青部落
在大眾印象中，「上山下鄉」、「北大荒」都屬於塵封的歷史，但在黑龍江佳木斯的「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至今仍住著50多位南腔北調的老知青，大多年過花甲的他們都患有精神病。當年席捲全國的運動將他們送到北大荒，運動終結後的歷史回潮卻沒有將他們帶回家鄉。曾經的超負荷勞動和精神創傷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在這所專為他們開設的安養中心，他們彼此陪伴，卻又相顧無言。
午後的陽光照在黑龍江農墾第二醫院知青科208室，62歲的徐福寶守在大他3歲的關金濤旁，兩人的右手都因疾病而不斷顫抖。
「躺著，我知道你難受，我也難受」，徐福寶指著掙紮起身的關金濤說。此時，關金濤突發腦血栓，四肢無法活動，滿臉漲紅。護士們跑去辦公室，叫來科室主任。科室主任立即打電話告知關金濤遠在北京的姐姐，對方表示可能無法前來，但同意醫院採取一切保救措施。
40多年前，徐福寶和關金濤各自登上從杭州和北京開出的列車，列車開往同一個目的地———北大荒。他們沒有想到的是，當運動浪潮過去，列車載著千千萬萬知青返城時，他們卻可能要在北大荒度過餘生。
位於佳木斯市郊的黑龍江農墾第二醫院知青科(也稱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住著50多名患有精神病的老知青，其中的許多人已屆古稀之年，從他們南腔北調的口音里還能清楚地辨別他們各自的家鄉，但更多時候，他們都只用最簡單的肢體語言進行溝通。
二、記憶里的「刺點」
半個世紀以來，三江平原這片超過10萬平方公里的黑土地上，流淌過了不同時代的集體記憶。外來者對於知青精神病患者這個特殊群體感到好奇，人們試圖從這些老人的口裡探出記憶里的那個「刺點」。但他們的記憶都已支離破碎，又或者已被完全塵封。
對於張彥地來說，記憶里的那個「刺點」就模糊不清。
知青科的小廚房裡，57歲的張彥地1.8米的身材引人注目。他總繫著廚房圍裙，似乎每天有洗不完的碗筷。人們不會知道眼前這個老實巴交的人，年輕時曾是個脾氣暴躁的「軍二代」。
1974年張彥地高中畢業，他的父親時任金華8316部隊的團參謀長，並沒給剛畢業的兒子安排工作。張父至今也不確知，這是否父子關係不和的開始。
張彥地卻還記得，那年的11月，列車到達北大荒時，大雪紛紛。
起初張彥地被安排在農工班幹活，給拖拉機加油，後來又被調去當機務工。70年代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返城，張彥地當時因下鄉不滿2年，返城上大學的申請被駁回。張父記得那年兒子回家時舉動怪異，他把父親的東西搜了個遍，並一一登記。
1978年，張父被調到饒河農場當副廠長，張彥地被調到機關工作。後來他考農墾總局的財經專科學校機修班。張父回憶，張彥地當時開始上課，後來又被送回農場。就在這一年，張彥地開始「犯病」。他當時的女朋友去農場看他，後來聽說他精神有問題，兩人不歡而散。1979年，張彥地被送到精神病院，住了4個月。1993年，張彥地又被送到湯原精神病院。與他同時住院的山東知青韓玉慶回憶，「他不跟人說話，病得挺重的樣子，跟個木頭人似的」。在湯原的4年裡，父親一直沒有去看過他。2009年，張彥地被父親送來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
張彥地將自己「犯病」歸咎於家庭關係，稱自己看不慣家人回農場後的軍隊官僚作風，不過他也承認自己年輕時脾氣不好。一次，父子在農場爭吵時，他一拳打在父親臉上，對此張父記憶猶新。而張父一直不明白自己哪裡對不起兒子。他記得兒子「老對自己的工作不滿意，亂花錢，買啤酒」。
三、「我沒病」
跟張彥地不同，同樣住在安養中心的北京知青沈曙光壓根不覺得自己有精神病。「我沒病，(他們)強制把我弄進來的，這是對我進行迫害」，如今的沈曙光一頭髮白的短髮，有著一張典型的北京人的方臉，總是低著頭，用異樣的眼光看人。
1969年，沈曙光和家裡的5個弟弟全部下鄉當知青，跟他一起下鄉的還有另一名北京知青惠西林。兩人關係非常密切，沈曙光稱惠為「大西瓜」，惠西林稱沈為「小西瓜」。據沈曙光的回憶，惠西林是個思想激進分子。沈曙光在農場時，白天幹活，晚上就寫關於政治學、法學、起源學的「論著」。他說：「寫這個得用功夫，一般的(人)寫不來。」
1972年來到新華農場33連的姜福海在下鄉前就聽說過33連有兩個精神病，而且形影不離。「兩人搭布住一個棚里，頭髮又長又亂。經常寫大字報貼在食堂，批判領導」，姜福海回憶說。1978年，惠西林返城回到北京，不久後，沈曙光也回去了。
回北京後不久，惠西林就死了。為證明惠西林不是因精神病而是被迫害致死，沈曙光開始上訪。1982年，沈曙光在北京上訪時，被當地執法人員帶走並遣送到精神病院住了2個月。出院後父親將其送回農墾總局。
在沈曙光寫給農墾總局的一封信里提到，「天津知青劉鐵路寫板報批判惠西林……我受惠西林影響較深，但我的問題則是超強度的繁重勞動，領導分配我燒水，又當鐵牛駕駛員，這兩項工作是十分勞累，但我沒有叫苦，得到的是傷感、孤單」。
現在的黑龍江農墾第二醫院院長黃春光還記得，年少時他的許多鄰居都曾下鄉當知青。「肯定受過很多苦，遭過很多罪」，但關於知青精神病的發病原因，他認為不完全是外部因素，「跟遺傳和自身心理承受力，還有母孕期胎兒受到病毒感染等等因素有關」。
知青科主任吳斌長期從事精神病的防範和治療工作。在他看來，知青的精神病發病率在當時屬正常偏高一點的水平(根據衛生部的流行病學統計，中國的重性精神病發病率約為1‰-1.5‰)。當時黑龍江農墾總局系統內有近100萬人，其中知青大約55萬。2008年，黑龍江墾區殘疾人聯合會調查稱，墾區共有精神病人18500人，有9000多生活窘困的重度精神殘疾人需要照管。其中已經死去和返城的知青精神病患者無法統計。
四、回不去的家鄉
在郜青(化名)床頭，一張他16歲的照片日夜陪伴在他身邊。枕頭下，已經打包的行李一直擱著。「我明天就回上海，我兒子來接我」，然而第二天，郜青還是呆呆地坐在床沿，倔強地望著窗外。郜青來自北京，1964年來到852農場，是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的無線電專業一名學生。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這場曾經轟轟烈烈的時代浪潮頃刻間以不可阻擋之勢迅速回撤，而一些人卻像掉隊的大雁一樣，在遼闊的黑土地上空哀鳴。
據統計，留在北大荒的知青大約2萬人，其中大多數在這裡成家。而據黑龍江農墾總局殘聯2006年的統計，仍留守的知青精神病患者近300人。事實上，許多知青精神病患者並非沒有機會返城，在那時，疾病反而是返城的轉機(甚至當時有不少人借用他人尿液假稱病申請返城)。但是家屬接收照顧、戶籍問題(包括醫保問題)可能比返城申請書上的印章更為沉重。「在知青科的老知青，過半已經跟家屬失去聯繫」，吳斌說。
1969年，當時正讀初二的杭州知青方曉媛揣著奶奶做的一大罐竹筍燜豬肉坐上開往北大荒的列車時，她從未想到餘生可能將永遠留在這片土地上。
方曉媛的弟弟方同信現在生活在諸暨，已4年未見到這個同父異母的姐姐。事實上，從小到大姐弟倆就沒見過幾次面。方曉媛由奶奶帶大。1980年，方曉媛嫁給了當知青時同一個農場的一名男知青。1982年，丈夫丟下方曉媛母女，跑到台灣投奔曾是國民黨軍官的父親。在這之後，方曉媛出現了精神分裂。2009年，方曉媛被家人送到了知青科。
方同信說，1997年姐夫曾帶女兒去過他家一趟，說要將女兒託付給他。但後來他們的女兒死了，姐夫就再沒找過他。方同信一直不敢將外甥女去世的消息告訴姐姐。方曉媛總是笑著告訴別人自己的婆婆在台灣，兒女在外面。對於接她出院照料，方同信顯得猶豫，「醫院說出來後(精神病)可能復發，我們也沒太多時間照顧她」。
戴志坤則一直念念不忘要給上海的家裡匯錢，可他不清楚信封上的地址該寫哪裡。2010年醫院帶戴志坤去上海參觀世博會時，曾試圖聯繫他的家人，他們通過他在連隊的一個同學聯繫到了戴志坤的哥哥，對方卻說「讓他自生自滅吧」。
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
五、「反哺」知青，給他們最後的家
1997年，時任黑龍江農墾總局殘聯主席的董興業開始關注精神病患者的狀況，他最想改變的是目前中國精神病人治療服務的一元化問題。他所設想的精神病治療機構應該多元化，「集康復、安養和治療為一體。」
此時，黑龍江農墾總局精神病防治院院長黃春光跟董興業提起了知青中的精神病患者。董興業決定通過解決知青這一群體的問題，建立一個新型的康復機構。2006年6月，董興業正式開始統計知青精神病患者的數字，當時統計到的數字是207人。
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在佳木斯落成。蓋樓的錢由農墾總局出的，醫藥費則來自知青們的醫保。
跟董興業的精神病治療創新理想不同，黃春光的作為源於他的「知青情結」。「1977年去北京的時候，借住在連隊的一位知青家，屋子小，晚上他爸爸和哥哥挪出去搭棚睡，把床騰給我」。1979年知青返城時，黃春光是醫生，為幫助知青返城開過不實的診斷書。多年以後，他在他帶領的醫院成立了知青安養中心。「我這輩子跟知青有緣分，也算是感恩吧」，黃春光笑著說。
在安養中心，護士們稱知青患者為「安養員」。知青科主任吳斌說，「我沒完全把他們當成病人，因為天天和他們在一起，就覺得跟自己的那些朋友或者跟自己的一些親戚親屬在交流在接觸一樣。」在吳斌看來，自己所做的事情更多帶著一種「反哺」的情結。作為支邊青年的兒子，吳斌自小就跟知青有關係。「我受過知青的教育，知青當過我的老師，領導」。
「安養員」們每天早上能喝到一杯來自於醫院附近的康復基地的新鮮牛奶，康復基地養殖了奶牛、梅花鹿、豬、魚，種植了玉米、大豆、蔬菜等農作物。這些都由患者自己承擔農務，農產品也會回供給醫院。
醫院希望通過組織部分有勞動能力的患者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為他們將來回歸社會打下基礎。
「不能把他們關在鐵籠里，他們的治療應該是流動的，不應該是封閉的。」董興業說。這正是董興業為老知青所設想的「家」，「應該建立的是一個養老中心，而不是精神病院」。
女科室護士長張鳳英覺得自己更像個幼兒園園長。在女科室，62歲的王金香無論吃飯或者回房睡覺都要拉著天津知青安俊芹的手，有時會把頭靠在她肩膀上撒嬌，有時會抱怨吃飯沒叫她。而安俊芹其實比她小一歲。張鳳英說，「很多人的記憶停留在某個事情上，有些停留在十幾歲甚至童年時期」。
而在男科室，徐福寶是3名老知青的保姆。醫院鼓勵安養員之間的互助，同時也鍛鍊他們的社會能力。「王勇(音)、尚善哺(音)、黎少波(音)、崔玉芝(音)、李大嘴(音)，都死了」，徐福寶掰著手指念出這些名字，這些人死前都是他在照顧。
這些身在異鄉的老人們目光靜滯，鎮定劑讓他們平靜遲緩。經歷了數十年的命運起伏後，他們靠最簡單的情感互相陪伴著走完最後一程。
這些老知青的生命，永遠的滯留在了他們的青蔥歲月，他們就像那個年代活著的群雕和化石，成為一代知青史最直接的見證。而歲月流逝，生命也終將流逝，可以想見，終有一天，當最後一位老人離去，這段歷史也將失去最後的人證，只能成為文字與圖片裡的記憶。
趙印寶72歲，北京知青，1968年下鄉到寶泉嶺農場。「文革」期間，他因寫了「劉少奇萬歲」的大字報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判了7年有期徒刑，後來出現精神分裂。
李文奎哈爾濱知青，1968年下鄉到勤得利農場。1971年，他把當時考試返城的難得機會讓給女朋友，對方返城後一個月來信提出分手，李文奎精神崩潰。1978年，家屬將其送回農場，連隊的婦女主任康金環照顧了他30多年。
張慧穎64歲，北京知青。1966年下鄉到291農場，後嫁給農場的一名知青，育有一女。婚後因感情問題而致精神分裂，甚至覺得曾經一起下鄉的北京知青現在都還在。患病後家屬不肯接受她，她再也沒有回過北京。
方曉媛61歲，杭州知青。1969年下鄉到香蘭農場。她認為自己是因為跟人打架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後來又沒確診，於是出院了。(看猛料加微信：laohane）1980年，方曉媛嫁給另一名知青，幾年後，丈夫丟下方曉媛母女跑到台灣。之後，方曉媛的病情開始惡化。
王凱63歲，哈爾濱知青，1969年下鄉至黑龍江農墾遜克農場做農工，種水稻。幾年後精神分裂，他回憶說：「幹得太苦，想哈爾濱。」
張明57歲，哈爾濱知青。1976年她正讀高三，主動提出下鄉。在勤得利農場工程連，干挑磚瓦、蓋房子的活。1978年得病，張明稱自己得病是因為當時任副排長，幹活太累，手下的人不聽她管。
李華63歲，哈爾濱知青，1969年由哈爾濱下鄉至黑龍江農墾291農場29連。曾於哈爾濱市46中上學。2009年3月從291農場轉入知青安養中心。
郭鳳花山東知青。1969年下鄉到856農場，精神分裂，常常自言自語，基本喪失交流能力。
住進安養中心的李文魁
2013年的趙印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