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網際網路還不能用來做金融創新；
那時候，大數據還不能用來殺熟；
那時候，網際網路還只是網際網路；
今天，網際網路成了生活；
而生活，總是充滿著算計。
六、
今天科技公司的影向力和財富在規糢上只有19世紀美國的那些大亨才能相比。
那也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誕生了鐵路大王范斯比爾特、鋼鐵大王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車大王福特……
沒錯，他們和他們所在的行業是美國從一個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工業國家並且在 GDP上最終超越當時的日不落帝國英國。
那時候鐵路就是今天網際網路、那時候鋼鐵就是今天 CPU、那時候的石油就是今天資料庫、那時候的汽車就是今天的行動電話。
在亨利福特晚年的某一天，一位年輕人跟垂老的福特爭論問題，討論非常激烈，氣盛的年輕人脫口而出：
「先生，時代不同了，如今已經是現代了……」
然而，沒等他說完，福特就盛氣凌人地打斷他說：
「年輕人，現代是我創造的。」
沒錯，他們的確創造了一個時代，他們構建了現代生活。
那麼，他們的命運和形象如何呢？
簡單地說，他們在產業界名聲並不太好。
他們身上被貼上了「殘酷競爭」、「壟斷」、「打壓同行」、「操控股價」、「店大欺客」的標籤（以技術見長的福特似乎是個例外）
他們中就有旗下公司被強制分拆的命運，他們在大眾心中的形象也往往並非是英雄而是可望而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大亨。
洛克菲勒的傳記作者榮・切諾說：
「當時的美國有一半人想用私刑處死洛克菲勒，而另一半人只想向他祈求貸款」。
鐵路大亨范德比爾特在決定要停運一條熱門的鐵路線路時，有記者問他為什麼不考慮一下大眾的利益？
他的回答是：「該死的大眾！」
當然，必須要說明的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晚年通過廣泛而規糢龐大的慈善行動重新贏得了歷史的尊敬。
比如鋼鐵大王卡耐基，沒有給子女留任何遺產，將所有財產全部捐獻了出去。
他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今天依然深深地影向了比爾蓋茨等新一代美國富豪。
很顯然，我們今天的科技巨富們面臨著一百年前同樣的問題，然而他們在慈善和回饋社會層面做的還遠遠不夠。
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年的新詞「第三次分配」意味深長。
七、
有人說，你說的不對啊，你看美國不還有囂張叛逆口無遮攔如搖滾巨星般的埃隆馬斯克嗎？
他可沒有像其他任何人一樣隱退或者變得低調。
是啊，這是為什麼呢？
這背後其實有底層邏輯的，馬斯克做的事和今天網際網路平台做的事絕然不同。
他的商業糢式純粹依靠硬核技術獲取利潤，而並非像網際網路公司一樣依靠技術構建平台然後收稅，他是在原子世界而非比特世界挑戰人類的極限。
某種意義上，他在做彼得蒂爾眼中的從0到1的事，因此他做的事有著天然的正當性。
特斯拉並不涉及「金融槓桿」，SpaceX也沒有「困在系統里」，太陽城不會「大數據殺熟」…….
因為這些公司的業務都足夠硬核，足夠「藍海」，足夠振奮人心。
你可以批評馬斯克口無遮攔、誇張營銷，但你無法否認他和他的公司所做的事情都是人類之前沒有做過的。
事實上，馬斯克其實也給今天的科技領袖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方向。
顯而易見，我們的時代需要更多的馬斯克，但我們的時代不需要更多的扎克伯克；
通過壟斷獲取資本之後拿這些資本去幹什麼很重要，我們來看一看當年貝爾公司是如何做的？
貝爾發明電話後創辦了貝爾電話公司，貝爾電話公司一度占領了73%美國有線電話的市場。
沒錯，它獲得了超額的壟斷利潤，它拿著這些利潤中的一部分拿出來成立了貝爾實驗室。
鼎鼎大名的貝爾實驗室創造了許多奇蹟，先後誕生了了電晶體、二級發光管、電子計算機、通訊衛星等改變世界的偉大發明，獲得了超過兩萬五千項專利，光諾貝爾獎，貝爾實驗室的科學家就拿了7個。
如何賺錢很重要，賺錢後如何花錢同樣重要——
投向跑馬圈地還是投向星辰大海？其中的區別很大。
好，問題來了——我們時代的貝爾實驗室在哪裡？
八、
改善勞資關係也是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命題。
為什麼「996ICU」、「困在系統里」會引發如此廣泛的討論？
這背後深層次的原因是日益緊張的勞資關係，而這種勞資關係的緊張背後是網際網路贏者通吃法則下激烈的競爭導致的。
這種緊張關係其實也和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如出一轍。
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改善的空間。
事實上，亨利福特之所以那一代大亨中口碑和形象都相對正面除了他依靠技術層面而非占有資源獲得財富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實行的」五美元日薪」的制度。
為什麼「五美元日薪」成功地改善了勞資關係並在當時引發了巨大反向呢？
我們把時間拉回到20世紀20年代年。
那時候流水線剛剛興起，工人的工作強度非常大，枯燥而疲憊，對此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中有生動的演繹。
一位當時工人曾聲稱：「要是再讓我接連86天只能擰緊86號螺絲，那我非得變成龐迪埃瘋人院的第86號神經病不可。」
在高強度的工作下，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其實並不高。
當時汽車業的平均工資大概是日薪2.3美元，煤礦業是2.5美元，鋼鐵業只有1.75美元。
福特通過流水線大規糢賣車獲得大量利潤後決心改變這種現象，1912年1月5日，福特在報紙上宣布了「日薪5美金」的工資政策。
當時所有人都認為福特瘋了，包括和他親密工作的副手，這是就好比——
今天某一家外賣公司突然宣布其外賣小哥的工資從每月7000（假定）瞬間翻倍成每月14000，這對當時工人在心理上的衝擊是極其巨大的。
第二天福特工廠外就來了超過1萬名求職者，甚至兩個月之後，福特每天還能收到超過500封求職信。
之後福特又先後宣布從每天9鐘點工作制修改成8鐘點工作制，從每周工作6天修改成每周工作5天。
沒錯，「日薪5美金」的工資政策影向是深遠的，它不僅有效地改善了勞資關係，也改善了福特本人及其公司的形象。
而意義更為深遠的是——這一政策為起點，美國真正逐漸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級，普通工人工作幾個月就能買得起汽車，過上體面的生活。
這在某種意義上塑造了美國。
九、
提到中產階級，如今的科技巨頭和當年的工業巨頭不同，它本身並不會成就大規糢的中產階級。
相反，它恰恰在某種意義上加大了貧富的分化。
谷歌市值1.9萬億美元，員工只有13萬人；
Facebook市值9300億美元，員工只有6萬人；
作為對比，沃爾瑪市值3800億美元，員工卻高達230萬人；
是滴，網際網路的特點就是「邊際成本接近於0、贏者通吃」，因此它在某種意義上只需要最聰明的頭腦就能解決大部分問題。
所以我們才看到當 Instagram以12.3億美元賣給 Facebook的時候，公司總共才13個人；
據哈德遜研究所的數據——
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持有財富占比超過底部50%家庭，前10%的富人持有高達全社會84%的財富。
毫無疑問，網際網路的技術特性會讓社會財富進一步集中，增加貧富差距的程度，而這不利於「橄欖型」社會的形成。
橄欖型社會是指極貧和極富在數量上都比較少，中間的中產階級則人數較多，即兩頭小中間大，形似橄欖。
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對於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穩定社會非常重要，它可以有效地緩解社會矛盾，減少對立情緒，同時又能形成有效激勵。
然而，網際網路科技巨頭贏者通吃特徵其實無助於橄欖型社會的形成。
相反，它最大的可能是將我們帶入「斗笠型」社會，大家感受一下。
十、
科技大佬的形象日益跌落在某種意義上還源於其通過數據和算法對人性的過渡利用。
我們今天依然可以在抖音上看到拼多多「9.9領 iPhone」的廣告，它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漏洞，但任何一個稍有互聯常識的人都知道其中的不堪。
在這件事中，抖音和拼多多其實都可以通過自律做的更體面一些，然而他們沒有。
毫無疑問，這類「聰明」且合法的產品策略很難給黃錚和張一鳴的形象加分。
我由衷贊同抖音刷過長時間提醒用戶休息的防沉迷機制；
同樣，我也由衷認可騰訊等遊戲公司對青少年的遊戲時間上進行控制。
我曾經不這樣認為。
我曾經認為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網際網路上的行為只是這些自由意志的體現而已。
我曾經認為媒介是中立的，比如我們罵過電視，但電視並非洪水猛獸。
然而當我多次連續刷了2個小時的抖音而不自知時，當我看到我的侄子沉迷網絡而選擇退學時，我終於認識到——
在大數據和算法的時代，自由意志其實是一個偽命題。
作為一名產品經理，我曾經推崇過張小龍的產品理念，他主張做產品要對人性中的「貪、嗔、痴」有足夠深刻的理解。
如今，我對此持保留意見。
我曾經對經濟學裡的機制設計這個分支非常感興趣，不同的設計機制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激勵，從而產生不同的結果。
今天我由衷希望責任重大的科技領袖們設計出更多激勵美好而不是相反的機制。
真誠希望「科技向善」。
十一、
歷史終究會給一代人一個蓋棺定論。
我希望這一代科技領袖的蓋棺定論並不停留在他們今天的形象，他們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讓自己的形象比現在的他們更陽光一些。
這需要格局、勇氣，還有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