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學習時報發表文章，《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作者是軍事科學院政治工作部的王詩敏。在中共黨史上有特殊地位的「長征"，其真相早已被中共歪曲。而毛澤東、周恩來等所謂「中央領導」更是舒舒服服的躺在擔架上，被抬著「長征」。
文章中承認，「當前，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既包括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風險挑戰，也包括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風險挑戰。」
嚴格地說，這不是作者的觀點，而是習近平長期以來的判斷。2021年4月，《人民日報》發表的署名文章中，引用了習近平對所謂的「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一些講話內容。
早在2015年10月29日，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就說：「今後5年，可能是我國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如果發生重大風險又扛不住，國家安全就可能面臨重大威脅...」
2019年1月25日，習近平在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親口承認，「過不了網際網路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
2020年10月26日，習近平稱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各類矛盾和風險易發期「，」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
史料揭示，長征的真實情況是1933年10月17日，遭第五次圍剿中共中央紅軍已無力自保，只好逃出江西瑞金、萼都等根據地，開始向湘西方向的萬里大逃亡。因此，所謂的「長征」說到家是「長竄」。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不斷要求學習所謂的「長征精神」，其潛台詞無疑是承認再度面臨生死關頭。
造假宣傳和擔架上的「團團伙伙」
在中共的造假宣傳中，把「長征」虛幻成北上抗日的「艱苦卓絕的壯舉」，說成紅軍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吃皮帶充飢，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的作者、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撰文說，被中共刪掉的何滌宙所寫的《遵義日記》文獻價值最高。這本日記卻寫了紅軍幹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幹部在1935年初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裡，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閒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的氣。
在1927年「八一南昌暴動」中擔任參謀團秘書長，後任中共陝甘寧省委宣傳部長和新四軍秘書長的中共高官李一氓，在回憶文章中也曝出紅軍「長征」吃的特好：途中路線大半是產米地區，每天每頓都是米飯；困難時有酥油，還有鍋貼、水餃、火腿、羊肉吃。有時想辦法換口味，假如尋到豬油、麵粉，又能從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鍋，就自己做鍋貼。
中共一直宣傳說，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跟紅軍戰士同甘共苦，一起爬雪山過草地。真實的情況卻是，毛澤東等所謂「中央領導」舒舒服服的躺在擔架上，被抬著「長征」。
作家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長征開始形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三人集團」，他們躺在擔架上商議謀劃怎樣奪取黨政軍大權。
這個「三人集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一塊兒行軍，通常是躺在擔架上。中央領導有權坐擔架。在艱難的長征中，他們大都被人抬著走。毛甚至設計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毛誇耀他跟王稼祥的擔架：「『你看，我們設計了擔架哩。我和稼祥，一個病號，一個彩號，抬著走。』他同稼祥頗為得意地向我介紹他們的『傑作』。這種擔架，竹子抬杆，長長的，爬山方便，抬起來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蓋，好像南方江河裡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曬。」
毛後來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他長征中「坐在擔架上，做什麼？我看書，看了不少書。」對抬擔架的人來說日子可就沒那麼舒服了。
長征過來人說：「爬山的時候擔架員們只能用膝蓋跪行，有時直到膝蓋跪爛，……才能爬到山頂。爬完一座山，灑下一路血與汗。」
中共領導「坐擔架」是「長征」中最激起憤怒的事情之一。一位「長征」老戰士在六十多年後說起來還氣得胸脯起伏：「他們說是說平等，自己坐擔架，地主作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