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激起了工人、農民、學生群眾和社會人士的義憤，我們民主黨派的成員和領導人有責任要儘量揭發批判，把他們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眾面前，以達到分清是非、教育群眾的目的。這也是我們幫助黨整風所必須擔當起來的一項重要工作。」
講到這裡，史良停頓片刻，並提高了語調，說：
「同志們，你們一定都明白，我所說的那種人是誰？那就是儲安平，還有公開和暗地支持儲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談會上，鄧初民同志建議民盟中央應該對儲安平的發言，表明態度。我完全同意，我做為民盟負責人之一，我要公開聲明，儲安平的整篇發言論點是徹底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我們國家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是憲法所保障的；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是通過民主程序，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儲安平是民盟盟員，是《光明日報》總編輯，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曾經莊嚴地舉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參加了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他現在公開反對他自己參與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並且把責任推給全國人民所擁護愛戴的毛主席和周總理，誣衊毛主席和周總理有『黨天下』的清一色思想。這不是要挑撥煽動全國人民對領導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周總理引起惡感，還是什麼呢？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還是什麼呢？已經有人這樣說，儲安平敢於做這樣反動的言論，要是背後沒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設想的。因此，我主張我們民盟中央必須明確表示，和儲安平劃清界線。如果我們中間有誰支持儲安平的，應當公開站出來。我們容許批評，也容許反批評，這才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內部矛盾不轉變為對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過公開的批評反批評的方式才有可能。我們反對當面一套背後又一套的陰險做法。」
說到此，史良話鋒一轉，進入了最為重要的、矛頭直指父親的第三段：
「在這裡我要向章伯鈞副主席提一點意見。在上次中央小組座談會上，伯鈞的發言中，對儲安平的批評，我認為是很不夠的，是含糊其詞、模稜兩可的。昨天看到伯鈞在《光明日報》上所寫的文章，對儲安平的批評，態度和立場仍然是不夠明確的。雖然伯鈞的文章里說，儲安平反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論，絲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報》。他的『黨天下』的論調是和《光明日報》的立場完全背謬的。但是伯鈞並沒有說明他自己對儲安平的發言，採取什麼態度？也並沒有分析儲安平的錯誤在哪裡？充其量，伯鈞只聲明了儲安平的發言不能代表《光明日報》，而沒有說明儲安平是在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論調，企圖『達到從根本上動搖人民民主專政和黨的領導，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總而言之，伯鈞對儲安平的批評，並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
「我要問伯鈞，你是不是也有所顧慮，所以故意含糊其詞，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儲安平的本質呢？儲安平的發言，是以《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身份發表的。伯鈞是《光明日報》社長，社長應當負報社的政治責任。因此儲安平的這一篇發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鈞請示商量，發表以後伯鈞有沒有向他追問，你有沒有向他表示過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意見。像這樣的關鍵性問題，我認為伯鈞是有責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記得上星期六晚間（六月八日）伯鈞來找我談話，我是問過伯鈞的。我問他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前和你商量過沒有？他說：『沒有，羅隆基是看過。』伯鈞又說：『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著寫社論的（社論即指〈這是為什麼？〉）。而且一再掮出盧郁文來（注二）。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的。』當時伯鈞說這樣的話，我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現在看了伯鈞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講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須請伯鈞說個明白。我懷疑伯鈞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所說的那樣，在這次鬥爭中『不夠堅定，認識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鈞也有兩套做法，在群眾面前講的是一套，在背後講的又是一套呢？前天《人民日報》大字標題寫著：『可注意的民盟動向』。不錯，全國人民正在密切注意我們民盟中央在目前這場思想鬥爭中的動向。我們都是民盟中央領導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我們再不能對於對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心懷異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民盟的會議上要求伯鈞表明立場和態度。」
史良的結束語，是落在了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人的身上：
「羅隆基現在出國，等到他回來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代。」
史良的講話是按照要求，適時順勢而發。它像一包定向爆發的烈性炸藥，從內部炸開民主黨派的圍牆，炸出一條預先設計好的路線，使民盟這支進入反右運動祭壇的領頭羊，在這條路上蹣跚而行。
會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親回到了家。他只對母親簡單地說了一句：「今天民盟的會，以史良的發言為主，她很有準備。」見他神情沮喪，母親沒好再問。
第二天近午時分，同時送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均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載了史良發言的全文。這篇新華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態度劃清界線，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為通欄大標題，並將父親在史良家中說的那段「……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做為內容摘要，以黑體字排印。母親看罷，幾乎難以相信洋洋數千言，竟是從史大姐嘴裡說出來的。
但是，她更加責怪的是自己的丈夫：
「那天，你說去史良家談談，我滿以為你是聽聽她的意見，請她幫你分析一下當前的形勢和自己的處境及問題，誰知道你跑去講這些！你鳴放得還不夠嗎？嫌人家手裡的辮子還少嗎？」母親氣得滿臉通紅。
父親一句話不講。吃午飯了，父親平時吃飯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對母親說：「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民主黨派成員對史良的揭發性發言，震動極大。不少民盟成員私下議論，說她的發言一下子讓民主黨派的威信掃地了。
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占據著怎樣的位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驚於三十年後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國政協舉行委員活動，母親和史良在禮堂前廳談天。民盟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聽見此情景，特意將我的姐夫拉到一邊，憤憤地說：
「你岳母怎麼還能和史良有說有笑？當年就是她出賣了章先生，我們心裡都明白，誰也忘不了，難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