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中六六屆畢業生，一九六九年元月下放到湖南省沅江縣黃茅洲區肖家垻公社柳樹坪大隊第十生產隊。這個地方是洞庭湖區，當地人稱「圍子」，就是被堤壩圍起來的沙洲，堤壩之外四面都是湖水。圍子之內一馬平川，除了隔不遠能看見一道道廢棄的堤壩，上面豎立著連綿不斷的茅草房之外，放眼看去，全是望不到邊的稻田。到過這裡，你才會對「湖廣熟，天下足」的古訓產生一點切身體驗。一塊稻田，小的五六畝，大的一二十畝，站在兩頭說話，都得把雙手罩在嘴上，扯起嗓子高聲喊。要是雙搶插秧，一趟到頭，就能耗去半天的工夫。頭上烈日曝曬，腳下水氣蒸騰，「魚米之鄉」的勞作是辛苦得出奇的。為了緩解疲憊和枯燥，農民們大多會唱山歌，嗓子不好或是五音不全的，則必然會說些葷笑話解悶。我們知青對這兩項都不在行，只能充當聽眾，跟著笑一笑而已。
生產隊有個「貧協」組長，姓易，我們叫他達哥，卻總能說出些讓人費思量的話來，所以我特別喜歡與他一起幹活。有一次，秧插到田中央，我倆直起腰來喘口氣。達哥忽然伸手向四面一划，說：「這塊田原來是我家的。」我不經意地問：「土改時分給你家的？」他搖搖頭：「土改分的算什麼！我是說，舊社會時候原是我家的。」我覺得很奇怪：「你不是貧農嗎？怎麼會有這麼多田？」他笑了笑，用手比劃了個槍的形狀，對準自己的太陽穴：「幸虧晚解放了幾年，不然我能當上貧農？百分之百的一個死地主！」
我聽不懂了，瞠目望著他。達哥笑了，又說：「你聽著蠻新鮮是不？這有什麼奇怪的。我爸爸原來有十幾石谷的田，可是他又賭錢又抽鴉片煙，解放前三四年把家產敗得精光，自己也病死了。傳到我手上什麼都沒有了，不就只好去幫人家當長工？我這個貧農就是這樣來的嘛！」聽了這番話，我只能感嘆人生命運的無常，福禍相互轉化得竟是如此地輕易！同時又暗想，這就是農村真實的階級狀況嗎？怎麼似乎與老師在課堂上講的不太一樣？當然，後來這種事聽得多了，也就不以為怪了。現在想起來，正是這些東西，才真正稱得上是再教育。我們就是這樣從農民的閒聊中，獲得了非常寶貴的歷史信息，糾正了許多來自於書本的謬誤。
還有一次，達哥說過一句更絕的話，讓我至今想起來仍不禁要會心一笑。記得我們是先聊起了三年困難時期，他繪聲繪色地說了怎麼到食堂吃「大鍋飯」，又怎麼鬧饑荒，餓得男人走路撐棍子，女人個個都不生崽了；接著他話鋒一轉，沖我眨了眨眼說：「說是說叫你們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其實這是毛主席的一條計策，你信不信？」我已習慣了他機巧的語言風格，就笑著問：「這倒猜不透，你說說看。」
達哥說：「你們好歹都是喝過墨水的人，讓我們這些扁擔掉在地上，都不曉得是個『一』字的大老粗再教育你們，這不是笑話？但是毛主席不這樣講呢，你們戴起紅衛兵袖章，在城裡鬧得有滋有味的，哪裡肯下鄉來盤泥巴嘍？」我問：「照你這麼說，是用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哄著我們來作田了事？」他搖搖手：「倒也不是那麼簡單。毛主席本是農民出身，你怕他不曉得作田的苦楚？他是要讓你們下來體驗體驗民間疾苦，將來再把你們收回去派大用場，到那時候，你們就不會搞瞎指揮了。」聽了達哥的話，我只是笑了笑，當時並沒往心裡去。那時知青都在望眼欲穿地盼招工而不可得，哪會相信有朝一日還能被派什麼大用場！
語言是個很奇怪的東西，有些話當時聽起來很有光采，令人捧腹、叫絕，可時過境遷，它就失去了魅力，從人的記憶里自然淘汰了出去；而有些話剛說出來時並激不起聽者的興趣，可時間越長則越讓人覺得有琢磨頭，就象陳年老酒，放的日子越久越會發出撲鼻的香味。這樣的語言一定是集聚了言者得自於生活的智慧，說出了某種較深刻的道理。達哥的這些話，我以為就是屬於後一種。無論是他還是我，都絕無可能預見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更想不到當年連中學都沒有讀完的知青們，竟果然有一天成為了各條戰線上的主力軍。可他以一個斗大的字不識一籮的農民，竟能從歷史的棋局上多看出一兩步，而斷言終有一天要將我們另派用場，這就已經比整日忐忑於不知如何安身立命的悲觀的我，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為此，我對達哥所言又有不以為然處——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誰說沒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