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以後，我看了一部姜文主演的電影《讓子彈飛》，我心裡產生了異樣的感覺，當年曹老師的粉筆頭要是慢慢地飛不知道對我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曹老師是我小學時期的班主任。從上小學一年級開始一直到「威虎山」事件發生以後。在我印象中，不知道是因為我年齡小和青年時期的曹老師相比的原因，還是曹老師個子真的很高，我覺得我始終仰著頭看她。她留給我的印象，總是很嚴肅，不苟言笑，即便是她最喜歡的學生，比如我們的大個子班長她也只是撫摸一下她的頭。
我從來沒這個待遇。
五十年過去了，班主任的模樣在我的記憶里已經變得模糊起來，她的名字甚至我都忘記了。但有一樣我永遠忘不了，就是她的粉筆頭。曹老師的粉筆頭不像其他老師是扔出來的，而是彈出來的。看過《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的讀者都知道彈指神功黃老邪有這種神奇的本領，我敢打賭，作者金庸先生小時候身邊肯定也有過會彈粉筆頭的一位老師。曹老師的粉筆頭彈得神奇極了，她站在講台上，我坐在最後一排，只要有風吹草動，她面對黑板，轉身，拇指和中指分離，一氣呵成，粉筆頭「嗖」的一聲過來了，準確無誤地打在我的額頭上。
不誇張地說，曹老師教我們四年多來，她的粉筆頭很多都消耗在我的腦門上。直到今天我還追問我的小學同學，曹老師的粉筆頭為什麼總是飛向我？同學回答，還不是因為你太索伊（濟南方言：調皮）。
她的回答讓我陷入痛苦的回憶之中。我索伊，能有多索伊？
回答我的是我的同桌，從小學第一天開始，我就和她一個座位。現在同學們在一起回憶，他們和他們的同桌都有「三八線」的經歷，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女同學拿著鉛筆，用尺子量好各自在桌子上的距離，一條線畫下來神聖不可侵犯。那時凡是建立「三八線」的同學，許久後再見面大都不再存在「三八線」了，見了面打打鬧鬧，無比的親熱，你揭我的短，我曝你的隱私。我和我的同桌卻不同，在一起六年始終沒有「三八線」，成年以後，再見面相互之間忽然有了一種距離感，無形的「三八線」橫斷在面前。其實，我和我的同桌的課桌上也有「三八線」，但不是她畫上去的，是上一個年級或者上上年級留下的。所以我可以隨意侵犯歷史遺留下來的「三八線」，我的書、本子、鉛筆，甚至書包都會從桌子這頭一直侵犯到那頭。我的那一位從來不反抗，不抱怨，好像這張課桌使用權全部歸我，她只縮在一個角落裡，安心地寫作業和上課。我非常鬱悶的是，我的同桌對我的侵略行徑都可以忍受，你曹老師管什麼閒事？每當她看到我像狗熊一樣占滿了整個課桌的時候，曹老師的「子彈」就會飛過來。我的侵略行徑當然不會滿足於課桌上，我的屁股停留在板凳上的時間幾乎很少，不是趁著老師在黑板上寫字我走下課桌挑起和另外一個男同學之間的一場戰爭，就是悄悄把一對女同學的辮子拴在一起，她們痛苦的喊叫引起男同學的歡笑。當然，我也為此付出代價，曹老師永遠也沒有「彈盡糧絕」的時候，轉身，拇指和中指分離，我十有八九就會「中彈」。
有一次，我的同桌站起來回答老師的問題，到現在我還記得是一個造句：想不到。同桌回答完畢，我悄悄把她的凳子向後挪了挪，同桌一下子坐在地上，還沒等我笑出聲來，只見兩個粉筆頭向我飛來，一顆打在額頭，一顆打在鼻子上，額頭已經有了抵抗力，鼻子可痛得受不了。同桌從地上迅速爬起來，衝著曹老師喊：「老師，是我自己摔倒的，不關他的事。」
她一邊說，一邊用手扒開我捂鼻子的手，關切地問：「不要緊吧？疼嗎？」
不知道是同桌的解釋還是曹老師認為粉筆頭真的把我打疼了，她向我走過來，我把同桌的手猛地推開，大聲說：「想不到——想不到曹老師還是雙槍老太婆。」
全班同學都笑了，連曹老師也笑了，還給我鼓掌，全班也響起了掌聲，班長甚至站起來為我鼓掌，把曹老師嚇了一跳。
班長是一個女生。說也奇怪，從小學一年級她的個子又高又大，六年過去了她仍然是班裡最高的學生，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到小學畢業她都是班長，她喜歡站在講台上對全班同學指手畫腳，一會兒讓你掃地，一會兒讓你擦黑板，一會兒讓你跑步找同學家長，不要說女同學了，就是男同學都對她的話也必須言聽計從。如果不服從她，她有兩樣拿手的絕活，一個是她會立刻從講台上飛奔過來，衝著你的臉號叫，一般同學會嚇得立刻服軟，其實很多同學也不是害怕她的號叫，而是她第二個絕活：告老師。上課說話她告老師，下課和男同學把軲轆（濟南方言：摔跤）她告老師……隨著她的手指的方向和喊叫：「就是他。」不是被老師叫到辦公室罰站，就是一個個白色的或者彩色的粉筆頭像子彈一樣射向你的腦門。
包括男生全班同學幾乎都怕她，我對同桌說，我不怕她你相信嗎？同桌堅定地點點頭。我說，我也有當班長的能力，你相信嗎？同桌堅定地點點頭。我說，我早晚要讓大個子班長在班裡丟醜，同桌搖搖頭說：「別這樣，她是班長。」
儘管在「座山雕」事件以前我不是班長，但全班男同學幾乎都聽從我的發號施令，雖然只有在下課鈴響的時候。「座山雕」事件以後，班裡也沒有了班長……
有一天早上來到學校，一進教室就看見一個大老鼠在教室里亂竄，幾個男同學上前追趕，老鼠上躥下跳，我不慌不忙，脫下鞋，讓追趕的同學停下來，趁著老鼠愣神的工夫，一鞋扔過去，把老鼠砸暈了。我衝過去，把砸暈的老鼠扣在鞋裡面，我提著老鼠尾巴，老鼠在我手裡亂轉，我跑到東，東面的女生嚇得哇哇叫；跑向西，西邊的女生恐怖地亂喊，上課鈴響了，我剛想把老鼠扔出去，轉眼一想沒有扔，而是把老鼠重新放進鞋子裡，把鞋口紮緊一點，把鞋放在老師的講台上。曹老師來了，走上講台，說「同學們好」，接著就看見講台上一隻鞋子，曹老師的臉拉得老長，問這是誰的鞋？怎麼放在這兒？男生笑，但沒有人說話，因為我警告過他們，誰要是提前告訴老師，下課我給他來個背布袋（濟南方言：摔跤摔他），女生嚇得不敢吱聲，曹老師看見沒有人理她，更是生氣，警告說：「我數三下，沒有人拿回去，我把鞋子扔到教室外面去。」曹老師數了三下，結果鞋沒有扔出去，而是曹老師被抬到教室外面。曹老師真數了三下，然後她拿起鞋，剛想扔，鞋裡面的老鼠露頭，一對小眼睛盯著曹老師，把曹老師當場嚇暈了……
也許，這只是我（索伊）的一個片段。
當然，我也有輝煌的時候。多少年以後，還是我的同桌讚美我，她說要不是文革，我會成為飛行員。
同桌說的是事實。記得在三年級下學期的一天，曹老師抱著一摞作業去教室，不知道哪個冒失鬼撞了她的後腰，曹老師一個趔趄向前撲去，眼看就要摔倒了，我正好在曹老師前面，我一個箭步向前，用身子擋住了即將摔倒的曹老師。曹老師沒有摔倒，我卻摔得半天爬不起來。曹老師手裡的作業本飛得到處都是，我一邊爬起來，一邊幫著滿地收拾作業本，大個子班長也跑了過來。作業本收拾完，曹老師站起身來，撫摸著大個子班長還有其他同學的頭，就是沒有撫摸我，而且還看了我一眼，我當時那個氣啊，悄悄地把拾到的大個子班長的作業本藏了起來，然後悄悄把她的作業本的分數由原來的99分改成66分。作業本發下去，班長大哭起來，全班一下子都知道受寵的班長考了66分。
沒有想到，我正在旁邊偷笑，曹老師突然喊了我一聲，嚇了我一跳，我立刻做出躲閃粉筆頭的動作。曹老師手裡沒有粉筆頭，她站在我面前宣布，學校有一個飛行員訓練班的名額，條件是勇敢、身體條件好的男生，曹老師認為我最合適。
我當時想，曹老師這是把我打發到哪裡去啊？是不是看我太調皮，讓我到其他地方受罪啊？果不其然，曹老師說：「你搗得我頭痛，我能少看見你一天是一天。你不是精力旺盛嗎？到了那裡有你受的。」
我永遠不知道曹老師說這句話是她的心裡話還是一種調侃，當時的我自然也沒有能力去分析，當時眼前的另一件事情讓我心花怒放：大個子班長的哭聲迴蕩在教室的上空……
我不知道，是我擋住即將摔倒的曹老師讓她選擇了我參加飛行訓練，還是在這之前曹老師就已經選擇了我，我參加了飛行訓練，一周兩次。
沒想到，飛行員沒有當上，卻被訓練了另外一堂課。
那是1966年秋天。那一天訓練的科目是牽引，全副武裝站在跳傘塔底下，機器把你升起來，然後再把你降下去，訓練正在進行，一個教練突然跑來，對我們一群十歲左右的孩子說：「文化大革命了，你們回去鬧革命吧。」我們問：「文化大革命？鬧革命？」
教練回答：「鬧革命就是鬥人。」
「鬥誰啊？」
「你們小孩子不懂，跟著大人學吧。」
「那我們什麼時候再訓練啊，我們還要當飛行員呢。」我們喊。
另一個教練說：「回家的路上有人在當『飛行員』呢，看看吧？」
就是那一天。我從市體校回家，走到山東劇院，劇院門口人山人海。幾輛大卡車的擋板打開了，上面上站了許多人，大卡車上有人拿著一個鐵皮製作的喇叭高聲喊著口號，口號震耳欲聾。我們人小從人縫裡很快鑽進前排，抬頭看見打開的車下面站著幾個老人（具體年齡我那時哪看得出來），其中一個還站在一個凳子上，彎著腰，頭上戴著一個紙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寫著「牛鬼蛇神」。我和另外兩個夥伴大笑，「牛鬼蛇神」是什麼東西？有意思的還在後面，這位老人手裡面還拿著一個銅鑼，敲一下喊一下：「我是牛鬼蛇神。」
這就是鬥人！我一下子明白過來。
有一個人用腳踹了一下老人站的凳子，老人在凳子上搖晃起來，差一點摔下來。那個人喊道：「還有呢！」
於是老人站在凳子上又喊：「我是修正主義分子，我是反動學術權威，我是大反革命分子……」
那個人又踹了凳子一下，凳子劇烈搖晃，老人眼看從凳子上摔下來，我和一個夥伴一個箭步衝上去，扶住老人。那個人沖我們喊：「蓑衣（濟南方言：調皮）孩子滾一邊去。」
凳子上的老人開始了一連串的喊聲：我是牛鬼蛇神余修，我是反動學術權威余修，我是……喊了一會兒，老人被幾個人牽著，一邊走，一邊喊……
我問一個牽繩子的人：「余修是誰啊？你們要鬥他？」
「他是副省長，教育局長，鬧革命從他身上開刀。」
我們不解，一邊跟著他一邊問：「他幹了什麼壞事？」
那人有些不耐煩了，說：「鬧革命就是鬧，管他幹過什麼，他是大官，就是反動學術權威。」
我們還是不明白：「什麼是反動學術權威啊？」
那人瞪了我一眼：「比你有學問就是反動權威。」
在我的印象中，生活的突變好像都是從那個星期六開始的。以前有的，突然消失了，以前沒有的，突然冒了出來……
走到光明電影院，電影院外面的台階站滿了人。光明電影院位於天橋北面，這裡不但有一家影院，也是天橋一帶的文化娛樂的大舞台。電影院周圍經常有戲班子在這裡搭台。京劇、評劇，馬戲、相聲、山東快書等等各種民間藝術多多。據說津京地區的戲班子有了一台新戲和一個好段子，必須跑到濟南來開場子，這裡的觀眾叫好，再拿到津京地區演出，保准叫好。這裡觀眾不買帳，那你就需要回去好好琢磨，你不知深淺跑到北京、天津，保准砸了場子。
也許就在那一天，光明電影院附近開場子的劇團和戲班子一下子消失了，代替的是鬥人。
我和夥伴又圍了上去，台子下面有一個人拿著棍子，一邊在敲打一個人的胳膊，一邊再喊：「你飛機姿勢做得不夠，胳膊再向後伸……」
我和我的夥伴在光明電影院看著鬥人的隊伍一撥接著一撥，漸漸地我們看煩了，我們也召集了許多人，高喊著：「咱們來『砸毛驢』（濟南少年兒童的一種遊戲）吧。」
有不同意見，說玩「投皇上」（濟南少年兒童的一種遊戲）。馬上有人提出嚴肅批評，說皇上是「四舊」，應該叫「投司令」。
那真是想不到的歲月。
不管是山東劇院還是光明電影院鬥人的風潮，很快席捲我們小巷深處的官紮營小學，很快，我們小學傳來震耳欲聾的大喇叭口號聲……校長、副校長、教導主任一個接一個，學校告訴我們，我們小學生也要鬧革命，也要貼大字報，也要批鬥老師。
我們能給老師貼大字報？能批鬥老師？這可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好像是一個男同學徵求學校一個造反頭頭的意見，問他能鬥班長嗎？頭頭遲疑了一下回答不行，班長是學生，只能鬥老師。這時，我們班那位大個子女班長和她領導的班委會嚇得跑得無影無蹤了，直到快上中學時，才由她們的母親送回來。
班長走了，我的幾個鐵桿夥伴鼓勵我站出來，讓我當班長。我說班長是「四舊」，要噹噹司令。於是夥伴們說我們聽你的，你是我們的司令。上學的時候經常玩「砸毛驢」、「投皇上」、「逮人」、「抗拐」、打仗的遊戲，後來又玩「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的遊戲，我都封為司令，沒想到這時我成了名副其實的司令。方顯我英雄本色，我毅然決然地站了出來。
我們的夥伴說，既然你造反成了我們班紅小兵司令了，那就應該有個儀式。我說這個主意好。於是我立刻任命了幾個副司令，就是「八大金剛」，讓他們組織全班同學把班裡的桌子一層一層地壘起來，壘成一個堡壘，堡壘中央放一把椅子，找來一些破麻袋片把椅子包起來，中央的椅子旁邊各放四把椅子，那是「八大金剛」坐的。幾個副司令問我：「司令，咱批鬥誰？」
我毫無思索地回答：「曹老師。」
也許，曹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就是我們心中最大權威。也許，曹老師的粉筆頭在我的額頭上仍在隱隱作痛。「八大金剛」和一些同學你看我我看你，許久沒有動靜。我的權威受到動搖，受到質疑，這還了得。我大怒，對他們說，我是司令，你們不聽我的話，就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這話把我身邊的同學都鎮住了，他們哪裡知道，我們家有個電子管的收音機，是父親從部隊帶回來的，這個電子產品在當時比現在「蘋果」還珍貴，我父親每天早上打開，我聽到最多的就是這一句話。
我的副司令和手下開始在學校到處找曹老師，我安排其他人用大字報紙糊高帽子，開始沒有人會糊這個東西，糊了好幾次高帽子都直立不起來。我著急起來，批鬥會的主角曹老師快到了，高帽子還沒有糊好怎麼行。我一扭頭看見一個男同學戴了一頂帽子，我一把搶過來，說把紙糊在上邊。那個男同學豈能願意，過來想搶帽子，我抓起他的衣領，一個「背布袋」把他摔在地上，然後踏上了一隻腳……
不一會兒，一個副司令從門外衝進門來就喊：「來了來了！」
我三步兩步跳上桌子壘好的堡壘中央，坐在用破麻袋片包起來的椅子上。我剛坐好，曹老師就到了，我心裡一緊張，忘記喊革命口號了，我瞬間成了座山雕，批鬥會也立刻改成了座山雕審訊楊子榮。我脫口而出：「天王蓋地虎！」
曹老師愣了，抬頭看看坐在用桌子圍起來的我，她肯定在想，你小子是不是又想挨粉筆頭了。要命的是我手底下的夥伴們也被我的問話打蒙了，也沒有喊打倒什麼的革命口號，跟著我來了一句：「你是空子還是溜子？」
這一下把曹老師徹底逗笑了。曹老師一邊笑一邊抬起右手指著我，我大喊一聲：「不好！」身子下意識地歪到一邊。我始終相信，粉筆頭是曹老師的護身暗器，她隨時都可以彈出來讓我防不勝防。但是這一次，曹老師只是用手指著我大笑，沒有粉筆頭打在我的額頭上。我站起身來，大喝一聲：「打倒……打倒……」打倒什麼呢？我忽然想起在山東劇院看到批鬥余修的場景，於是我喊道：「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曹老師！」
我的同伴兒也清醒過來，喊著口號，按照我的要求，讓曹老師戴紙糊的高帽子。曹老師也明白過來我們不是在演戲，是真要批鬥她，氣憤地把紙糊的高帽子搶過來扔在地上，還用腳踩了一下。
曹老師的反抗也激怒了我們，我們一邊喊：「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曹老師！打倒曹老師！她反抗就踏上一隻腳，讓她永世不得翻身……」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批判隊伍不知不覺來到學校的操場上，這時正是學校放學的時間，放學回家的學生和部分老師轉身回來，看著我帶領幾個「副司令」喊著我們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口號……
後來有人告訴我，儘管在我之前學校裡面的批鬥會五花八門，但我是我們學校第一位批鬥老師的學生。在我喊著口號走出教室的時候，我怎麼能想到，不管是惡作劇還是一種模仿，給一個青年女教師帶來的傷害。我的行為幾乎成了導火線，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利用我批判曹老師的行動轉移鬥爭大方向，學校內部之間的批鬥突然開始了，甚至剛剛戴著高帽子遊街回來的校長轉身摘下掛在胸前的牌子，扔掉手裡的銅鑼，高喊著批判曹老師的口號沖了過來。
不一會兒的工夫，曹老師頭上戴上了真正紙糊的高帽子，被押上學校開會的主席台，學校的高音喇叭甚至也喊起了打倒曹老師的口號。我愣了，事情轉換得太快了，完全出乎我的想像，這可比粉筆頭來得還要可怕。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個戴著眼鏡的女老師抓著我的胳膊讓我上台發言，控訴曹老師對學生的迫害。我認得她就是剛剛摘下胸前大牌子的女校長。我本能地往後躲，越躲她越使勁拽我。我看到，她的眼鏡後面的眼鏡充滿了血絲，一股說不出來的殺氣嚇得我後退好幾步。幾位老師也衝到我面前，高喊著：「鬥她！鬥她！」一個女老師說：「平時看見她洋活（濟南方言：臭美），我心裡就木亂（濟南方言：心煩），鬥她，殺殺她的威風。」
我沒有繼續向前，沒有繼續向前的原因並不因為我的膽怯，而是我的衣襟被人給拽住了。是我的同桌拽住了我。她一邊向後拉我，一邊對我說：「我害怕，我害怕，咱學校的老師這是怎麼了？」
我也害怕了，從「座山雕」的椅子上下來就成了一個十歲孩子。我被我的同桌拉著向後退，許多老師和高年級的同學向前進。我看到，曹老師被向前進的人群包圍了……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看見曹老師。
那真是一個匪夷所思的年代啊。「座山雕」事件發生以後，我的小學生涯應該說就基本結束了。小學高年級（五、六年級屬於高年級）的學生跟著姐姐哥哥到全國串聯去了，老師造反，學生也造反，今天傳來臂章顏色是黃色的紅衛兵衝擊省委，被臂章上顏色是黑色的紅衛兵包圍了……明天我的夥伴告訴我，快去看啊，環衛工人把大糞車都開到省委了，灑水一樣灑了一地大糞啊……後天傳來臂章上的顏色是黑色的紅衛兵因為是「保皇派」而被臂章上的顏色是黃色的紅衛兵反包圍了，黑色的紅衛兵每個人舉著稻草從省委投降出來……
用當時的話說，革命形勢一浪高過一浪，迅猛發展。我已經不是什麼司令了，也不是座山雕了，我才是四年級的學生。用濟南人的話說我這個四年級的學生只能回家「和泥巴」玩去。我當時很不理解，還和大年紀的學生爭辯，在學校玩和在家玩有什麼區別，你們開批判會鬥人，我們為什麼不行？
「和泥巴」真是濟南孩子玩的一種遊戲。尤其是下雨天，雨水稀釋了泥土，我們小夥伴聚在一起，每人手裡一塊泥巴，和好了以後高喊：「東鄉的西鄉的，都來聽我放槍的……」隨著泥巴摔在地上的一聲巨響，分出勝負。
我們不僅僅是玩「和泥巴」。砸毛驢、投皇上、扇洋畫、打嘎、逮人、崩杏胡、彈溜溜蛋、剁泥巴、挑冰糕棒、推鐵環……每一項玩法都具有無窮的魅力，給現在的孩子說上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還有，隨著不同革命形式的發展，像玩遊戲一樣看著大人在社會上的不同表演……
我們玩得那個滋兒啊。
也就是說，從「座山雕」事件一直到1969年的9月我上初中，我和我的夥伴基本沉浸在玩的幸福之中，完全忘記了那次批鬥曹老師的事情，更不知道那次批鬥會以後發生了什麼。
時至今日已經四十九年了，不知道為什麼，那次批鬥會的情景卻時常出現在我的腦海里，甚至每一個細節都那麼清晰，像分鏡頭一樣，在我眼前一幕幕慢慢地走過。隨著歷史鏡頭的拉近，我幾乎看見了坐在高高的桌子上的我，聽見我在高喊：天王蓋地虎……
與日俱增的自責與愧疚，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清晰。拷問靈魂深處，不知道為什麼心裡非常複雜，總感到不是單純的一個「座山雕」事件從而把曹老師推向批斗大會那麼簡單。後來，我不斷詢問見到的每一位小學同學，基本有了一個結論：那次批鬥會，對曹老師也就那麼一次，曹老師在批斗大會後在我們學校消失了。
也許她調走了，也許因為其他原因她辭職了……我多麼希望是這種原因。這個原因說服不了我自己。我應該明白，像暴風驟雨一樣的批判會，對小學女教師來說，其心理上的摧殘是巨大的。雖然我知道，批判曹老師是我們學校無窮無盡的批鬥會的一次，在整個文革動亂時期我們學校也沒有出現大的驚心動魄的慘案，但這不是寬慰自己的理由，儘管我不能譴責一個十歲孩子的我，但是今天，我明白，我需要站在這裡說一聲：對不起，曹老師！
對不起什麼呢？我的心情沉重起來。
道歉的話終於說出了，但心情依然沒有輕鬆，如果說在道歉之前只是不輕鬆的話，那麼在道歉之後卻有了一種思索，因為你的道歉不僅僅涵蓋了一種救贖，是要為歷史、為你的後代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