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過去了，我永遠也不會原諒自己在「文革」中「批鬥」過父親的事。
1965年我小學畢業，那時，學生上重點中學還有保送名額，我們學校唯一一個保送生的名額，就落到了我的頭上。可我剛剛高興了沒幾天，就被通知「政審」不合格，被拿了下來——因為我的家庭成分是富農，我的根不紅。
13歲的我第一次體味到了家庭出身給予我的打擊，知道自己先天不如人。我沒能就讀那所遠近聞名的「烏蘭浩特一中」，就讀了家鄉的林業中學。為我沒能保送進重點中學深感惋惜的小學校長安慰我說：「周總理說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要相信黨，千萬不要難過，更不要消沉。你還要好好學習，將來是可以考大學的。」
父親知道我是因為家庭出身受了連累時，接連幾天在飯桌上長吁短嘆。好在我讀了初中後，依然擔任學習委員，我的失落感很快就煙消雲散了。
但一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同學們都當上了紅衛兵，可我當不上，我成了人人蔑視的「狗崽子」，形單影隻，昔日所有的夢幻，全從天上跌下深淵，我不知道以怎樣的心態承受這份淒楚。
1967年秋冬之際，我們全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同學都參加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學習班，每天在工宣隊的帶領下學習「毛選」和報刊社論等，其中最主要的教育是讓我們和家庭劃清界限。於是，在我們少年的頭腦中，被灌輸的都是：自己的爺爺奶奶或者父親母親有罪，他們是社會主義的蛀蟲，我們要和他們勢不兩立。
為了顯示學習班的成果，工宣隊動員我的同學小榮站起來揭發自己的父親是「日本特務」，因為她的父親會講日語。小榮揭發之後，她年近六旬的父親就被送進了牛棚「專政」了。小榮則成為了「革命小闖將」，別人再不敢歧視她了。但我知道小榮很痛苦，她時常躲在被窩裡偷偷地哭泣……
我的父親是林場場長，由於出身不好，「文革」一來，他就被打成了「走資派」，和同樣遭遇的林場書記一起去放牛了。那時，我家就住在林場的對面，相隔四五十米遠。晚上，林場常常舉行批鬥會，那打倒父親的呼聲不時傳進我的耳膜里，那滋味實在太難受了。我曾經傻傻地問過母親：「我爺爺為啥要欺負窮人？我爸為啥要和社會主義對立？害得我們這一代低人一等……」
母親流著淚說：「你爸爸工作多積極呀，過年都在山上和工人一起過，家裡的事情他從來不管。我也不明白他這麼幹工作怎麼倒成了有罪了……」
母親的話我是不信的，我是「一顆紅心向著黨」的，一定是父親做錯了什麼。這年冬天的一天，我的「根紅苗正」的工人姑父來學校找到我，他說，我想好了，明天你和我回你家去，找你們林場的工宣隊聯繫一下，咱們召開一個「家庭批鬥會」，對你爸爸的問題進行批判。
我那時15歲，雖然很恨爺爺的剝削行為，也想不通父親為什麼不和黨和人民站在一起，但讓我在家裡開批鬥會鬥爭父親，我還是覺得難以接受。
姑父是個能言善辯的人，他做通了我的思想工作，我們的家庭批鬥會如期舉行了。會前，姑父還教我該怎樣抓父親的幾點問題。
那是一個夜晚，工宣隊的隊長出席了這個「家庭批鬥會」，姑父和我輪番讓父親交代他所犯的「錯誤」，父親很認真地回答。我們有時讓他坐下，有時讓他站起，期間還帶領母親和小小的弟弟妹妹們直呼父親的名字：打倒××！
事後，林場的工宣隊隊長表揚了我和姑父，可我也和同學小榮一樣，心裡極不是滋味……
近40年過去了，我每每想起批鬥父親的事，就感到深深地內疚！那時，我雖然以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革命行動」，可處在灰色生涯中的父親面對女兒的「大義滅親」，該是怎樣的心寒呀……
在後來陽光重新照耀父親的日子裡，我從來沒有勇氣問過父親，也沒有勇氣向他道一聲「對不起」……
如今，父親已經去世18年了，我願從靈魂深處向父親懺悔！
《南方周末》2007-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