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論認為，疫情促進了大家對於公共生活的關注，但也帶來集體焦慮。「小粉紅」也會政治抑鬱，因為他們的受教育經歷和成長經歷讓他們想不明白，為什麼有的人就是會和自己想的不一樣。
資料照片：上海一位正在執勤的防疫工作人員
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疫時集體焦慮、政治抑鬱，我們和中國精神健康社工聊了聊》（見後文附），記者王二採訪了致力於中國大陸精神健康公共教育的社工阿檬（化名），討論疫下的集體性抑鬱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阿檬認為，疫情促進了大家對於公共生活的關注。這個時候很多集體性的抑鬱或者更大層面上導致老百姓不快樂的原因，大家都會有一些主動思考。疫情之下，經濟不好你被裁員了，行政低效，綠碼黃碼亂七八糟，你回不了家了，你不開心，你就會發現這東西跟你想得開、想不開沒關係，跟這個社會有關係。自殺事件應該更多了，而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沒有辦法再忽略。
阿檬指出，政治抑鬱是一種臨床症狀，符合美國心理學會（APA）的抑鬱症標準。表現為在大部分時間裡持續感到情緒低落或煩躁，並有悲傷，空虛或絕望的想法和感受。也可能會持續對過去、現在和將來進行負面自我對話，這種狀態會一直延續，甚至直接造成疾病的產生和發展。最終，這些症狀會嚴重損害個體的社會交往、職業發展或其他重要的社會功能。「小粉紅」也會政治抑鬱，因為他們的受教育經歷和成長經歷讓他們想不明白，為什麼有的人就是會和自己想的不一樣。這些痛苦也是很真實的。很多不僅僅是政治的事情，也夾雜著各種大時代里的個體迷茫。
延伸閱讀：
疫時集體焦慮、政治抑鬱，我們和中國精神健康社工聊了聊
端傳媒記者王二發自新加坡
「經濟不好你被裁員；行政低效、綠碼黃碼亂七八糟，你回不了家，你不開心；會發現這跟你想不想得開沒關係，跟這個社會有關係。」
2022年4月29日，中國上海，一對情侶相隔圍板相擁。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在中國大陸，公眾對於疫情的感知正愈來愈明顯地走向一種集體性的焦慮甚至創傷。精神健康問題成為時代症候，而疫情讓它變得更加突出和緊迫。端傳媒專訪致力於中國大陸精神健康公共教育的社工阿檬（化名），討論疫下的集體性抑鬱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此外，我們還探討了一個當下的迷思：圍繞精神健康的討論，是怎樣以強調個體的方式，割裂個體的生命體驗、並將問題進一步個人化的？
阿檬是精神健康社工專業出身，堅持在中國大陸進行精神健康的公共教育。她不屬於任何組織，幾乎總是單打獨鬥的狀態，通過舉辦藝術展覽、講座沙龍等方式，挑戰精神健康領域中長期忽視患者主體性的單一醫學科學視角。她也是一位對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仍抱有信念的青年行動者。
以下是端傳媒對阿檬的專訪：
鐵拳可能打不到自己身上的那種錯覺，被打破了
端傳媒（下稱「端」）：先來談談這次上海疫情，你有什麼觀察？
阿檬：沒想到能封一個半月，挺誇張的，也沒想到行政效率這麼低。很多次生災害之前，想像上海應該是個挺牛的城市，但結果其實還是一樣的，很多武漢跟西安發生過的事上海也在發生。我在武漢跟西安的時候都是圍觀群眾，上海是我自己經歷的第一次比較嚴重的被封城。
我感覺上海得到的關注度更多，之前像吉林、瑞麗什麼的大家都忘了。上海因為可能是國際城市也是大城市，就是有話語權一點，能感覺到很多外部關注，收到了很多信息詢問，很多很細緻的報導（註：不少來自個人公號內容或自媒體）也出來了，但我看瑞麗跟吉林就沒什麼這種報導，還挺誇張的。
我觀察到挺多網友，包括身邊的人，都會有想離開上海的這麼一個想法。
端：確實，這次上海民間發出的質疑聲很激烈也很龐大。
阿檬：這應該也是一次很好的公民教育。很多人通過切身體驗疫情，打破了一些幻想——覺得鐵拳可能打不到自己身上的那種錯覺。
他們會發現就在現在這種防疫政策下，住2000萬的小區跟你住2000塊的小區就差不多，都是一刀切的受害者。我覺得可能很多人會開始有一些主體意識，就是不再被擺布被玩弄。而且很多生活在上海的人，對生活是有要求的，這種生活被破壞了以後，應該也會有一些反思。落在身上知道疼了，才開始醒來。我反正就感覺這些會讓很多人清醒一點，不要以為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或者以為可以倖免。
端：清醒之後要面對的是什麼？
阿檬：也許有些人有能力的就直接走了，也許有的人會選擇換一種方式。很多人逃離上海，可能就選擇一個更小的城市或者更不捲的生活，Ta跳出了這個規則。
因為大家發現上海是所有人追求城市生活的那種終點，在這種最發達的城市生活里基本的人權都得不到保障，我覺得很多人可能會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身邊也有朋友就想把房子賣掉去別的城市。
我覺得逃的不是某個城市，而是某一種方式。不把自己的希望寄託於某個強大的外部的東西，更知道怎麼為自己而活。
2022年3月28日，中國上海封城，一名穿保護衣的工作人員在馬路中心站崗。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端：逃離上海就能躲掉防疫政策嗎？
阿檬：有人要離開，我覺得逃的不是某個城市，而是某一種方式，某一種符號。就逃離你還是可以回來，但是你的靈活性更強，你更不把自己的一輩子耗在一個都市生活里，所謂的那種個人奮鬥，然後要留在上海，這個夢想也許是很可笑的。
我覺得更多的是不把自己的希望寄託於某個強大的外部的東西，而是去發展自己的生活或者是發展自己對於生活的支持，而不是說別人說留在上海好就是上海好，或者別人說你年輕的時候得奮鬥就得奮鬥。
應該是更知道怎麼為自己而活，而不是把自己納入到一個社會的位置里去聽從、去犧牲。
端：不會陷入虛無嗎？
阿檬：可能都有，但我覺得走向全然的虛無是沒有必要的。你活著又不是一天到晚跟政府過生活，你還得有自己的一些生活跟事情做。
你有自己具體的問題，要面對具體的生活。也不是說生活沒有盼頭，還是得保持一個製造希望的能力，得保持一點想像力跟好奇心。如果都沒有對生活的想像，然後又走向一個純粹的否定、懷疑跟虛無，最後傷害的是自己。
端：疫情對中國大陸整體的精神健康狀況有什麼影響？
阿檬：我覺得疫情確實促進了大家對於公共生活的關注。這個時候很多集體性的抑鬱或者更大層面上導致老百姓不快樂的原因，大家都會有一些主動思考，不需要我們說，你自己都能感覺到，對吧？
經濟不好你被裁員了，行政低效，綠碼黃碼亂七八糟，你回不了家了，你不開心，你就會發現這東西跟你想得開、想不開沒關係，跟這個社會有關係。
我覺得從這一點來說挺好的，促進一下公民意識的覺醒。
但另一方面真的有很多悲劇在發生，似乎沒有人去做這個統計。我和我的同行都感覺，自殺事件應該更多了，而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沒有辦法再忽略。去年7月朋友帶我去一個寺廟，有個師父就說他們那邊也接受了很多求助，還有一些小學的校長經常找他聊天，說學校里孩子跳樓的越來越多。當時我還挺吃驚的，好像稍微和人的精神健康打交道的行當都會提起這些事情。
端：類似這些精神健康議題，得到了哪些關注？
阿檬：至少有個很明確的變化，大家把精神健康這個事情單獨拎出來提了，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都會關注。就是很多人之前都很忽略這個事情，但是現在大家確實知道疫情跟人的精神健康是有關係的，而且它是一種更集體性的精神損傷。
端：你提到集體性的精神損傷，是同溫層的感受還是所有人都有的感受？
阿檬：我覺得這個集體性就是看多少人，你覺得14億是集體性還是1400萬是集體性？我覺得大於30人都是集體性。我自己特不喜歡同溫層這個說法，我覺得沒有什麼同溫層，只有一些在某些觀點和某些議題上相似的人，可能換了個議題，你們就不是一樣想法的了。
到底有多少人經歷了這個事情，留下一些什麼痕跡或者還要做點什麼，去聊這個東西意義不是特別大，就算沒有14億人很在乎，只有140個人很在乎又怎樣？而且從過去的這幾年來看，還是有人在一直不斷地做事。你也能看到這些東西的轉發量，它不是一個顧影自憐、孤芳自賞的事情，有很多人在乎。
但沒有一個平台讓大家知道彼此都在，現在的情況可能只有比如做媒體的人、做法律的人會敢說話一點，然後互相知道。平時你也不知道爸媽關不關心、也不知道同事關不關心，你也不敢說他們關不關心，可能在這方面是看不見的，也不能做判斷的。
端：疫情結束後，大家現在的一些精神健康困擾會消失嗎？
阿檬：我覺得它會成為一個狀態進入你的生活當中。對於有的人來說，Ta可能能夠與它相處，那個是你所謂「異樣」的消失。但是對於有的人來說，它會造成一些持續的負面影響，所以我覺得消失這個詞有點太誇張了。任何事件都會在我們的生活中留下影子，留下痕跡，只Ta是否有覺察的意識。
2022年5月18日，中國上海，一名清潔工人在圍封的住宅區間走過，與被圍封的居民對望。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