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黃河，源自青藏高原，行程五千多公里，最後流入黃海。
黃河在地圖上大致形成一個「幾」字，第一次拐彎是遇到了六盤山，河水滔滔，向北流去。迎面遇到了陰山山脈，河水被迫第二次拐彎，沿著陰山山脈南麓向東流淌了大約500公里後，又遇到了不能逾越的山地，這次是拐向南，沿著南北走向的呂梁山，直向南奔流了650公里，一頭撞到了巍峨的秦嶺，不得不扭頭向東流去。
從秦漢時代起，就把被黃河「幾」字形「套」住的地方（今內蒙古的伊盟和陝西北部）稱為「河套」地區；從延安以北，大約二十萬平方公里的黃土高原。這片土地，雖然被黃河三面圍繞著，居然不算在黃河流域內，因為它地勢高，澆灌不上黃河水。
據說古代這裡是草木茂盛，後來越來越乾旱貧瘠，雖然近代成了「革命聖地」，但是坐了天下的革命領袖，卻從來沒有回去過，可見這地方不被人待見。
1950年開始，「河套」這個稱呼被賦予了能夠使用黃河水灌溉的地方，黃河以南再也不稱其為「河套」了。
上面說的河水第二次拐彎的地方，黃河的北邊，就是至今著名的「河套地區」，這裡能用黃河水灌溉農田，在年降雨量只有三四百毫米的乾旱的西北地區，水太寶貴了，有水就能澆地，就能種莊稼，這裡形成了大約一萬平方公里的產糧區，留下一句老話：「黃河百害，唯富一套。」
1968年夏天，四隊分來了10個北京知青。
四隊完整的地址是：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臨河縣烏蘭圖克人民公社五大隊四隊。
「烏蘭圖克」是蒙語中「紅旗」的意思，這種地名一聽就不像是來自古老的歷史。就像北京郊區的「中阿人民友好公社」，註定不會長遠。
每個生產隊都是一個自然村，四隊有42戶，老老少少的百多口人。
每個工值四五毛錢，只要好好勞動，年底扣除口糧錢，勞動力多的家庭，總能分到幾十塊錢。
這個工日的價錢，在整個大隊的12個生產隊中，屬中等，既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差的。
「好好勞動」，意思是每年出工必須達到300天以上，那些年，冬天也有干不完的活，戰天鬥地學大寨，平整土地修水利，只要能「受苦」（社員們把勞動稱作「受苦」），男性壯勞力一年掙300個工沒什麼問題。
1968年夏天，這10個北京知青分到了四隊，兩輛大膠車拉著他們進了村，一堆女人和孩子圍著看熱鬧，生產隊裡給他們蓋了一排房子，打了土炕，安頓住了下來。
知青的房子一排五間，在村子最南邊，是四隊最大的建築物了。當地方圓百里沒有石料，也用不起磚瓦，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用大塊土坯砌築，這土房子蓋的有點倉促，來不及拉土夯高地面，是平地起的牆體，房子的顯得低矮一些。隊裡的木匠趕製了門窗，木門是雙扇開的，木窗欞上糊著白麻紙，中間有一塊書本大小的玻璃。
河套地區的農村，可以說是西北地區比較典型的農村，這些村子沒有什麼悠長的歷史，從大約百年前這裡成了「黃灌區」之後，各地農民陸續來這塊土地上謀生，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土裡刨食，自稱是「受苦人」。
從北京到臨河的農村，生存的環境變化劇烈，最重要的事是一日三餐，先從吃飯說起吧。這裡是以糜米為主，小麥只占一兩成。
糜子在後套一帶廣為種植，別處少見。在「五穀」中居首的「黍」就是「糜子」。這種莊稼外表長的和南方的水稻差不多；水稻有黏性的粳稻和不粘的秈稻兩種，糜子同樣也分兩種，黏性的叫「黃米」，磨粉後做炸油糕，不粘的糜米做米飯。從隊裡領到的是未加工的原糧，糜子要拉到「機房」（有一台12馬力柴油機為動力），用碾米機去殼，小麥要用鋼磨加工成麵粉。每個生產隊裡都有「機房」，加工原糧不用出村。知青不養豬，糧食加工的副產品是米糠和麩子，還可以換一點糧食的。
買日用品要去大隊供銷社，離四隊有七八里地，可以買到菸酒、鹽、花色不多的布匹、煤油和針頭線腦等日常生活用品，沒有蔬菜；供銷社收購生豬和雞蛋，並不賣農產品。
供銷社有醋，但沒有醬油，老鄉們從來不用這種東西。知青們後來從北京帶回來一種叫「固體醬油」的東西，是「語錄本」大小的黑乎乎的硬塊，溶在水裡，倒是有醬油的味道。
四隊沒有電，除了靠公路的公社所在地以外，大部分生產隊都沒有電。沒電的情況不難想像，城市的居民小區偶爾停電，一片漆黑，享受慣了電燈的人，總覺得燭光太微弱了，即便點燃三四根蠟燭，仍然覺得光線昏暗，不如一個25瓦的白熾燈亮。
村里用煤油燈，亮度不如蠟燭，用蠟燭太奢侈，一根蠟燭9分錢，兩根半蠟燭錢能打一斤煤油！生產隊的會計年底做帳時，可以報銷10根蠟燭，除此之外，村里沒人用蠟燭，打一斤煤油，省一點用，能對付一兩個月。
煤油燈有一個很薄的玻璃燈罩，這個東西挺嬌貴，最怕蹦上去水滴，燈罩燒熱了，見水滴就炸裂。沒有了燈罩，燈不亮，還冒黑煙，熏的人鼻孔黢黑。
沒有電的冬夜，漆黑漫長，做不成什麼，只能早早睡了，成年人在黑暗中做一些雜亂無章的動作創造新生命，所以沒電的地方特別有利於人口的增長，貧困且沒有電的地區，從不缺貧困兒童。
四隊分來的10個北京知青，5男5女，也許有鼓勵知青們紮根農村干一輩子革命的含義，不過人畢竟不是牲畜，不能用簡單的數字進行匹配。
五個女知青里最出眾的是小韓，身材容貌皮膚頭髮都好，人堆里很顯眼；村里老鄉們沒有啥形容美的詞彙，只說「這女子真長出點樣子啦！」其他四個女生容貌也都很周正，但無論如何，在小韓的燦爛光芒照耀下，只能是相形見絀了。
男生自然不能憑臉蛋讓人信服，五個男知青裡邊王純顯得老成些，剩下的孫小虎、康長勝還有小杜、小石，一個比一個更像大孩子，稚氣未脫。
這十個北京知青，大多是平民子弟，來自幾個普通的中學，都是初中生。
孫小虎的父親是北京市警局某派出所的所長，京城裡的高官顯貴多了去了，一個派出所的所長算不了什麼，但是在平頭百姓的堆里，小孫也算是「高幹子弟」了。
孫小虎這人，個子不高，長的虎頭虎腦的，他從小在山東老家跟爺爺奶奶長大，到九歲那年來北京上學，跟父親一起生活。因為從小家庭生活不正常，缺少母愛，小孫有點「匪氣」，愛「玩狠的」，據說還練過幾天「鐵砂掌」，和誰都橫眉立目的。他借其他知青的東西大多不還，還滿不在乎；他下鄉以前就抽菸，沒錢買煙了就和知青同伴借，他也不多借，每次就借5元，再多借別人也沒有。
康長勝連這5元也沒有，他就讓小康打個借條，他從生產隊會計那兒拿，記在小康帳上，知青有安家費在生產隊帳上，會計也不敢不依他。
有一天他和小康起了爭執，孫小虎抄起門後的鐵鍬就劈，小康手腳還算利索，抓起木鍋蓋抵擋，結果鍋蓋劈成了兩半，小康左臂骨折了。
打架其實是「比狠勁」，誰出手狠不計後果，誰就是勝利者，這一點和上戰場完全不同，戰場上你可以消滅敵人，但打架不能，高一些的小康根本不是比他矮半頭的孫小虎的對手，小康沒有狠勁，沒等開打就敗下陣了。
無論北京的知青名聲有多麼大，革命意志多麼堅強，吃飯也是頭等大事。一開始知青有集體灶，最西邊的一間屋子作食堂用，隊裡派了做飯的，這種「大鍋飯」堅持了半年天氣，最後的結局還是散夥，後來就三三兩兩的各自為戰了。
食堂解散後，孫小虎和小韓很快就湊對起伙，吃住都在一起了。
我1973年冬插隊到了五隊，和四隊相隔不遠，大約三四里地，所以經常去四隊的北京知青那裡去串門，落腳點是王存家，那時王存和張淑德已經結婚，住著知青點的一間土房。
我一直也沒有見過小韓，無法描寫她是怎樣的花容月貌、天姿國色，據王存講小韓的確很漂亮，我也不好再問是怎麼個漂亮法。
小韓的父親是軍人，老革命，什麼級別不清楚，但一封信就能把小韓介紹到廣州軍區參軍入伍，可見絕非平凡人物。
小韓走時和誰也沒有打招呼，也不用去公社辦戶口，「淨身出門」，奔向了鮮花盛開的南國，奔向了陽光燦爛的光明前程。在四隊的這段生活就像是夜裡做了一場噩夢，醒來已是黎明了。
小韓和孫小虎共同生活時有了一個男孩兒，小韓走後，孫小虎沒法一個人帶孩子，北京家裡的後媽不接納，無奈他只好把兒子送回山東老家了。
康長勝的父親是老北京的住戶，1949年以前開著一個醬菜鋪子，屬於「前店後廠」那種模式，就是一個店鋪帶醬菜作坊。醬菜的主要原料是蘿蔔和鹽，為了有便宜的蘿蔔，老掌柜的在農村還有幾畝菜地。
醬菜鋪子掙的是窮人的錢，看著買賣挺紅火，但是來的主顧大多是買兩三個醬蘿蔔，就著鹹菜啃窩頭，所以康家算不上什麼有錢人。
劃分成分時，康家不太幸運，本來也可以定為「小業主」的，因為醃菜的季節來幫忙的親戚和僱工剛好是八個，按政策被定成了「資本家」。
據說，在著名的《資本論》裡闡述過「資本家」的定義，經過精密計算，僱傭七個工人是小生產者，八個就是剝削，屬於資本家。
誰也沒有想到，革命導師的這個偉大論斷，徹底影響了康家的命運。
康掌柜的很後悔，幹嘛多用了一個人呢？
康長勝是1951年出生的，是屬於「生在共和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小康三四歲那年，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康家的醬菜鋪子和作坊包括菜地整體被國家贖買，折新人民幣8000元，20年付清，每月可以領33元3角3分。康掌柜的成了國營醬菜廠的職工，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文革開始那年，康長勝是初二的中學生，因為不上課不考試了，他還著實高興了一陣。到了七八月份，學校里有了紅衛兵，但沒有他的份兒，康長勝為此還在眾人面前哭過，他急切想參加革命，雖然出身不好，但聽高年級的學生宣講黨的政策說，出身不能選擇，但道路可以選擇，只要全心全意投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限，還是有光明前途的。
誰不想有光明前途啊！
小康開始積極表現，幫著貼大字報大標語刻蠟版推油印機散發傳單，在著名的「紅八月」，小康伙領一幫紅衛兵同學去抄自己家，他們去晚了，早有其它學校的小將們捷足先登，把幾間屋子翻了一個底兒掉。
小康的母親早年就病逝了，家裡只有他父親，如今被勒令跪在院裡，向人民請罪，每個「革命小將」都用皮帶抽了這個「老反革命」幾下，有人提議，該考驗考驗小康能否和反動家庭劃清界限了。
小康掄起皮帶，狠狠地抽向父親，皮帶扣打在父親頭上，血流了下來，這個瘦小的老男人突然抬起頭看了小康一眼，這目光中沒有痛苦和責備，也沒有乞憐，他深情地看了兒子一眼，目光中充滿愛憐，好像皮帶是打在了小康身上。
小康再次舉起皮帶的手突然僵在半空……
小康的父親傷痕累累，當天晚上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康的哥哥嫂子在京郊的門頭溝煤礦工作，等趕回家時只看到老康冰冷的屍體。
小康落了一個兩頭不是人，學校里的紅衛兵認為他立場不堅定，鬥志不堅決，是資本家的孝子賢孫。親人們認定是他打死了自己的父親，是豬狗不如的畜生。去學校，他是「黑崽子」，回家？沒有了親人，他家的房子被街道的革命造反派分配了新住戶，只給他留了一間南房，裡邊堆滿了他家的雜物，他哪裡還有什麼家呀！
1966年，小康才15歲，心智並不成熟，沒死的決心，他也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活著到底為什麼？
1968年夏天，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用不著動員，小康是最早報名下鄉的一批學生，他完全是自願的，他一天也不想在北京待著，在這片熱土上，他惶惶如喪家之犬，只盼著早一點離開這座城市，離開這個令他傷心絕望之地。
要是小康一直活到今天，他絕不會說什麼「青春無悔」，他的青春有無法述說的懊悔，一定悔的他肝腸寸斷，痛徹心扉。
我認識小康以後，沒和他說過幾句話。那時他已經插隊五年又七個月了，我只覺得他很孤僻，性格有點古怪，日子過得很苦，比別的知青還苦。
1974年春末，有一天上午小康路過我住的知青點，我招呼他進來喝口水，問他幹什麼去？小康說是上養路段，那時候生產隊每年都有派民工的任務，去養路段修公路或者是去水利上修渠。
走民工挺苦，一走就是大半年，社員們一般不願意去，小康自報奮勇，所以年年走民工。走民工的報酬是每天記12個工分，然後以工分參加生產隊年底的分紅。每個社員都有三分自留地，小康那份地自己種不成了，委託給合適的社員家，依慣例，按照三分地打100斤小麥（這是自留地的產量，每畝能打三四百斤）計，對半分成，他能得50斤小麥。
他背著行李，扛著鐵鍬，還帶著幾十斤糧食，要步行二十多里去養路段；帶著這麼多東西，生產隊也沒派人用小膠車送他。我下鄉時帶了一輛半新的自行車，對小康說我送送你吧。小康不肯，我執意要送，他也就不說什麼了。我先把他的行李卷和糧食捆在後支架上，鐵鍬頭朝前綁在車樑上，這樣我和小康輪流推著自行車，上路了。
我和小康一路聊天，我知道了不少他的經歷。
路過一個鐵路小站時，我們倆坐在一個平時不過火車的支線的鐵軌上休息，小康撫摸著冰冷的鋼鐵，說：「這鐵道一直通到我家。」
那個小站的名字叫「景陽林」。
到1973年底，四隊的北京知青還剩下五個，王存、孫小虎和康長勝，女知青是張淑德和石文英。其他五個知青，小韓是自己走的，小杜病退回了北京，臨河機務段招工走了兩個男知青，小周抽到公社中學教書去了。
自從村里來了北京知青，村裡的年輕人有了去處，知青的住處成了「青年俱樂部」。男青年王四和知青們很熟，他對小石更關心一些，常從家裡拿些豬油、雞蛋、蔥蒜的。這王四的名字不記得了，家裡排行老四，大家都叫他「王四」。
他家的成分是中農，但後來日子越過越窮，因為太窮，他家哥四個都沒有成家，全家五個「光棍漢」，沒有女人，他爹真成了「王老五」。
王存和張淑德兩個人成了家，小張在大隊合作醫療當赤腳醫生，女知青就剩下小石一個獨自生活，孤木難支，她和王四確定了戀愛關係，按村里說法就是兩人「好上了」。
1969年四月底，「九大」勝利閉幕，舉國歡慶，各生產隊組織遊行隊伍敲鑼打鼓地去公社報喜，王四和十幾個青年也參加了。
走到離公社不遠的嘎毛河（總乾渠）橋上，風把一張毛主席畫像吹到河裡，王四嘴賤，說毛主席他老人家亢了（口渴的意思），扒到渠壕里喝水去了。
王四和小石兩個年輕人談戀愛搞對象，後來小石懷孕，肚子大了。兩件事被匯報到公社，一根麻繩就把王四捆到了公社武裝部，喝令他老實交代如何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如何強姦了北京女知青。
王四是個機靈人，明白這兩項罪名的任何一項，都能要了他的小命，所以死不承認。
反革命分子不投降，一根麻繩吊起來，打得王四殺豬般嚎叫，再問還是原話。負責審他的也是下手最狠的那個，王四打探出這個人姓龍，下次挨打時就大喊「龍大爺饒命！」後來用麻袋蒙住頭打，他還拼命喊「龍大爺饒命」，打人的就住手了。
一頭攻不破，還有另一頭，公社裡把小石請去，婦聯主任親自和她談話，答應小石，只要承認是王四強姦，立馬把她安排病退回北京，想在臨河縣裡安排工作也行，只要小石一句話。
當時強姦女知青是很重的罪，小石明白只要自己一鬆口，就是要了王四一條命，所以一口咬定是自己願意的，死不改口。
這事折騰了將近一個月，公社裡有人一心揪出個現行反革命加強姦知青犯，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新戰果，到最後也沒有搞出來真憑實據，沒法往縣上報，最後把王四放了。
王四回家那天，王家老少五個大男人，一起給小石跪下磕頭，小石算是對王四有救命之恩。一場風波過去，王四和小石去公社登記結婚，王家弟兄四個，結果老四最先成了家。
每年冬天，養路段歇工，小康回到生產隊，回到那間小土房。為了省柴火，他和孫小虎住在一起，小孫睡炕頭，小康睡炕尾，中間用兩個木箱子隔開，躺下後互不照面。
1974年底的一天，孫小虎和康長勝打起來了，那天他倆都喝了酒，小孫打小康，小康埋藏在心底近十年的仇恨一時迸發出來，死死地掐住了小孫的脖子不放。
小孫死了，康長勝很坦然，好像沒事兒的人一樣，繼續睡覺，他在炕上，小孫就躺在地上。
第二天早上，小康把小孫的屍體塞到房子中間的菜窖里埋了，生活一切照舊，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過了幾天就是1975年元旦，那天我去四隊串門，我和王存、張淑德兩口子還有小康，四個人一起吃的飯，晚上我就睡在小孫的鋪位。我和小康躺在被窩裡抽菸聊天，他很平靜坦然，平常不愛說話的他，那天袒露心扉說了很多。
小康在春節後回了一趟北京，這是自1968年離開北京後頭一次回去，他想在他父親墳墓前磕幾個頭，說幾句話。這個願望實現不了了，他父親既沒有墳墓，也沒留下骨灰。
如果小康的父親有墳墓，他會和長眠於地下的父親說什麼呢？
春節後，小康去了小孫父親工作的那個派出所，直接對小孫父親說我殺了孫小虎。
後來他被押回了臨河縣，以故意殺人罪被判處了死刑。
小康在看守所羈押期間，把自己的遺體賣給了巴盟衛校做解剖實驗用，一百多元賣身錢都買了酒和食品，請所有看守所里的人吃喝了一頓。
這是1975年5月，康長勝正好24周歲。
如果衛校的標本室還在用原來的人體骨骼當教具，如果其中某具骨骼的左臂有骨折後形成的瘢痕，那就是小康。他活著雖然不算幸福，但對生活會毫無依戀嗎？他炕上那個木箱裡還存著一袋糜米、一袋白面呢。
後記：
王存和張淑德在1970年代末知青回城的大潮中，按「病退」政策回到了北京，王存在北京公共交通公司8路公車當售票員，張淑德被分配到街道工廠。夫妻倆回北京後有了孩子，我見到時剛學會走路，是一個漂亮文靜的女孩，一個北京女孩兒。
王存的母親家在王府井大街北梅竹胡同10號，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去過幾次，那是一個狹長的不太雜的大雜院，我從沒想到過在距離繁華的王府井商場這麼近的地方，竟然是這麼真實的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胡同對面有一個天主教堂，如今大概早就拆遷了吧？
孫小虎的兒子今年應該有五十了，不知道他找到自己的母親了沒有？聽說小石後來也回到北京了，她的丈夫王四也一起來了。
絕大多數的知青回城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生活仍然是艱苦的，但對插隊多年的知青來說，和家人團聚、享受城市文明，已經是生活在天堂了。
北京，祖國的首都，我希望你善待他們，善待所有的知青和外地人。
祝福所有的知青都晚年生活幸福、健康長壽，也希望知青的後代生活幸福並理解你們的父母所經歷的一切。
2021-11於呼和浩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