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談到過總是感覺自己與中國知青有緣，主要是因為我們都屬於同一代人。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神秘死亡，該事件猛烈地衝擊了當時的知青一代，儘管對我並沒有如此強勁，但卻也在我這個法國青年的思想上刻下了印記，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心路歷程以及對當代中國的研究。
1966年中法兩國中止了學生交換計劃，再也沒有可能到北京去學習了。於是我就在1971年決定去香港學普通話，那一年的9月初到達這個城市。當年22歲的我雖然已經得到哲學學士學位，但還沒念完中文專業，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看法還相當天真。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毛派分子。我是一個注重理性反對迷信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文化革命中對毛的個人崇拜令我非常反感，然而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還是很讚賞的。
在我初抵香港的幾個星期中，當地報章的主要話題慢慢轉向林彪消失於中國政壇的新聞。一些獨立或親台的報紙索性肯定林已經死去。而與此同時，由北京支持的報紙就強調那是「別有用心的謠言」。
以我當年的漢語水平來閱讀中文報刊的文章還是很困難的（尤其是繁體字），不過足夠應付看懂其大意，此外總還能藉助英語報紙來搜尋相關消息。在我當時任教的法國文化協會也可以看到最受人讚頌的法國報紙《世界報》。然而，他們的駐京記者居然接受中共官方的立場否認林彪已死，一直到中共當局不得不自己出來承認這一事實。就是這樣，剛到香港我就一頭碰上中國政治的違背常理的古怪事情，令我很快就明白了對中共官方發布的新聞是絕對需要採取一種重新判斷的態度，不可全信。
另一方面，令我震驚的是看到西方人對毛政府如此缺乏判斷力，從而輕易地被那些政治宣傳牽著鼻子走。1972年6月，我回巴黎參加中文學士學位的畢業考試，遇見了鳳凰書店老闆貝日隆先生。他向我敘述了他在北京的經歷，使我驚愕萬分。在中蘇斷交之時貝氏是少數選擇投向中共陣營的法共黨員之一，因此被視作中國的好朋友。為此他得到了中國國際書店在巴黎售賣該店發行的各種圖書的專利權。他對中國抱有一種樸素的原始好感，1958年還去了一個人民公社待了一段時間。他的5歲的女兒就在那裡學會了說中文，可惜一回法國就都忘光了。上大學後她又重新開始學，我跟她成了同學，因此就跟她父親保持了良好的關係。
當林彪被欽定為毛的接班人以後，貝氏就有意書寫林的傳記。1971年9月，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接見了這位中國的好朋友，安排了一個辦公室給他，甚至還打算提供一系列寫作需要的有關林彪的資料。就這樣，在林彪死後的幾個星期內，中共當局仍然不斷給貝氏提供有關林的資料，表現無比友好，最後陪同他前往飛機場，而貝先生回到巴黎才得知他書中的主人公早已魂歸西天了，他的中國朋友也許是忘了告訴他。
他面含略為尷尬的微笑向我講述了這件事情，最後只是以一種帶有責備的欽佩語調說了一句：「這些中國人，真是……」他的覺悟只到這個水平。至於他為寫書而製作的上千張有關林彪生平的卡片，照他的話說，是將它們「雪藏」起來了。他照舊售賣中共官方出版的報刊書籍。據我所知，他也未曾質疑過自己對中國共產黨的耿耿忠心。不過，後來我再沒見過他，一來我已經去了香港工作，二來也不再有必要到他的書店去購買中國的出版物了。
這段經歷對他似乎沒有什麼影響，但是對我就大為不同了。首先，我深信必須採取懷疑的態度來看待中共官方新聞報導，其次明白了「中國好朋友」的身份並不保證你會被中共當局尊重。林彪事件雖然沒有降低我研究當代中國的熱情，但是這個戲劇性的事件給我敲響了警鐘，在今後的研究中一定得與我的研究對象保持一段距離，以便能清醒地做出獨立判斷。在此後3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可疏忽、不可忘卻這個教訓。
《記憶》2011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