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0日，示威者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的集會上，抗議中國對維吾爾人的人權侵犯。
當美國醫生致力於拯救成千上萬等待器官匹配的絕症患者時，他們會竭盡全力地堅持最高的倫理標準，最近關於使用基因改造（genetically modified）豬心臟的創新移植實驗的報導強調了這一點。中國的移植部門，不受嚴格的倫理規則約束，找到了一個更快捷的解決方案。中國創造了一個繁榮的移植產業，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而其器官的供應，是基於從被處決的犯人——很可能是良心犯身上，強行摘取器官。
雖然中國在2015年宣布禁止這種可怕的做法，但缺乏透明度，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種做法仍在繼續。然而，美國的移植部門在國內遵守醫療倫理的同時，卻公開支持中國的移植醫生和行業。
2006年，關於中國強行摘取被拘留的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導，首次公開，令人震驚。根據這些報導，法輪功是中國的一個精神冥想團體，1999年被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作為「消滅」目標後，成千上萬的練習者被扔進勞改營和監獄，遭到器官檢查、不明原因的死亡和失蹤。法輪功團體稱，許多人因其器官而被殺害，這些器官被賣給了中國的移植行業，其時中國的移植業急劇增長，成為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產業。曾被拘留者、家屬、病人和外科醫生的可靠證詞，證實了這一點。正是在這一時期，數十名中國移植外科醫生發表文章，公開描述了對囚犯的手術，「當外科醫生切出他們的心臟時，他們還活著，還在呼吸」，2022年權威的《美國移植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上的一篇文章記錄了這一情況，這篇文章由「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Victims of Communism Foundation）的研究員馬修-羅伯遜（ Matthew Robertson）和以色列醫生雅各布-拉維（Jacob Lavee）撰寫。
去年，12位獨立的聯合國專家聲明，他們對強迫摘取器官的行為仍在繼續，而且是針對中國的各種宗教少數群體的「可靠信息」，感到「極為震驚」。一些消息來源報告，有證據表明，這種暴行已經蔓延到新疆龐大的封閉式拘留營網絡，重要的是，這些拘留營是在2015年之後建成的，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都確認這些拘留營是對中國維吾爾族穆斯林持續進行種族滅絕的場所。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主席努里-特克爾（Nury Turkel），記錄了對維吾爾族被拘留者的強制採血和器官篩查，其中還包括一名基督徒奧瓦爾貝克-圖爾達昆（Ovalbek Turdakun），我們曾採訪過他。正如2022年5月歐洲議會的一項決議所指出的，北京一家醫院明目張胆地做廣告宣傳其使用「維吾爾族和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清真器官』（halal organs）」。在6月於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國際宗教自由峰會上，關於中國強行摘取器官的主要實地研究人員伊桑-古特曼（Ethan Gutmann）估計，每年有25000至50000名維吾爾人因其器官被殺害。古特曼的研究涉及新疆阿克蘇的一家前SARS醫院，該醫院有一個機場為其服務，有一條指定的「快速通道」（fast lane），將器官運送到中國各地的醫院。
目前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儘管中國只有100萬名註冊的志願捐贈者，而美國在2019年有1.45億名——但中國的病人，如病人和調查人員所報告的，可以在幾天或幾周內預約移植手術，而不是像在美國那樣等待幾個月或幾年。此外，羅伯遜、拉維和澳大利亞統計學家雷蒙德-欣德（Raymond Hinde）已經確認，中國三種器官類型的自願捐贈名單的增長曲線，形成了難以置信的、近乎完美的二次方程（quadratic equations）。在2019年的一篇經過同行評審的醫學倫理雜誌文章中，他們得出結論，中國的捐贈者資料庫是「偽造的」，是「從中國衛生官僚機構的中央層面製造和操縱」的結果。另外，中國每年5000-6000例移植手術的報告數量，似乎被低估了。古特曼與加拿大人權專家大衛-馬塔斯（David Matas）和大衛-基爾戈（David Kilgour），通過記錄中國的移植醫院、病床和外科醫生，估計中國每年有6萬至10萬例器官移植，僅一家醫院每年就有8000例。
雖然令人震驚，但考慮到中共實施的民族-宗教滅絕，中國缺乏醫療倫理並不完全令人驚訝。但是，鑑於這些報告中提出的關於器官來源的嚴重問題，以及中國缺乏透明度，美國的主要大學和醫院支持中國的移植行業，就有昧良心（unconscionable）。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匹茲堡大學和其他許多大學，就像它們在其網站上所炫耀的，向中國提供獎學金、學術交流、會議和聯合研究項目。據記錄，美國機構已經培訓了344名中國的移植醫生。
美國醫學界的一些人，貌似進行合作，希望說服他們的中國夥伴，確保器官捐贈確實是自願的。但是，當被阻止核實其所謂的改革時，這些美國機構卻把中國的說辭當真，甚至稱讚它的進步。並不是只有他們相信中國的謊言。上面引用的醫學倫理學雜誌指出：「世界衛生組織、移植學會、《伊斯坦堡宣言》監護團體（Declaration of Istanbul Custodian Group）和宗座科學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都根據那些似乎被篡改了的數據，為所謂的改革提供了認可。」
例如，世衛組織的器官移植特別工作組，是由黃潔夫醫生（Dr. Huang Jiefu）在2017年提出的，他指導中國的移植捐贈者登記，長期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任職，雖然遠非獨立身份，卻被任命到該工作組。在哈佛大學弗朗西斯-德爾莫尼科博士（Dr. Francis Delmonico）的主持下，特別工作組被授權對移植領域的危機進行指示，而他作為黃潔夫的客人參觀了中國的醫院，並在國會證詞中稱讚黃是一位「有勇氣的領導者」。然而，古特曼、羅伯遜和馬塔斯都反映，該工作組對他們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完全置之不理。
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屆美國政府認真對待中國持續摘取器官的指控。2018年，美國國務院試圖在這個問題上畫上句號，徑直宣布中國政府「在2015年1月正式結束了長期以來非自願摘取死刑犯器官用於移植的做法」。而它也沒有進行獨立核查。拜登政府應該重新審查所有強行摘取器官的證據，並做出自己的決定。國會應通過《停止強行摘取器官法》，以確保這一點。
前中國軍隊外科醫生恩維爾-土赫提醫生（Dr. Enver Tohti），最近在「蘭托斯人權委員會」（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作證時，就西方對這一問題的漠視發表了評論。他說，強行摘取器官似乎是「太恐怖了，不可能是真的」。但是，那些證據太有說服力了，以至不能再堅持這種天真的想法。在驗證是否符合國際倫理規範之前，美國的移植部門應該停止與中國器官移植行業的所有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