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經年累月、明目張胆的違法違規，中國最懂法的群體，卻鮮有人主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比如勞動仲裁、訴訟。」
窮，是張妮為期1年半實習律師生涯最大感受。
2019年，張妮從中部某二本院校畢業。雖是二本學生，張妮一直成績優異，被稱為「中國第一考」的司法考試，她一次就通過了。
據統計，2016年至2020年，共有313萬餘人報名參加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司法考試），通過率僅有13%。
2020年11月，張妮成為了一名實習律師。在這之前，她早已經聽說了實習律師行業的現狀：薪資低，壓力大，遇到脾氣不好的帶教律師可能還會遭到辱罵。之前班級里從事律師行業的同學也提醒她，真要入行，一定要做到「放下期待，熬住日子」。
這是一個很難熬的過程。
8月底，年輕的實習律師何超傑自殺的消息就傳遍了律師圈，也引起了很多實習律師的共鳴。在外人看來，何超傑有著讓人羨慕的開掛人生：他自小成績優異，本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就讀於清華大學法學院，畢業後進入嚮往已久的知名律所。
然而，何超傑姐姐發現，弟弟進入律所實習後，變得每天都很忙，吃飯作息十分不規律，壓力大到沒有了笑容。
今年8月中旬，何超傑因工作失誤接到了被辭退的消息——這意味著，他之前所有的實習都歸零，要重新開始。8月最後一天，何超傑選擇了自殺。
律師行業內部有著深厚的論資排輩傳統，從實習律師，到執業律師、資深律師，再成為合伙人，實習律師處在鏈條最底端。實習期內，很多人拿著行業里最低的薪資，身體超負荷運轉，承擔著巨大的工作壓力和精神壓力。
「5塊錢的米粉，至少吃3頓」
真正來到律所後，張妮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首先就是薪資。面試的時候，帶教律師就提出，所有實習律師都按當地最低薪資標準發放，一個月1800塊。
張妮覺得，這些工資根本不夠在一座省會城市生活。帶教律師對她說，「行情就是這樣，不滿意你可以再找找。」
剛開始知道實習律師的待遇時，趙錫安和他的同學們也感到不可思議。2018年，趙錫安畢業於長三角地區高校的法律專業。他清楚記得，畢業前一家律所來學校宣講，那個合伙人對著台下畢業生們自豪地推薦起自己的律所，介紹的第一項福利是：給實習律師交社保。
趙錫安馬上想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社會保險是國家的強制保險，是法律強制性規定。令他和同學們感到不解的是，繳納社保怎麼就成為一項福利了？
趙錫安後來也發現，不只是社保等問題，實習律師這個行業的薪資，在不那麼發達的省會城市，1500到3000元再正常不過，他們甚至還能聽說一些無薪實習的情況。
張妮最終接受了每月1800元的薪資，但她算了一筆帳，和別人合租，每個月房租需要支出1000元，剩下800元必須省著用。但「節衣縮食」四個字，只能縮食，節衣不太可能，因為律師行業是需要對接客戶的，十分注重儀表和姿態。「之前聽說還有帶教律師讓實習律師儘量不要乘坐公共汽車，而去搭計程車，理由是讓別人看見律師坐公共汽車不好。」
去年有長達幾個月時間，張妮常常以米粉、麵條來打發每天的飲食。「5塊錢買的米粉至少可以吃3頓，8毛買的尖椒可以吃兩頓，雞蛋平均下來8毛錢一個。」這些價格對於張妮來說，原本都是冷知識。
在那些艱難的時刻，張妮常常提醒自己要熬住。熬不住時，就在深夜的出租房裡大哭一場。最讓張妮崩潰的還是2022年農曆新年之後的遭遇。
當時，張妮急匆匆從老家返回省會，她不敢請假，「1800元的工資，除以21.5，再乘以請假天數，那我可能又少了幾天的飯錢。」
然而，剛回所不久，所里就傳開了投資方將要撤資的消息。當時，張妮和其他兩位實習律師開了一句玩笑，「也許就這一點點工資也拿不到了。」
沒想到，一語成讖。當帶教律師神色凝重地在會上宣布實習律師之後不會再有薪資時，張妮只覺得「比想像中來得快」。但她沒有別的選擇，如果這時候轉所，那之前一年的實習期都白幹了。她告訴自己只能忍，等待執業律師實習考核的那天。
《申請律師執業人員實習管理規則》中，對一年的實習期要求非常嚴苛。實習律師必須在一家律所實習滿一年，而一旦中途離職，或者被開除，實習期將歸零，一切重新開始。何超傑就是如此，他畢業兩年，換了兩次工作，因此實習時間都要重新計算。
原本處於律所底層的實習律師，相當於又被套上了一層緊箍咒。很多人面對律所，或者帶教律師的不合理要求，也不敢反抗。畢竟，一旦失去這次實習機會，一切又要重來。
那一天回到出租屋，張妮還是大哭了一場。她感慨自己為何要活得如此艱難，這三年的委屈全部襲來：兩次考公失利，男朋友考上研究生，提出了分手，她自己只能在小小的律所里煎熬，領著微薄的薪資。如今，連這點微薄的薪資也沒有了。知道這個消息之前，張妮甚至已經幾個月沒有來月經了，起了一臉痘，頭髮也掉得很嚴重。
哭完之後，張妮看看表，11點了，她沒有那麼多時間發泄情緒，第二天還要上班。她默默告訴自己，還是要熬住，自己的人生以後說什麼也不會比現在更慘了。
實習律師的生存法則
工資低，但張妮每天要忙的事並不少。「活多、錢少、累心」是日常。
整理文件、歸檔、寫訴狀、端茶倒水、接送客戶，張妮所在律所規模比較小，沒有行政人員，張妮和其他兩位實習律師還要兼任行政和前台的崗位。
除了接送來訪客戶，他們必須要在會議室做好服務工作，端茶倒水只是基本，材料也需要準備好，不能出一點差錯。甚至有的帶教律師會暗地裡問他們能不能拉來客戶，能不能找到其他辦公場地。因為只有這些都做好，才能夠為帶教律師「分憂」。
入職律所實習4個月，實習律師趙璐已經熟知了一整套泡茶的流程：「有客戶過來談業務，我們必須在旁邊照顧著，一定不能看到會議室里有人的茶杯是空的。」
對待這些規則，趙璐並沒有覺得不適，在一代代律所人傳承下，這已經成為了不成文的規矩。既然選擇入行，最好也要做好心理準備，接受這些規矩。
進律所前，趙璐甚至還聽說過很多更誇張的，比如幫老闆接送孩子、開車、取快遞、買衣服、送東西、深夜「話療」等。
趙璐是家裡獨生女，過去25年裡，她甚至想不起自己什麼時候這麼服務過父母。相反，父母竭力為她創造最好的教育條件。趙璐一路不負眾望，考上了知名學校。她曾就讀的學校屬於法律界有名的五院四系——五院是指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四系分別是指北京大學法律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武漢大學法律系和吉林大學法律系。
趙璐是今年6月畢業的，不過她5月就已經開始實習，7月開始掛證。如果順利的話，明年7月便可以參加執業律師實習考核。
在大環境不穩定的當下，越來越多人傾向找一個穩定的工作。律師行業雖然幹得好的話未來薪資和發展都會好，但二八定律也切實發生在這個行業，趙璐說，「只會越來越卷，越來越辛苦，我們學校可能只有50%的畢業生選擇進入律所。」
在豆瓣小組「大學後悔學法學專業」中，法學學生感慨著司法考試的艱難，實習律師的困窘，以及執業律師的壓力。目前，這個小組人數已經超過3.6萬人。
趙璐從來沒有放棄過本專業，「我當時就想無論是考公還是找工作，都要找和法律相關的。」
端茶倒水之類的雜活，也能夠忍受，最難的還是心理上的落差。趙璐坦言，「我們老闆雖然不是那種動輒辱罵的人，但每次和他說話內心都要經歷一番掙扎。尤其是請假。」
趙璐5月入職的時候還沒畢業，面試就和合伙人說好了畢業答辯和拍照需要請假。6月的答辯是在周末，但拍畢業照是在星期三。
請假的話，趙璐在微信對話框中編輯了好幾遍，最後才發了出去。合伙人的回覆是，明天團隊聚餐很重要，儘量不要請假。趙璐屏住呼吸，解釋了一句，「拍畢業照對我來說也很重要，也是想給學生生涯留下一些回憶」。
時間一分一秒流逝，對方再無回復。
「我都已經習慣了，如果哪位律師讓我們做事的時候說句『謝謝了』和『辛苦了』，那簡直都很感人。」趙璐說。
上個月，趙璐所在的小區因為疫情被封了，她在上班時收到消息，便和領導說，也許回去就出不來了。
領導一聽說，馬上建議趙璐去住酒店或者租個房子，不要耽誤下周工作。
「我當時想，一個月3000的工資，根本住不起酒店，更租不起房子。」趙璐說，這次她沒有分辯，而是告訴領導要看看情況，最終還是選擇抱著電腦回了家。
趙璐總結了一套實習律師的生存法則：維持體面、懂得反思、敬愛師長、友善同事、保持勤奮。但在遇到不合理的要求，甚至察覺到是PUA時，也要敢於拒絕，但拒絕時仍需維持一定的體面。
「高強度工作已成常態」
趙璐比較慶幸的是，自己所在的律所並非紅圈所，也不是精品所，更不在一線城市，所以業務沒有那麼多，加班也沒那麼多。
紅圈所，是律所行業天花板。比如環球、中倫等律所，這類律所名氣大，收入高，同樣，壓力也很大。
她有一個同學，畢業後去了深圳的一家著名律所，主做婚姻業務，她向趙璐吐槽說，訴狀多到根本寫不完，晚上10點多到家，還要抱著電腦繼續工作到凌晨。她常常在瀕臨崩潰時在群里發誓，「明天就去提辭職，一定要換所！」趙璐聽她說，律所有一個年輕律師，因為長期勞累導致身體問題，住進了醫院。
趙璐經常和這幾個同學在微信群里吐槽，他們很少能和外行吐槽，因為實習律師的情況有些特殊，並不適用於其他行業。不過，有時候聊著聊著，同學就消失了，到第二天才在群里回復。其他人也都心照不宣——又被臨時叫去加班了。
趙錫安畢業四年一直在做法務工作，但進入律所，成為律師一直在他的時間表中。這幾年，他也一直關注著律師行業。
去年他去大學所在城市出差，提前聯繫了三位老同學，聚會時，只來了一個人，另外兩個都在加班，儘管當時是周日。
身處這個行業，很多時候時間安排由不得自己。趙錫安記得，之前去上海某律所參加研討會，發現他們的洗手間竟然是帶淋浴房的，顯然是給通宵加班後來不及回家的律師準備的。
趙錫安有個學弟在紅圈環球所實習，曾發朋友圈說：「律所高強度的工作環境，帶來的體驗確實不太好，甚至讓我的身體幾度出現問題。」
通過這些觀察，趙錫安感嘆，高強度加班基本是頭部甚至是大部分律所的常態，因為「要對得起客戶的需求」，因為行業內卷嚴重，因為錢越來越不好賺。
高強度的加班並不能帶來同等回報，「實習律師正常的薪資都不能保證，更別提加班費了。」趙錫安感到無奈。
律師行業的大多數人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態環境，適應不了的只能離開。學習了四年甚至七年的法律，他們當然知道這樣的情況不符合常理，但沒有人願意冒險舉報自己的律所。趙錫安發現，「面對經年累月、明目張胆的違法違規，中國最懂法的群體，卻鮮有人主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比如勞動仲裁、訴訟。」
因為他們面對的，也是中國最懂法、關係網最廣的群體，或礙於情面，或為了以後的職業生涯考慮，最終選擇了忍耐。
律師行業圈子也很小，在一個城市工作過一段時間，基本上你會發現，很多律師都互相認識。如果真的去舉報和仲裁，未來的職業發展，周圍的人際關係都會受到影響。
有時候律師圈的人際關係很微妙。
最初實習期，張妮對帶教律師的指導非常感謝，訴狀上每一處修改痕跡都會仔細揣摩更正。但一年後，張妮發現，帶教律師已經沒有實質性的改動，只加一些定語，張妮沒有得到肯定，反倒越來越多地受到打擊。「他時時刻刻提醒我你不行，你得依賴我，依賴律所，不然你什麼都不是。」
後來有一次，帶教律師單獨找張妮談話，問她以後想做授薪律師（專職律師的一種，就是給固定工資，辦案沒有提成或者提成很低的律師）還是獨立律師，張妮選擇了後者，覺得獨立律師更有挑戰。
帶教律師馬上就一臉不悅。當時，張妮所在的所大多數新人都選的授薪律師。這之後，帶教律師再也沒有找過張妮做任何案件相關的事情。張妮也不敢去問到底是為什麼。
今年6月，張妮終於通過了考核。這位帶教律師又找到她，對她說，「你沒有任何經驗，什麼也幹不了，還不如就留在這兒轉正，也就這裡還能給你個機會。」
張妮問到每月薪資，對方說，2500。
張妮倒吸了一口涼氣，下決心逃離這間律所。
離開的、留下的
這一年半的實習過程中，張妮覺得窮困和心累，但讓張妮感到欣慰的是，實習考核也一次性順利通過了。
通過考核後，張妮面試了當地幾家律所，青年律師沒有資源，薪資也低得可憐，有一家主做交通事故的律所還要他們去醫院門前拉客戶。
張妮最終決定先進一家建築公司做法務，畢業三年了。起碼要先養活自己，公司給她開出每月6000的薪資，試用期8折。張妮的計劃是先通過法務工作攢點錢，再去做律師。
中秋節後上班的第一天，張妮收到了銀行的簡訊，這是她半年來的第一筆收入。
和張妮一同實習的律師決定離開這個行業了，她剛在英國讀完了碩士，覺得行業太卷，自己並不適合。
張妮也發現這行里，有很多在實習律師階段就放棄的人，在社交媒體上，她看到一位實習三個月的律師選擇去英國發展，他在網絡上吐槽說，曾看到同所的實習律師被帶出去陪客戶喝酒，直到快把腸子吐出來，才收穫了合伙人的誇獎。
「這行是適合身體好、抗壓能力強、精力比較旺盛的年輕人，不然真的很難堅持下來。」張妮也這樣認為。
趙錫安覺得國內的律師行業陷入了一個怪圈，合伙人也是從實習律師做起，也經歷了嚴苛的生存環境，當他成為管理者時，會再去以當時的標準剝削新人。而新人大多選擇順從和沉默，因為他們相信「越往上，越公平」。
並非所有的實習律師待遇都如此低。同樣經歷過這個階段的律師林峰，現在已經是北京一家著名律所的律師了。據他介紹，在北京一些頂級律所，能拿到1萬甚至2-3萬的實習律師也有很多。但在小律所，或者二三線城市的律所里，實習律師的收入確實很低。
「律師是一個對個人能力要求極高的職業，這不是一個可以混的行業。」林峰說，「這個行業可能是一九定律，10%的人賺了行業90%的錢，這10%的人及其團隊富到流油。而絕大部分律師都很艱難。」
林峰解釋道，這一方面是因為不同律所或律師團隊收入差距比較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實習律師制度。不低於一年的實習要求，使得律所和帶教律師處於非常強勢的地位。
「比如你實習了11個月，因為跟老師關係很緊張，對方要辭退你，你要重新找個律所開始實習。這種現實下，你敢不敢得罪這個老師？」林峰說，「律所不簽字，你連轉正面試都參加不了。」
趙錫安也意識到，強制的實習制度，從效果上來看，不光沒能達成實習制度設立的目的，還進一步惡化了整個律師行業的風氣，使得無數實習律師變得沒有執業尊嚴。
這幾年，在社交網絡上，關於改革現行的實習律師制度的呼聲很高。法律職業發展平台環球法研也曾多次發文指出，現有的行業問題是因為一些律所和律師濫用實習律師制度，而現有的實習律師制度亟需完善，包括簡化實習律師的申請手續，提高實習律師的工資待遇，保障實習律師的合法權益等。
不久前，趙璐聽說，同一個辦公室另一個律師團隊的一個女生，入職不滿一年，因為講話比較直、不說敬語、愛說反問句，有時候上下班準時走，疫情在家被封了10天沒上班，最終被勸離職了。
被勸離職對之後找工作是有些影響的，不僅要重新找律所實習，從頭計算時間，而且如果同個城市律師互相熟識，她再找到律所的難度也會很大。
作為過來人，林峰建議新入行的年輕人找律所實習時，儘量不要去沒有薪資或者薪資極低的律所。從實習律師薪資方面，一定程度上也能看出律所的情況，這些低薪或者無薪律所，本質上也不可能有什麼發展。
趙璐也坦言，律師行業是一個前期需要投入和付出的行業。要想在律師行業有所發展，就需要日復一日的不斷成長。如果以一年為一個年級，那麼1-3年屬於低年級，然後4-6年屬於中年級，7-9年屬於高年級，熬過了低年級以後，日子就好過多了，薪資也會有一個飛躍。
實習4個月，趙璐依舊保持著樂觀，她說這4個月的經歷大多都在自己的接受範圍內，因為入行前，她將心理預期降到低得不能再低。她盼望著，十年後的自己能夠在這個行業里有個華麗的轉身。
趙錫安說，自己還是有些理想主義，當他發現法律專業的從業者連自己的權益都保護不了時，常會感到挫敗。
他認為，學法律專業並通過了法考的畢業生都很優秀，但就是這樣的一群人，畢業後只能拿到最低標準的薪資，加班沒有時長限制，完全跟著「客戶需求」和合伙人的安排走，更沒有1.5倍、2倍、3倍的加班費，猝死、抑鬱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他常常在自己的自媒體上發表文章，呼籲建立律所評價機制，如黑白名單，將劣幣公示出來，完善相關立法，關注青年律師的權益保障。「公平，從來都是努力爭取來的，比如八鐘點工作制，比如雙休日。」他寫道。但讓他感到無奈的是，來自底層的呼聲很少能夠被人聽到。
（文中採訪對象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