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個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關重要的；而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這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黨內鬥爭中勝出，而且要在執政的中後期才逐漸顯露崢嶸。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時代又有許多難以預測的不確定因素，今天在人們心目中還是一個模糊的時代。但2010年以來一些高幹子弟的表現，還是可以給人們以想像的空間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八大以後中央常委的競選者薄熙來。近年來薄熙來精心打造的」紅色重慶」一直是熱議的焦點。人們最為關注的，是」唱紅歌」與」掃黑」，前者顯示的是意識形態和社會氛圍上向毛澤東時代的回歸，後者則是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方式解決腐敗問題的自覺嘗試。一般人並不注意，其實是更為重要的是經濟上的」重慶模式」，據說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進行從農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加強政府對企業和經濟事務的掌控。記者報導說：」這樣的舉措與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時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同時」高調拾起」的，還有毛澤東時代的」群眾路線」與」大學生上山下鄉」。如此自覺地運用」毛澤東政治遺產」，因此，獲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識分子的高度評價，譽之為」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新版和希望。同時又引起許多人，包括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黨內民主派」中國將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憂慮與警惕。而習近平在當選軍委副主席以後，即視察重慶，肯定重慶經驗，更引發了人們關於」毛澤東在習近平時代的影響」的議論與想像。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畢業典禮上作了一個演講，實際是一篇宣言：」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建設』、』國強民富』、』大國崛起』，而是現代性社會的構建。現代性社會是相對於傳統社會而言的，它的主要標誌，是以』啟蒙價值』，即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價值支撐的，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制度框架的民族國家」。秦曉在演講和私下談話里，明確說明，他的這一宣言，是針對兩種傾向。一是」『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我以為是不可取的」。秦曉認為」中國模式論」從一開始的」特殊論」走向」取代論」，」宣稱』中國價值』可以取代』啟蒙價值'」，是一種危險的傾向，應該特別警惕。
另一面，秦曉更擔心激進主義思潮，他說：」激進主義和意識形態化，是落後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很容易掉進去的陷阱」。他認為當下中國面臨著嚴重的體制性的問題，」如不能從根本上入手，可能會觸發成社會危機」，但」這些問題是可以在體制內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改善和改變」，而激進主義則把社會危機作為」動員民眾的資源，達到某種革命目的」，導致的是」最壞的結果」。由於秦曉的高幹子弟和老紅衛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黨中廣泛的人脈關係，他的這一反對」中國模式」論，肯定啟蒙主義普世價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極大反響，一時成為網絡、評論、轉載的熱點議題。
有人把他的言論和搜狐總裁張朝陽2010年2月發表的」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妨礙競爭力」，呼籲政府在經濟領域允許自由競爭的演講聯繫起來，以為由此可以找到一條」成本小且能夠避免社會碎片化的轉型之路」。而一家網站則把秦曉的頭像做成絞刑架下受刑的模樣，並冠以」西奴」。我們所關注的，是秦曉的主張，在太子黨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習近平時代可能產生的影響，這自然是有待持續觀察的。
其實，2010年高幹子弟的發言者，最應該注意的，是中國空軍副政委，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一月，他在昆明軍區作了題為《信念與道德》的演講；七月，在大陸反日浪潮中，他又聯合十名將校連署發表呼籲，要求對外強硬，對內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仔細看劉亞洲的觀點，其實是有三個基本點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對政治民主化的強調，以及在《中國改革得與失》裡對現狀的批評與分析：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高壓，輿論控制和特務統治，對底層抗議活動的鎮壓，對社團活動的消滅，成為了」1999年以來當局的主要統治方式」，這確實是擊中要害的，劉亞洲也因此而獲得了」敢言」的美譽。
但不可忽視的，是他的這樣的尖銳批評的另外兩個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權」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我黨的執政地位」：這一基本點，劉亞洲和所有的太子黨並無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強國強軍之途」：作為軍人的劉亞洲本質上是一個軍國主義者。王怡先生對劉亞洲思想的概括是準確的：他所追求的是一個」國家權威主義籠罩下的民主夢」，執著於」民主壓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釋劉亞洲的許多矛盾，比如他主張民主，反對專制，但堅決捍衛」六四」屠殺；他主張思想多元化，但又強調」統一國家精神是當務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劉亞洲鼓吹」軍人干政」。在他眼裡，」中國的希望在黨內，黨內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層」，中國社會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隊」。他斷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國家，」軍隊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間不能成為推動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黨內貴族的分化。而如果黨內文官系統不能形成強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終只能依賴於少壯的武將集團。由軍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強音，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中國一百年以來反覆經歷的夢魘。軍隊少壯派的出現，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嚴峻的局面，也是當初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教訓之一，是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民主化過程中頻頻出現軍人干政的一個根源」。
這些年我在觀察中國政局時，始終覺得軍隊情況不明是一個隱患；現在，2010年由劉亞洲等高級將領公開亮相，就讓我們看到了」經由軍人干政和軍事獨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說，這恰恰是中國民主化的」最壞方式」。而且還要看到，改革開放三十年，軍隊一直是高幹子弟的聚集地，已經集中了一批太子黨的精英。這就意味著在習近平時代，軍隊少壯派將以更積極的態度，參與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軍隊干政的危險性將大大提高。
而軍人們永遠是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者，並永遠具有對外擴張性，這都會隨著軍隊干政而在中國未來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教育上產生深遠的影響。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當下中國社會已經有著軍國主義滋生和蔓延的基礎：」中國是全世界軍事刊物最盛行的國家，幾乎每個中學男生都會翻看」，」中國是全世界軍事話語最強盛的國家」，」中國也是少數不限制，甚至組織兒童觀看戰爭場面電影的國家之一」，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