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不時可見評價先秦古籍《商君書》的網文，讀罷當即結合商鞅變法的措施，查閱了《商君書》原文。不看則罷，一看猛然覺醒，這本被歷朝專制君主壟斷密讀、並傳之皇儲的數千年古董，怎麼就跟當代黨魁毛澤東的言談、行文與舉止，何其相似乃爾。毛澤東的那個思想不就是一套現代版的《商君書》嗎？謂予不信，就讓我們首先共同來體味一下《商君書》的大旨及商鞅變法措施，再把商君與毛君之說教行事，細細地比較一下吧。
《商君書》大旨及商鞅變法措施，大體上可歸納為弱民貧民、棄毀商業、滅智愚民與野蠻戰爭觀四個方面：
弱民貧民。
商君把民眾劃分為三類：強民、弱民、奸民。強民大都是富豪、鄉紳，人數很少，但能量很大。他們有材力，有高智，有遠見卓識。弱民是勤勞樸實的農民，芸芸眾生，沒有文化，愚昧無知，除了耕田種地，以衣食供養當政者外，還要替國君打仗。奸民是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奸邪小人。除了偷雞摸狗好賭，當梁上君子，別無能事。為了蠅頭小利，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鄉間謂為痞子、惰農，現曰流氓無產者。
商鞅提出了一個反常的理論：「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弱民的辦法：
一是「以弱去強」，利用弱民去消滅強民，甚至用奸民去駕馭良民，實行流氓小人政治。「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二是統一思想，全民只准存在一個思想——人人都為國君而耕戰。遊說之士憑油嘴滑舌獲得祿位，無補於耕戰。故應「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旨在把人們的思想按照君主的意志統一起來，達到「國俗可化而民從制」的目的。
三是疲民，大興土木，令民疲於奔命，無瑕顧及他事。
四是「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以此控制民眾，大行告密之風。甚至連夫妻兄弟子侄、親朋好鄰居，也不能互相包庇，都要向政府檢舉揭發。致使人人自危，人人監視人人，人人生活在恐怖中。
五是剝奪個人資產，使民貧窮化。除了生存必須，剝奪剩餘錢糧。否則，老的強民消滅了，新的強民又出現了。
六是如果還有強民的殘渣餘孽存在，就發動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
七是「重刑」，輕罪重刑。「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
八是取締農耕以外的各行各業，只准農業一行存在。國家只要一種「民」－－耕戰之民，即農民。農民只做一件事，即農戰：平時耕田，提供軍糧；戰時入伍，上戰場殺敵。其他如「學民」、「商民」、「技藝之民」、「士人」、「利民(吃利息或投資者)」，統統是危害國家的「虱子」，決不容許他們存在。
棄毀商業。
在滅絕的百業中，商業首當其衝。辦法是：加重關市商品稅，稅額比成本高十倍，商人的雇員必須服役，取消勞動力市場。禁止糧食貿易，「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商人不能買米，只好自己種田；農民不能賣米，就沒有糧食市場。農民賣米，由國家統一收購，而價錢則永遠定在成本價上，多收了三五斗，就多收三五斗的稅。農民給公家送糧食時，還不得雇別人的車；自己的車在回程空著時，也不准攬載。商鞅滅絕商業，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了！於是，全民皆農，都被禁錮在土地上耕種，無法獲得知識，也不需要什麼知識。全民只能成為君主的生產工具。
滅智愚民。
韓非子寫有一段《商君書》沒有寫的內容：商鞅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可見商鞅時秦已實行焚書，商鞅乃始作俑者，商鞅主張法治，與儒家「法先王」的復古思想不相容，故將儒家典籍焚燒之。還把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謂為危害「國家」的「六虱」。以文化專制主義方針來愚化平民百姓。
野蠻戰爭觀。
商鞅認為：「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是個對國外唯武統、對國內唯暴政論者，二者相互為用。
在對外戰爭中，商鞅獨創了一套軍法，按斬首多少計功授爵。即：「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授爵，」「斬一人者，賜爵一級。」最低級別是「公士」，只要斬獲一個敵人的首級，就可獲得這個爵位，這不止是一個虛名，能得到1公頃耕地，9畝宅地。所以，秦軍每次攻城略地，斬首數少則一萬，多則24萬，可以想見秦軍殺人時，傷者、降者、死者都要斬首。甚至老弱婦女皆死。軍士皆在腰上圍掛著人頭而戰，敵軍見之嚇得不戰而逃。總計秦對各國的十幾次大戰，斬首總數達到150萬以上。因而史稱秦軍「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櫓」。
如果完不成殺頭指標，就提人頭來見，或在城下接受刺面、割鼻的羞辱性懲罰。那就只有當逃兵了。可是，秦軍五人為一伍，一人臨陣脫逃，同伍的四人都斬首，彼此都互相監督了。對於消極作戰，或貪生怕死計程車兵，不僅本人被治罪，全家都會株連遭罪。故士兵必須奮不顧身，殺敵取首，就算不是為了自己，也要保家人的平安啦，這可真是保家為國了。
為了秦王一己之私，凡能殘害民生的手段都用盡了。偏寓西北的秦國，本來就被中國諸侯視為夷狄落後而拒之會盟，但秦國不思進步，一味行商殃法，把愚昧發展為野蠻。秦國社會成了個人間監獄。東方六國皆稱秦為「棄禮義上首之國」。「禮義」是華夏文明的核心，「上首功」是按斬首多少獎賞，哪講一絲一毫的人道。秦王嬴政的重臣李斯並不諱言秦國攻戰不講仁義，他公然對其老師旬子說：「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這個「便」，就是便宜行事，只要能戰勝敵軍，什麼手段都可以用，最殘忍的「上首功」，自然也該用了。
總之，《商君書》就是一部去華夏化的書，一部去先秦優秀傳統文化的書。
春秋時齊國管仲首創法家。管仲相齊，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法家本是個進步學派，但到了戰國時期，法家走向「極左」，淪為旁門左道，背離了華夏文化發展的正道。《商君書》堪稱集變種法家的醜陋和陰損之大成，是一部「極左」的法家思想的書。
《商君書》是以商鞅為首的法家人物寫的。我們一直都把商鞅變法評價為進步的事功，現經具有公知精神的史學家的研讀，我們才明白《商君書》是一本禍害、毀滅先秦中華文明的反動透頂的書籍，而其禍害最深的則是帝王的治國馭民之術，把個古代中國的老百姓踐踏得命如草芥，修理得服首貼耳。但在秦夭亡後的兩千年間，卻被歷朝君主作為治國馭民、鞏固君主專制主義統治的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
因而從古代的司馬遷、賈宜、班固、朱熹，到近代的曾國藩、譚嗣同，但凡維護中華文明的史學家、思想家，無不痛斥商鞅的為行帝王馭民之術，而不惜「違禮義，棄倫理」，不惜犧牲民生、草芥人命。
那麼，一生喜歡評點古籍的毛澤東，是怎麼評點《商君書》的呢?毛澤東在長沙讀中學時，讀了《史記·商鞅列傳》後，寫了一篇作文：《商鞅移木立信論》。毛贊曰：「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但毛只是在年少時評點了商鞅，此後雖對《商君書》讀之再三，應是心領神會，有感而發之於文的。但毛卻一反常態，未加任何評點,，不亦怪哉!
非怪也!毛澤東的不加評點，實際上是一種最好的評點。為什麼這麼說呢?!
可是毛得中國天下之後，竟然得意忘形而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藏匿於城府的野心公然宣講了出來。如：
1950年中宣部初擬的五一口號中，最後兩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後面擅自加上了「毛主席萬歲!」
在1958年大辦鋼鐵運動中，因毛澤東下達的指標遠遠沒有完成。毛感到他的威望大損而受到了挑戰。於是，毛澤東1958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就說了「必須有控制，不能專講民主。要大家絕對服從他個人的意志，完成他規定的指標。
其一，分裂族群，按人們的貧富劃分階級－－在農村，毛把鄉民分成相當於《商君書》強民的地主、富農，相當於《商君書》弱民的上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僱農，後二者包括流氓無產者。接著就發動如今的「弱民」來鬥爭的如今的「強民」，剝奪彼等的土地，沒收其房屋、錢財，有的當場殺掉，其餘的則在「群弱」的管制下淪為現代農奴。
其二，為鞏固中共在農村基層的統治，毛徹底廢除了德高望重的鄉紳掌管的族權，代之以惰農、痞子掌權的流氓政治。根據就是「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革命」。農村社會流行有一個段子：「懶惰好吃，落個好階級；勤巴苦做，落得挨鬥。」毛把《商君書》的「以奸民治善民」的辦法，真是學到家了。其實，毛早在1927年大搞農運時，就盛讚了「痞子運動」的革命性。甚至說：「打仗靠流氓」、「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