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出版編輯新書《銳實力製造機》（美國之音記者陳筠攝）
長期研究中國影響力、並在2009年首度提出「中國因素」概念的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最近出版一本編輯新書《銳實力製造機》，論述中國對外施展影響力具有「以商業模式做統戰」的策略共通性，意即以海外華僑社群作為切入點，建立起第一層在地協力網絡，組織親中勢力並給予經濟利益，進而運用政治代理人去影響當地政府決策。
他表示，台灣雖然對「中國因素」已產生一定程度的抵抗力，但中國影響力也會「再進化」，台灣與世界民主國家必需做出萬全準備以正面對抗中共的滲透。
美國智庫國家民主基金會在2017年底提出了「銳實力」的概念，一時成為分析中俄等國影響力操作的主流。相對於軍事上的「硬實力」和文化層面的「軟實力」，「銳實力」指的是針對特定國家發動分化、滲透，以利刃般的手法達到在境外壓制言論、擴張勢力，以及操控意識形態等目的。
吳介民表示，事實上，台灣和香港早在「銳實力」一詞出現之前，就已經深受中國滲透與侵擾，不同的是，台港和世界其他國家有一個根本的差異，就是中國對其他國家並不宣稱擁有主權，即使南海主權爭議的本質也和中國對台宣稱擁有主權不同，所以中國對台港地區的影響力操作更是肆無忌憚。然而，中國對外施展影響力的操作方式卻具有共通性，吳介民將之界定為「以商業模式做統戰」的策略。
三種模式五個領域
他表示，該策略的實施包括三種操作模式，意即外部強制、內部滲透與侵蝕邊界，以及五個議題領域（選舉、媒體、觀光旅遊、宗教和影視娛樂業）的控制機制。台灣與香港就像是「礦坑裡的金絲雀」（偵測危險氣體，具有早期預警的意味），向世界預警著中國各種干涉的劇碼，台港個案既可供給世界作為借鑑，也可幫助世界解析中國影響力在全球的運作。
吳介民以台灣為例指出，所謂外部強制力包括軍事恫嚇、外交阻撓，或是象徵主權作戰，目的都是要否認台灣的國家條件。前段時間，北京要求跨國企業，從旅館、時尚品牌到航空公司等都要更改其網站上提及台灣的方式，要求它們在國家選單中不能列入台灣，幾乎所有的公司都照辦了，這說明最新一輪以施壓私有企業作為象徵主權作戰的武器非常有效。而這類型的控制通常需要第三方合作，許多人出於利害盤算選擇了對中國叩頭。
吳介民說，中國第二種操作模式是內部滲透，通過跨海峽政商網絡在台灣扶植中共的協力者，再透過在地鑲嵌的協力代理人來達成其政治目標。此時，「以商業模式做統戰」仍是主軸，政治人物、巨商富賈甚至佛教大師都前往北京朝聖，演藝圈、地方黨政機構和宮廟頭人也紛紛踏上前往中國的淘金旅程。這些知名人士成為中國遊說團體的常備軍，為「中國機會」搖旗吶喊。
第三種模式是侵蝕邊界。吳介民說，比如中共機艦近來時常跨越海峽中線，雖然海峽中線不具國際法效力，但它一直是台灣實質上的防衛線，但現在被侵蝕了；又如認同邊界，中共利用影視明星去表達「我是中國人、我為祖國祝福」，並對支持台灣的影視歌星獵巫；另有一種是侵蝕法律邊界，將台灣在海外涉嫌電信詐騙的嫌犯移送到中國審判，這就是侵蝕台灣的法律管轄權等。
以商業模式做統戰
吳介民表示，中國影響力這一系列操作下來，北京在台灣的勢力範圍從經濟、社會、到政治幾乎無孔不入，選舉成了北京透過經濟槓桿發揮影響力的場域之一。
他強調，2000年是一個轉捩點，中共改變1996年通過飛彈試射的硬手段，在台灣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不斷攀升下，改用兩岸綿密經貿關係背後的人脈關係，建構「跨海峽政商網絡」，再利用這個網絡切入台灣內部，培植「在地協力者」。當年北京與台灣在地協力者共同創出的「九二共識」一詞，成為之後台商和政治人物獲得中共認可和給予特殊待遇的通關密語。
「但中共真正利用『以商業模式做統戰』所能找到最早直接介入台灣選舉的個案是在2004年。」吳介民說。
他表示，2004年總統選舉期間，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接見各地台商協會會長，表示「大陸不支持台獨的立場」，試圖影響台商不要支持「台獨」候選人。當時，還有多個台商協會在中國組織「選舉對策事務所」，為藍營候選人拉票；並有台商協會幹部組織「兩岸愛與和平返鄉行動」，協助購買打折團體機票。
吳介民說，到了2012年總統選舉時，中共利用幾十個在兩岸具有經濟利益的知名大台商挺「九二共識」，根據他中國因素模型的量化調查研究，發現「九二共識」確實影響了一部分的台灣經濟選民，讓他們決定把票投給馬英九。
吳介民說：「2012年那一次台灣的總統大選，中國利用台商大規模地在選前一個月鼓吹九二共識，對北京來說非常成功地影響力操作，那是最有名的個案。」
海外華僑社群作為接觸點
吳介民表示，中國對其他國家施展影響力的手法也是如出一轍，澳大利亞就是一個例子。澳大利亞過去十多年在出口貿易上，包括農產品與礦產等，都非常單方面地依賴中國市場，高等教育也是，「這個依賴讓北京獲得了經濟抵制的槓桿，並試圖影響澳大利亞的政策」。
吳介民表示，中國在海外通常都以華僑社群作為首要接觸點，利用「血緣」關係與海外華人社群建立連結，並透過文化親近性搭建了交換網絡，並從中找出哪些人可能成為協力者。通常，中國利用僑社的報紙媒體當作影響輿論的突破口，並逐漸滲透到其他媒體集團。澳大利亞在2016年發現中國移民與中國近年投資的一些公司，在政治獻金和媒體操作上對中國宣傳扮演重要角色，這個發現對西方國家敲響了警鐘，之後澳大利亞也迅速通過法律堵住漏洞。
吳介民說，對絕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祖國」兩字意味著中國試圖消解、吸納台灣人的政治認同，但海外華僑不這樣認知他們與北京的關係，澳大利亞華裔所熟悉的「祖國」論述，並不使其感受「要他們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威脅。這個差異非常關鍵，因為中國無意併吞這些華僑居住的領土，所以當中國一開始利用文化、教育交流在華裔社群展開影響力攻勢時，比如孔子學院，西方社會都沒有意會到北京的意圖。當他們發現中國影響力已經無所不在時，已經很難化解這些盤根錯節的網絡作用。
吳介民說：「所以你會發現說它（中國）在澳洲施展影響力的方式跟它基本的邏輯，會跟他對香港對台灣其實背後的邏輯是一樣的，先利用僑社（香港和台灣可視為一個」大僑社「），這是一個可以進入當地社會的一個語言文化的橋樑，那再來它背後就利用商業動機或者政治人物的經濟利益的東西，就這樣切進來，對台灣是這樣，香港早就這樣，對澳洲也是，其他國家也是。」
反作用力
但中國因素、中國影響力也並非所向無敵，它也招來了反作用力。在吳介民的社會調查研究里可以發現，「中國因素」在台灣的效應於2016年總統選舉期間迅速消退，「相對支持率」極為明顯地從2012年的7.10大幅縮小到2016年的1.96。與其他變項相比，「九二共識」不再扮演關鍵角色。
吳介民分析，這是因為2008到2016年國民黨執政期間，執行了很多快速偏向中國的政策，引起很多台灣年輕人的焦慮、不滿與抗議，所以2012年有反媒體壟斷運動，反的就是背後有中資疑慮的「中國因素」；之後國共在2013年簽訂服貿協議，最後演變成2014年太陽花占領立法院運動，一舉揭穿了國共合作平台背後的利益關係，「國共合作平台可以說就是被台灣青年世代的抗中力量掀掉的」。在此之後，台灣年輕人抗中力量興起，國共合作事實上已經陷入停頓或困難的局面，他們一起合推的「九二共識」自然也失去了說服力。
不過，吳介民提醒，中國的銳實力是會「進化」的，當台灣鍛鍊出一個新的抵抗方式，中國也會再進化，會用新的方式攻擊台灣與其目標國，所以到了2018年，中國對台灣傷害最大的已不是「九二共識」，而是「虛假資訊作戰」。
他表示，2018年日本關西機場事件，就是從中國的內容農場網站開始，虛構了一套「中國可以派車將旅客從機場接出來，而台灣政府沒有這個能力」的子虛烏有的故事，通過跨境的雲端操作，搭配台灣的在地協力媒體與一些個人在網絡聊天室PTT上的發言宣傳，釀成重大政治危機，最後造成台灣駐日外交官自殺的悲劇，導致對執政的民進黨的支持度危機，造成2018年地方選舉大敗。
中國影響力會進化
吳介民說：「所以這是一系列的事件，你回頭看這個事件序列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發現說，其實中國已經進化出一種新的影響台灣政治的模式，就是虛假資訊作戰。」
吳介民說，這又是一次中國銳實力的成功操作，但之後2021年的「疫苗之亂」並沒有得逞，主要是因為台灣社會、特別是公民社會與政府也都學到了經驗，知道該如何及早因應中共的虛假資訊作戰，所以可以產生抵抗力。
他說，中共從2000年之後，對台灣就慢慢地從直接的軍事威脅轉變成迂迴間接的影響力操作，但今年八月又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來訪當作藉口，秀出硬實力進行圍台軍演，這也可以看出，中共銳實力的操作在台灣已經圖窮匕見、使不上力了，所以才要回到直接軍事威脅的老路，但之後的影響力操作會進化出哪些新手段，仍應密切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