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件「文藝黑線回潮」罪行，是那位潑我一屋水的軍代表，在還未發現我不是軍人以前，跟我說過一句客氣話：「我在這裡當領導，真是困難，不如在部隊工作。」我把這話告訴過別人。這怎麼又是「文藝黑線回潮」？更是莫名其妙。
後來，由為首的軍代表做了決定，給所有軍代表提到連級以上，據說這樣即可把在農村的家屬一律調來北京，想必這就是把「紅線」請進來，就是「反黑線回潮」的行動了。我這才多少摸到了些何謂文藝「黑線」與「紅線」。這類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記不勝記。記得軍代表叫我們「出門去向工農兵學習」。於是有的去部隊，有的去農村，有的去工廠。都說是「由工農兵當家做主人」，要由工農兵為主寫稿子，我們便跟著幫忙。實際上是工農兵寫了頭一遍，一般由編輯重寫二遍，能剩下三五句就算好的了。我跟工廠那一組下去，寫魯迅研究。最妙是工廠黨委書記，非常鄭重地出來介紹他們廠的人員情況，他首先就說：「為了重視這件工作，我們決定我們廠的黨委委員親自參加寫作工作，由她負責領導。」接著，門一開，黨委委員和別的成員莊嚴地進來了。萬萬想不到，打頭進來的，竟是我們的小琴——我們幹校一位老「學員」的女兒，跟爸爸下來幹活的幹校子弟（很多家的孩子都是被軍宣隊趕到幹校去的）。去年她17歲，回城找活干來了，如今成了工廠黨委委員，我們（包括她自己的爸爸）得向她學習。只見她有點扭怩，幾乎要開口稱阿姨叔叔了，可又不敢叫，也不好意思擺出作為「工農兵」以供學習的譜兒，一句話沒說。還是文井機靈，忙打招呼說：「我們是幹校的同學呀。」我坐在那裡，既覺得在此「受教育」的自己十分可憐可笑，又覺得在那裡被迫「教育」人的小琴也夠苦的，這實在是一場由別人導演，我們老少一起出場的滑稽戲。
滑稽戲一多，人們就無法不笑，無法再鄭重地對待它了。後幾年，這些瑣碎故事，實在連綴起來不成章句，碎拆下來不成片段。在「文革」初期，像我這樣的「走資派」，固有自覺冤枉之感，一些小流氓、調皮鬼是想趁此撈便宜，而一般老實群眾還是相信偉大領袖的號召，以為這次革命將掃蕩污濁，使中國變成一個新天地的。然而一年一年，結果卻是如此，以前那些真心革命的造反派，最後就把現在「造反」得勢的造反派編成笑話來說了。例如，那一陣上海幹部最時興，大家就在辦公室里開玩笑，比如推選哪個上海女同志，說她有希望當部長，或者背地給軍代表起外號，叫「少爺兵」、「白臉兵」、「張沙子」、「李沙子」。特別我們單位有那麼多沙子，比其他各出版社都多。我雖非扛槍打仗的真正軍人，但畢竟也是戴過胸章臂章的八路軍。我們社還有近十位真正的轉業軍人，本來，誰會不懷念自己曾在過的軍隊呢？可是，我們一下子都成了墊茅坑的泥土。這使我們和他們的感情被拉遠了，怪不了我們。
我們社有一位全社數一數二的老實編輯，老王。「文革」開始，他一言不發，卻全力擁護，以為一切最初做得幼稚的都出於革命動機，可以理解，中國從此要翻身了。到「文革」中期，我已好久沒有跟他談過話了，這時得到解放，趁探親假去他家中拜訪了一趟。他跟我談了幾句之後，忽然小心謹慎地對我說：「我想，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我嘴裡沒回答，心裡卻忍不住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已經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穿的鬧劇，書呆子，你還在等它解決什麼問題！我不想跟他說什麼了。以後到周總理逝世，天安門「四五運動」轟動了全國，天安門的詩到處抄，抄詩成了罪，最後忽然有本鉛印的《天安門詩抄》秘密流傳起來。當時，冒著被逮捕、槍斃的危險，秘密編印這本書的文藝界朋友是誰？我可真沒想到，就是這位最初熱烈信仰「文革」一切最高指示的老實人老王！
還有另一個老實人，向來領導說什麼就信什麼，人家說誰是壞人，她就認為誰是壞人，領導都願意使用她。在幹校，我被「解放」當了指導員之後，就也把她調來當了文書，交了一堆「專案」材料叫她整理。所謂「專案」，基本上都是胡言亂語、捏造誣陷之類的。我們查清楚了，要重新整理檔案。她接受了任務，每日埋頭伏案，什麼話也沒說。幾天後，我下班時，她突然嚴肅地對我說了一句：「從今開始，我才知道人並不都說真話。人有真話，也有假話。」
人們對「文革」的態度，早期和晚期不一樣，這一點現在大家都承認了。早期跟著鬥的人多，晚期跟著鬥的人少。而這些晚期繼續跟著鬥的人，其目的究竟在哪裡？是仍然真心實意地想打倒「走資派」嗎？尤其我們文藝界！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文化人、演員，罪狀是主張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外國死人；被趕走的醫生，罪狀是主張給城市老爺治病；挨打的校長、教師，罪狀是主張以學生為敵來進行考試……這些人主張「走資」，所以非打倒不可。這都是當時起來「造反」的群眾所真心相信的真理。而我們——這些文化人、醫生、校長、教師，則的確就是多年來各司其職，不知自己有何錯誤，並末對自己所作所為有過懷疑。現在上級「中央文革」和群眾忽然都說我們多年以來全錯了，全是「走資源」，一律撤職、趕走，那就不能按原來那種走法走下去了。我們聽上級的，聽「中央文革」的，按著「中央文革」的指示，叫怎麼辦就怎麼辦吧！自己的主張都取消吧！承認錯誤吧！所以，到了「文革」後期，實在已經並沒有什麼公開的兩派主張之爭了，但是卻仍然不斷地打「黑線回潮」，說：「走資派還在走」。打的是些什麼主張呢？如上所述，我看是什麼也沒有。如果說有，那第一大概是看出我們內心的不滿，必欲盡數消滅之而後快；第二沒有別的，就是自己要當權，而實無主張。如是而已。
所以對後期這些「造反派」的真實動機，我是不能不懷疑的。
但是，說他們完全沒有任何主張，也不完全正確。在「四人幫」被抓起來之前不久，我偶然碰到了一本稿子，仿佛是為了一句不妥的句子，編輯拿來問我。而稿子已由組長（軍代表）和主任（有終審決定權的那個軍代表）都看過了，已經排成鉛字，只等著出書了。我把這部稿子的清樣放在桌子上，偶然翻閱了幾頁，發現內容太不像話，說的是一個小學放了暑假，孩子們如何堅決抵制老師，如何去搞階級鬥爭，抓了一個搞破壞的地主。那些孩子完全不像孩子，滿嘴階級鬥爭，開口就訓人，實在叫人討厭。我就說：「我不大讚成出這本書。」
一會兒，那位軍代表組長進來了，他解釋道：「我要出這本書，因為它可以教育兒童，在假期里也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看著他，暫時隱忍，沒有反駁，因為這種人的腦子不是幾句話講得通的。
又過一會兒，軍代表主任（就是那位正路子出身的）進來了，瞪著眼睛對我說：「我是有終審權的，你不能推翻我終審過的稿子！」我也沒說什麼，只覺得稀罕。我們過去終審稿件，怕有疏漏，總常常找人參謀，哪有這樣開口閉口「終審權」的。
我用無言的抗議把他們打發走，然後我到校對科把該書原稿拿來細看，看看到底是什麼奧妙。
一看之下，我簡直跳起來。這本書里有很多「四人幫」時代最紅最紅的「革命語言」，已經在發排時被刪掉了，原有這種話：「我們要一槍兩眼，把鄧小平打個透心涼。」這是什麼話？如何能出書？於是我表示堅決反對，對方兩位軍代表卻仍堅持要出。在爭議中間，正是「四人幫」覆滅的時候，我的膽子也大起來了。我就出了一張大字報，把這樣幾段話抄出來以供眾覽，鬧得全社轟動。但是對方並不讓步。他們說：「大字報上抄的這些話，是發排以前已經刪掉了的，所以發排的書稿並沒有問題。」這時候「四五運動」早已經過去，鄧小平同志的「三落三起」已經成了群眾關心的大事，但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還登在報上，所以這兩位軍代表就仍繼續同我吵，不服輸，一張一張別字連篇的大字報，貼在走廊上。我氣極了，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你們都看不見，你們是什麼人？代表什麼「文藝思潮」？氣得我說：「刪掉了，也還是這個人寫的，你們不是要『育人』嗎？育這種人，專門要替他出書，育的什麼東西？」連鄰舍的另一出版社的同志都被驚動了，登樓看大字報，到處傳說我們這段文藝新聞。
兩位軍代表這才沒的說了。當然，此案早已過去了。但我想，如果現在重提此事，他們可能會完全否認，說這件事從未存在過，憑那氣勢洶洶的派頭又會宣布自己是左派。但是，這份白紙黑字的清樣和原稿檔案，至今還在！
到最後，費盡心機，總算把這一批「沙子」和「左派」陸續送了出去，歡送時還都給他們寫了挺好的鑑定，以上事件都沒有說，因為如果鑑定寫差了，人家部隊不會要他們。這是我在「文革」結束時做的最後一件自欺欺人的事。我在「文革」十年中扮演丑角，總算洗臉下台了。
這些軍代表目前狀況我都不知道，只知大概回到部隊以後，沒有擔任文藝領導工作（如果擔任了，我總會聽得到的）。有一次，我對一個在部隊做文藝工作的朋友講起這些苦惱，發舊牢騷：「如果你們〈解放軍文藝〉要這樣的人當編輯部主任，那就給我們也行。可為什麼你們沒要？」他笑著安慰道：「我們的命運未見得比你們強多少。至於這些人，不就是些初中學生嗎？只是不懂什麼，與文藝路線無關，你別生他們氣。」
但是，這批「不懂什麼的初中學生」，的確頤指氣使地決定了文藝界好幾年的命運。說這算文藝史料，未免荒唐；可若說它不是文藝史料，又掩蓋了歷史。後世青年只知那十年的文藝僅似一片白紙，沒有文藝，好像是跳過去的。這並不是事實。為了還其真面目，所以我把它寫下來。
（選自韋君宜著《思痛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