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淳熙年間，一份自邊關發往朝廷的軍事密函在傳遞過程中被人私自拆封，並塞入一封匿名信，朝廷徹查下來，獲悉是池州的「遞卒」（傳遞軍事信函計程車兵）汪青「私啟遞筒」（密函裝於竹筒內再密封，稱為遞筒）。當時宋朝與金國在邊境對峙，汪青觸犯軍紀，「事關邊徼」，後果很嚴重，所以被判了斬刑。誰知幾年後，「他卒事覺」，即發現原來是其他遞卒所為，朝廷這才知道汪青是冤枉的，被冤殺了。
冤案鑄成，真相大白，當然必須進行補救。宋朝的做法，跟現代司法制度並無二致。補救分為兩部分，一是給予「國家賠償」，孝宗「詔給青家衣糧十五年」（另一處史料則說「青家支給五年」，本文採用《宋史》的記載），即由政府贍養汪青的妻小十五年。二是追究法官的責任。
在古代，法官錯判被稱為「出入人罪」，包括「故出人罪」（故意輕判或脫罪）、「失出人罪」（因過失而輕判或脫罪）、「故入人罪」（故意重判或捏罪）、「失入人罪」（因過失而輕罪重判或將無罪者入罪）。宋人的司法理念是「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換成現代的說法，即「疑罪從無」，體現在法官問責上，宋代對「失出人罪」的處罰很輕，幾乎沒有懲罰，對「失入人罪」的處罰則很嚴厲，「失入一人有罰，失出百人無罪」。因為這一做法具有激勵法官輕判之弊，不利於「出公心為朝廷正法」，後來在臣僚的建議下，便改為「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死」、「失出師、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但對「失入」的懲罰重於「失出」的傾向性，還是保留著，體現了宋朝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司法理念的堅持。
所謂「人命關天」，宋代對「失入人死罪」尤為重視，創設了中國法律史上第一個「失入人死罪法」，可惜這一立法並未為後來的元明清繼承。按宋神宗年間的立法，凡失入人死罪者，如誤決三人，則負首要責任的法官「刺配千里外牢城」；如誤決二人，首要責任法官押赴「遠惡處編管」；如誤決一人，則送「千里外編管」；其他負有責任的法官，也要受撤職、降職等處罰；如果犯人未處決，則司法官的責任可減輕一等。當然處罰最嚴厲的是「故入人罪」，以「全罪」論處，即以含冤者所受到的罪罰還論法官。
此外，宋代的法律又規定，「獄官有失入人死罪者，終身不復進用」，「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或兩次失出入徒罪一人，不許再差充法司」，意思是說，曾因過失而犯有「出入人罪」過失的官員，不得再擔任法官。宋仁宗時，刑部推薦一人當「詳覆官」（負責覆核刑案的法官），仁宗記得他的姓名，說：此人曾因「失入人罪」，不得再遷官（升官），豈可任法吏？推薦者皆處罰金。
回到前面的汪青案，當年的主審法官是池州太守趙粹中。冤案被發現時，他已經離任，調到他處為官了。說起來，這個趙粹中倒不是個糊塗官，他曾雪岳飛之冤，主政池州時，「郡政修舉，實惠及民」，可見雖不是「無懈可擊的神探」，卻也是一名好官，他對汪青案應該屬於誤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問責的，所以趙粹中因為這個案子「落職」，即被撤去官職。其他有牽連的官員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處分，「餘責罰有差」。
這個案子總算了結，卻不知冤死的汪青地下有知，是否能瞑目。畢竟，給予冤死者家屬的撫恤再優厚，對法官的責任追究再嚴厲，都不能挽回冤死之人的生命了。所以，更為重要的，是在司法制度設計上完善程序，盡最大程度減少冤案的發生。在這一方面，應該說，宋代的司法制度還是很了不起的。
宋代的一切制度設計，均遵循一個原則：「事為之防，曲為之制」（防範的對象包括文武百官、皇親貴戚乃至君主本人），司法制度也不例外。為防止法官枉法或誤判，宋代形成了一套非常繁複、嚴密的司法審判程序，「防奸」之深，為歷代所無，即使在今日看來，也會覺得這套程序過於「繁瑣」。我們看電視劇《包青天》，會發現那劇中包公審案，明察秋毫，一樁案子，當庭就問個清清楚楚，然後大喝一聲「堂下聽判」，辭嚴義正宣判後，又大喝一聲「虎頭鍘伺候」。但實際上，在宋朝，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審訊與判決情景。包拯果真如此斷案，則嚴重違犯司法程序，將受到責罰。
讓我們以宋代州一級的法院為樣本，來重建當時刑事審判的整個過程。宋朝在各州均設立兩個法院——司理院與州院，兩個法院是平行的，並配置了專職的司法官。一個刑事案子進入庭審程序之後，州法院必須啟動「鞫讞分司」的司法機制，即審訊問罪的法官（獄司）與檢法量刑的法官（法司）不可為同一人，而是由沒有利害關係的兩個人分別擔任，各自獨立地行使「事實審」與「法律審」的司法權。宋人認為，「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訊問的過程中，法官需要遵循「據狀鞫獄」的原則，《宋刑統》規定：「諸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說的是，法官鞫問的罪情，必須限制在起訴書所列舉的控罪範圍內，起訴書沒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問罪，否則，法官以「故入人罪」論處。古代重口供，允許刑訊，不過宋代對刑訊的使用已有了嚴格限制，更加注重證據與檢驗，對證驗明白無疑者，不必用刑逼供，可以「據狀斷之」；老人、未成年人、殘疾人以及孕婦、產婦，依法，也不得拷訊。違法用刑的法官，將會被追究責任。
案子審訊完畢之後、檢法量刑之前，還有一個「錄問」的程序，即由另一名法官提問犯人、核對供詞，讓犯人「實則書實，虛則陳冤」。如果錄問官與鞫獄官有利害關係，比如同年、同門，則必須迴避。在錄問過程中，如果案情有誤，而錄問官未能發現、駁正，那麼錄問官也會受到懲罰，若能駁正則有賞。如果錄問無誤，案子就轉入「檢法」程序。由法司根據訊問所得的罪情，檢出適用的法律條例，供長官作為判決的法律依據。檢法時若發現案情有誤，法司也有權駁正。
有一點值得指出，在鞫獄—錄問—檢法的整個過程中，三個法官是各自獨立的，不得相互商議，宋代法律規定：「錄問、檢法與鞫獄官吏相見者，各杖八十。」
檢法之後，就是判決的程序了。首先，由鞫獄官、錄問官、檢法官之外的法官，按照鞫獄官認定的犯罪事實以及檢法官檢出的法律依據，草擬好判決書，這叫做「擬判」；然後還有一個「過廳」的程序，類似於現在的「合議」，由負責該案的所有法官集體對判決書進行審核、籤押，以示負責，假如將來發現該案的審判出了差錯，這些簽字的法官都要負連帶責任；假如有法官對判決有異議，又不能推翻原判，則可在判決書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見，這叫做「議狀」，以後若長官的判決有誤，附上議狀者可以免除處罰。最後，由州最高長官定判結案，按照要求，這時必須向案犯宣讀判詞，問犯人是否服判。這相當於留給犯人又一次申訴的機會。
如果沒有什麼意外，案子就可以呈報路一級的提刑司、中央刑部，進入覆核階段。這裡不贅述。需要補充的是，不管是在錄問、還是在宣判，乃至在行刑之前，犯人都有翻供的權利。一旦翻供，則必須組織另外的法官（原審法官迴避），或者移交另一個法院（宋代一州設兩法院的意義體現出來了），重新審理，一切重新按照程序再走一遍。這叫做「翻異別勘」。根據宋代立法，犯人有三次「翻異別勘」的機會，南宋時改為五次，但在實際操作中，有一部分案子，已突破了法定次數的限制，一次次翻異，一次次別勘。我們再說個故事：還是孝宗淳熙年間，南康軍有民婦阿梁，被控與他人合奸謀殺親夫，判處斬刑，但阿梁「節次翻異，凡十差官斟鞫」，翻異近十次，前後審理了九年，阿梁仍不服判，最後，法官據「罪疑惟輕」原則，從輕發落，免於阿梁一死。
平心而論，宋代這套嚴密的司法程序，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也是可圈可點的。這麼周密的程序一層一層走下來，如果一宗案子有疑點，被發現的機率還是非常大的。宋太宗雍熙年間，同州有一富戶，家裡有一個婢女失蹤了，婢女的父母找不到女兒，告到州法院。州太守命錄事參軍（州法院負責鞫獄的司法官）主審這個案子。恰好這錄事參軍「嘗貸錢於富民，不獲」，即向那富戶借錢，被拒絕了，所以藉機報復，「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錄事參軍將這個審訊結果報上去，錄問、檢法等程序都未能發現隱情，但在擬判、過廳的程序上，被攔下來了：同州推官（法官）錢若水「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遲遲不在判決書上簽字。十幾天後，錢若水才找到州太守，說，我之所以拖延此案，是私密派人去尋找那婢女，現在已找到了。案子終於真相大白，富民父子無罪釋放，那個徇私枉法的錄事參軍大概也受到了處分。
這不是孤例。還是太宗朝，蓬州良民張道豐等三人被官府誤當成劫盜，給抓了起來，知州楊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張道豐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但錄事參軍邵曄發現案子有疑點，硬是不肯在判決書上簽字，要求楊知州核實。楊全不以為然，不過錄事參軍不簽字，判決書便不能生效。這時張道豐等人也「呼號不服」，州法院只好將他們「系獄按驗」，停止判決，啟動「翻異別勘」的程序。不久，真正的劫盜落網，張道豐三人無罪釋放，知州楊全因「入人罪」，被削籍為民。邵曄則受到朝廷嘉獎，宋太宗讚許他：「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給邵曄五萬貫錢，同時下詔要求各州縣法官以楊全為戒。
這兩宗冤案之所以得以及時發現，從人的因素來說，自然是因為遇上了富有洞察力與同情心的錢若水、邵曄；從制度的因素來說，也應承認宋代嚴密的司法程序、環環相扣的制衡機制確實發揮了防弊的作用。當然也不必諱言，再嚴密的制度在實際執行中都可能會打一個折扣（否則就不會發生池州汪青冤案了），但這套制度背後「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立法精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司法原則，顯然是值得肯定的。
可惜的是，誠如民國法學學者徐道鄰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之後，宋朝優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壞，他們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鞠讞分司和翻異移勘的制度。明朝把元人趕走，但是承襲了他們的專制政治。所以恢復了一些舊有的制度，而最不徹底的就是司法。清朝在這一點上，也完全接受了明朝的衣缽。」宋代司法制度遂成絕響。
（選自吳鉤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