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來了，小溫一家被打成「反革命右傾翻案分子」。就因為土改時岳父家房無一間，地無一壠，成分定為貧農。文革一來，造反派隨意又給改成地主。還毫無根據地說他岳父是日本特務。他們不服，告到縣政府，就說他們是翻案。紅衛兵給他和年邁的岳父戴上40多斤重，兩米高的鐵帽子遊街。還被批鬥了上百次。最後關進牛棚一年多。
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只讓他們回過一次家，那還是要他們回去陪造反派抄家，找翻案材料。回家一看，兩個孩子衣衫襤縷，骨瘦如柴，照看孩子的岳母由於年邁體弱，承受了巨大的政治、經濟、精神壓力，生活極度不正常，面對此情此景，小溫精神不免受到極大刺激。王蓮濱老師回頭看到五歲的二兒子，大冷天褲子膝蓋磨破兩個大洞，立刻心疼地抱起孩子，一邊淚水盈眶，一邊問孩子怎麼會成了這樣。孩子一邊回頭感傷地淚眼看看久未見到的媽媽，轉身又用恐懼的目光看著那些凶神惡煞似的造反派，用一種似乎是成年人的語音發出一聲「唉----」的嘆息。這一聲五歲孩子不尋常的嘆息，像一把尖刀，刺在王老師的心上，王老師簡直痛不欲生。她剛毅地為了不讓造反派看到流淚，放下核子，匆匆走出小屋，強忍著眼淚，一直沒回頭，跑回了「牛棚」。
後來，夫妻倆從牛棚被放回來，兩個孩子都已經患了肺門淋巴結核。聽岳母說，他們蹲牛棚時，大兒子正上小學二年級，老師曾為他逃學找到家，當時岳母也不知道，直到他們回來問及，才知道因為父母都被造反派關進牛棚，還公開批鬥遊街，儘管孩子在學校品學兼優，卻忍受不了從校方到同學的百般歧視。不但經常毆打、謾罵，學校一`出現所謂「反標」，學校領導總要把他留下來審問。對於一個八歲的孩子來說，身、心承受了大大超過了其年齡可承受的壓力，孩子不得不隱瞞姥姥逃學，在山上遠遠地看到同學放學再回家。在十年文革期間，孩子從來不敢上街玩兒，只能兄、弟倆在院裡玩。有時出去也從來都不敢說話。小溫聽了孩子稚氣而沉痛的陳述，再加上這一年多人間煉獄的洗禮，對他刺激深重，感到這世界上的人簡直是最可怕的動物。好久他都不願意看到人。
1971年4月，落實政策，把小溫夫婦從下面的分場，調到友誼農場總場教書。依然沒有擺脫被歧視，該分給他們的房分給了別人，四口之家只讓他們住在一間連廚房才九平方米，常年不見陽光的陰暗小屋裡。北大荒的冬季滴水成冰，屋子裡卻沒有取暖設備，只能儘量靠燒炕取暖。室內的最高溫度只不過偶爾達到13度。
小溫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從他考取了哈軍工，他給自己確定的理想目標就是專家、教授。然而面臨的現實告訴他，理想已經破滅。他只得暗下決心，培養兩個兒子實現他的夙願。
當時，大兒子剛上初中，小兒子讀小學。四口人真正的居住面積只有六---七平方米。兩米寬的「炕」上放一個小飯桌，四口人各占一角，小溫夫婦備課，兩個孩子看書寫作業。談論人生，討論心得，研究功課，粗茶淡飯，都集中在這不足一平方米的小桌天地間。當時正是宣揚「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他們夫婦卻教育孩子，努力學習，好好作人，將來一定要成為一個有知識，對社會有用的人。多少年如一日，一家人就在那九平方米的天地間，生活著，學習著，奮鬥著，在長期艱難困苦中辛勤地追尋著未來。
誰也不會想到，就是這沒有一平方米的小炕桌，竟成了小溫夫婦和兩個孩子，這艱難的一家，艱苦卓絕，齊心奮鬥，一步步戰勝邪惡，走向理想的偉大平台！？
命運有時候也會眷顧好人。1978年趕上了高考。幾年的辛苦換來了收穫。大兒子考上了北京大學。外邊一派蕭索，家人和親戚聚在家裡，不具備物質條件，都不是詩人，此時高興得卻用作詩來慶賀。孩子的老舅在賀詩里有這樣的句子：「悲過思悲悲難已，喜中聞喜喜欲狂。」考取北大的大孩子也激動得填了一首詞《水調歌頭》：「溯今昔榮辱，憶十年興衰，誰知昔日鬼輩，怎敢笑開懷。出沒瞠目譏語，孤身招架風雪，余寒昨尚在，冬寒猶可恨，賊風更為害。乾坤轉，太陽近，春天來。烙印深深，方解國士早成材。不怕千難萬險，只恨口難開。唯有奮鬥路，為國獻博才！」（[注]此處的「口難開」是指孩子十年沒有在外邊說過話，一和人說話就「口吃」。）詞填得雖顯稚嫩，卻也表達了孩子多年抑鬱的心境。哥哥的收穫給弟弟作了榜樣。讀初三的弟弟也感動得趴在炕上寫下七律一首：「聞兄已經入北大，久旱逢雨樂狂然。小弟果然真無志？比兄更上一重山。廿寸小臂想攬月，三尺短腿要游天。請君等視余展翅，京城興會更無前。」歷史真讓這個初三的有志孩子言中了。1981年，第二個孩子又考上了北大。
兄、弟雙雙考取北京大學的事，不但那友誼農場從來沒有過，在北大荒三江平原也是絕無僅有，震撼人心的罕事。有了好事，自然也就來了「黨的關懷」，友誼農場為此召開了慶祝大會。小溫此時已經50歲了，心情自然激動，喃喃自語道：「這倒象神話中『劈山救母』的故事，兩個兒子劈去了壓在我們頭上二十多年的大山。」
時光又過了十年。他應國防科技大學邀請，參加了哈軍工建校三十年校慶；也代表幾百名「下放學員」要求補發本科畢業證書。那時，他和原三系丁仁正到張文峰副校長家，談起當年下放他們，說還回校學習，卻不讓他們回校的問題時，張文峰副校長當時竟說：「那是騙人，那是欺騙！」究竟誰欺騙？應該由誰負責？沒有下文。這就應了研究極權主義的德裔美國學者漢娜•阿倫特的說法：「有罪行」卻「無罪人」的論點。這種問題在我們國家的確是一個開脫害人者，讓受害者無可奈何的普遍現象。
然後他還應國家農墾總局、國防科技大領導的邀請，在他們機關里給「幹部」作《怎樣教育子女成材》的演講。他在中學的科研成果也獲得了黑龍江省的獎勵。
1985年，他參加了民盟。擔任了佳木斯市、雙鴨山市人大代表，友誼縣政協副主席。王蓮濱老師成功地進行了作文分格教學實驗和中學語文單元教學的改革實驗，被評為特級教師。
1990年代初，劉居英院長千里迢迢到新疆看望當年被他下放的學員時說：「這件事乾的缺德呀！」誰缺德？當年不是你乾的嗎？如今你沒缺德誰缺德的？政治痞子就慣於演這種政治戲，他們慣於厚著臉皮把自己的責任一推六二五，永遠裝好人。這也折射出正直的中國人，經常面對的是一群什麼玩藝兒。
1994年退休，夫婦在北京科利華教育軟體公司工作八年，編寫中學電腦家庭教師軟體。
大兒子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後，在清華大學任教。
二兒子1987年在北大讀研時，搞出來零電阻91K的超導材料，獲葉企孫實驗物理一等獎。受到時任總理趙紫陽的接見。後赴美讀博，定居美國工作。
小溫經過幾十年的奮鬥，自然規律終於把他變成了古稀老者，成了老溫。他們搬來北京居住。只可惜王蓮濱老師積勞成疾，2004年癌症奪走了她65歲的生命。現在，老溫在閒暇時，得以操練業餘愛好---書法和篆刻，過著消閒的養老生活。
平靜生活並沒有使老溫忘掉不公的苦難，他仍然和那批哈軍工的同學在追索他們被迫害時造成的經濟、精神方面的損失。
中國人喜歡用牌坊表彰傑出的人物和事件。清朝末年，義和拳敗於八國聯軍，曾經屈辱地要給一個德國軍官修建牌坊。但不久，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來就用那份材料，在北京中山公園新建了一個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的漢白玉石牌坊，上書「公理戰勝」四個大字（後來，歷史文物都要作些改變，「公理戰勝」改為文痞郭沫若寫的「保衛和平」）。有時候看到老溫，我懷著欽佩的心情，頭腦里總好像有一個構圖：老溫一家站在中山公園，老溫戴著他喜歡的那頂巴拿馬卷邊帽，一家人的背後，是那漢白玉牌坊，牌坊上的四個大字，似乎不斷地轉換著------公理戰勝------戰勝邪惡-----公理戰勝----戰勝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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