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解釋《港區國安法》，其實不外向特首面授機宜，指出該法規原來備有「萬能key」（百合匙），只要特首敢於指證，特區政府控告誰觸犯《國安法》，相信都有極高勝算，至於要阻止《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聘請外國大狀來港替他辯護，更是小菜一碟。
既然是面授機宜，北京私下教導李家超特首便可，何須勞師動眾，煞有介事呢？也許特首起初不為意甚至不認同自己握有如此大權，也許讀過有關條文，卻連自己也不敢信以為真，只怕一旦運用條文賦予的權力，便遭到司法覆核，所以首先提請人大，借用其權威一錘定音，才採取行動。但無論如何，人大常委等同法律，換上其他人講同一番說話，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例如今次人大常委釋法的三個重點。一是引用《國安法》第十四條，確定特區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所作的決定屬於最後定案，不得司法覆核；二是特首根據第四十七條，可在法院審理國安案件時，對案件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者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發出證明書。最後才回到李家超特首提請釋法的問題，即聘請海外律師出任國安案件辯護人會否引發國安風險，而答案是可根據上述條文，由特首決定律師能否來港，再以證據文件的形式交給法院，法院不能異議。
不過，上面的三段論未免牽強。首先，第四十七條限於提供證據，但海外律師可否出任被告辯護人，香港經過三次庭審，都在爭議法律問題，而不是證據，如何可視之為證據問題而引用第四十七條？其次，第十四條及第四十七條各有不同的規範對象，前者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後者才是特首，同時兩者涉及的職責亦有不同，委員會負責分析研判形勢、規劃及制訂政策、推進國安制度及執行機制、協調特區國家安全的重大工作等，可謂茲事體大，有關決定不得司法覆核，而特首涉及的是具體工作（確認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及機密），他的決定有法律約束力，但沒說不可覆核。兩者重要性不同，又何以將他們等量齊觀，同樣享有不得司法覆核的特殊待遇呢？
認真說，人大常委釋法遺漏了兩個大問題。一是人權保障與國家安全問題。《港區國安法》第四條規定，「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市民享有兩條國際人權公約的權利。例如選用辯護人答辯以保障公平審訊，同時，有權傳召及盤問不利被告的證人。人權不是不可限制，但需要有合理的目的，而且手段恰當，但根據第四十七條，特首的判斷不用解釋，不得質疑，只能信不要問，並沒有任何途徑讓大家看到判斷是否合理。看來，第四條不提也罷，但即使人權規定失效，是否也該宣布和解釋一下？
另一問題是《國安法》與《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第八十五條規定，特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干涉。但《國安法》第四十七條授權特首發出有法律約束力的證明書，經過今次釋法，更升級為不得司法覆核的特首決定。可以預見，特首斷定有關行為涉及國家安全及秘密的話，法庭除了判罪，還有什麼好做？假若特首不容挑戰的法律權力不限於提供證據，更包括法律問題的判斷，法庭的獨立審判權是否形同虛設？
再者，《基本法》第八條亦訂明香港會保留普通法制度，沿用香港刑事訴訟的原則。因此，例如法庭不但要伸張正義，更要讓大家看見正義得到伸張的原則，必須貫徹到底。但當特首對案件是否涉及國安，可以提供不容推翻的主要證據甚至法律判斷，而且無需給予理由，也不必接受辯方的查核和盤問，仿佛在兩方面都將自己置身於法律之上。究竟審案的是法官還是特首，又如何與《基本法》第八條並行不悖呢？
當然，人大常委會權威至高無上，也不怕西方國家說三道四，何不名正言順，通過釋法，讓《國安法》統領《基本法》，凡事以《國安法》優先。如是者，香港全面進入《國安法》年代，《基本法》終於退下火線，成為繼《中英聯合聲明》之後的又一份歷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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