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研報告拿給周恩來時，他非常高興，給予了高度評價。周恩來的想法是，要利用這次會議的一切機會，為中國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有利於經濟建設。後來國際形勢的發展，證明周恩來的判斷是正確的，合乎國家的最高利益。但這卻不完全合乎毛澤東要"頂住美帝國主義的大肚子"、搞世界革命、要當頭的願望。因此，毛澤東批評外交上在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後，沒有及時突出台灣問題，是一大失誤。後來，台灣問題也確實突出了，給美國來了個"絞索政策"，就是我們即使有可能，也不收回金門、馬祖，為的是把台灣拴在那裡，可以讓我們隨時敲打。
"波匈事件"後外交政策更加向"左"
1955年1月8日，劉曉接替張聞天任駐蘇大使。1月19日，張聞天回國，到外交部任副部長。我也於3月初回到北京，做張聞天的聯絡員，在外交部一干就是5年。
1956年夏，我參加了一些中共"八大"的準備工作。本來，我只是跟張聞天去北戴河，為他起草《論和平共處》的發言稿。但由於近水樓台，"八大"的整個準備工作我也了解一些，不光可以看到發給張聞天的文件，還有機會參加討論。看了頭幾稿的政治報告，我的一個感覺是，內容偏重於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的經驗，顯得有點兒驕傲，似乎是在把各兄弟黨的代表請來辦訓練班，聽我們上課。心想，這種做法對外對內影響是不會好的。我每看一遍，就向張聞天叨咕一次。有時也向李克農等熟悉的領導同志和個別參與起草文件的秀才談這個話題。後來，聽張聞天說，在8月10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講了這個意見。有些人也有同感，所以最後決定推倒重來。回到北京後，張聞天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負責組織修改報告的國際部分。他傳達了同陳伯達、章漢夫、喬冠華去周總理那裡商談的情況，然後就布置喬冠華、浦山和我著手修改。實際上，是完全另起爐灶了。
1956年"波匈事件"後，毛主席趁勢逼赫魯雪夫作檢討，迫使他在10月30日發表了關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政府宣言。對此，毛主席決定要立即表態，發表一個政府聲明，讓張聞天、王稼祥、劉寧一等組織起草。於是，他們到外交部會議室坐鎮，找來喬冠華、熊復、王力、姚溱和我擬稿。喬冠華領著大家到另一房間，先商量內容後分工，由王、姚和我各寫一段。寫好後交給等在那裡的張聞天他們。他們沒有多大改動，隨即列印報送主席和總理，第二天就正式發表了。事後得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時作了重大修改：一是公開提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要嚴格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二是狠批大國沙文主義。這些內容是我們既沒想到、也不敢那麼尖銳地提出來的。所以，大家都感到，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例如，對"波匈事件"的處理，我和大家一樣，對毛主席的決定完全擁護。但有一點卻不怎麼理解，就是為什麼先是堅決反對蘇聯干涉波蘭，而沒過多久又堅決支持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不過，無論如何，"波匈事件"的處理，使中國在蘇聯以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得到極大提高。但同時也有點兒好事變壞事的意味，導致我國內外政策更加向"左"，後來的反右派、大躍進、反修防修、中蘇關係破裂等都與此有很大關係。
埋首業務應付各種"運動"
從我回到外交部，各種運動幾乎就沒斷過，而且環環相扣，一場運動沒完又開始了另一場運動。有時，還出現大運動套小運動，弄得人眼花繚亂。對於這些運動，張聞天一直抱著消極應付的態度，因此也從來沒有要求我積極參加過，更沒有給我布置過什麼任務。這為我創造了很有利的條件，可以做個逍遙派，能不參加就不參加，非參加不可的時候也是隨大流，做做樣子。因為自從參加了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以後，我對各種政治思想運動就沒多大興趣了。
這倒不是事後諸葛亮，實際上，就整個思想來說，我還是圍著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打轉轉。對一些運動，理智上還是擁護的，以為是革命的需要;但感情上，對於總是整人有點兒反感。在這種情緒下，我就埋頭業務，一天到晚忙於看材料和寫東西，對運動想得不多，既不反對，也很少參加。無論是肅反還是反右派，我都做了旁觀者，從來也沒有當過積極分子。
陳毅的粗獷與張聞天的嚴謹
1958年2月，陳毅代替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在外交部召開的務虛會上，陳毅號召大家給部領導提意見，特別強調，周總理委託他要大家對其過去的工作進行批評。十多天後，在陳毅的一再要求下，張聞天有準備地對總理的領導在充分肯定後提了3點意見，即：對具體事務和技術性工作抓得多，對形勢政策研究不夠;黨組會開得少;同部內各級幹部聯繫接觸少。章漢夫和姬鵬飛等人也提了類似的意見。後來，不知什麼原因，陳毅把話題一轉，批起了張聞天。並且從延安整風講起，第一次公開講出了毛澤東對張聞天"狹、高、空、怯、私"的指責。由於從來沒聽說過，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感到很吃驚。接著，大家對張聞天提了一些意見。直到張聞天被迫做出4點檢討後，事情才告結束。
據我個人的觀察，陳毅和張聞天的作風大不相同。張聞天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氣質，他的工作態度非常嚴謹。陳毅則是將軍(元帥)加詩人，作風顯得粗獷豪放。陳毅不拘細節，容易得到幹部和群眾的歡迎，但有時在外交場合就顯得不完全適應了。這裡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在1965年9月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陳毅提到：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