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根本不是什麼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而是一種打心眼裡的固執、自大與懶惰。
昨天（7月3日），在搭計程車去高鐵站的路上，我和計程車司機閒聊了一陣。
司機在得知我是來這裡考JLPT（日本語能力測試）以後，整個人一下子亢奮了起來，和我說起了他對日本的看法：「日本人真壞，以前殺了多少中國人。」
在看到我一臉震驚的表情以後，司機立馬改口了，「可能日本的老百姓有好的，但日本的政治人士肯定都是壞的。」
在我提到我還需要學韓語以後，司機的話題又延伸到了韓國和美國。「韓國人也壞，但是韓國女人和韓國男人長得都挺好看的」、「美國人最壞了，用間諜來搞我們中國的大學」。
最後，在離高鐵站還有幾百米的地方，司機看著前面堵上的路，便直接把我放下了。我雖然比較懵逼，不過還是客氣地下了車，腦袋裡還回想著他那句「用間諜來搞我們中國的大學」。
不出意外的話，這位司機所說的「大學」，應該就是最近被推到了風口浪尖的清華。
清華的事情可能很多朋友都有所耳聞。
事件起初是一張「高校宣講會人頭攢動，清華招生處卻無人問津」的圖片在網絡流傳，緊接著就有謠言傳出：「清華畢業生有80%都出國」、「SpaceX有1000多名清華畢業生」、「大國工匠沒有清華畢業生」，以至於後來有了所謂的「細數清華大學五宗罪」。
還有一些更離譜的言論，說「清華」就是指「清理華夏」，一些自持有文化的人扒出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歷史，為此大做文章。
儘管後來清華大學學生記者團發了一篇《關於清華的這十個謠言，不要信！》進行回應，但很顯然，這篇文章被一些人選擇性忽視了。畢竟「拋開事實不談」這種話適用於任意場合，大家都有言論自由，你澄清你的，我繼續噴我的，兩者根本不衝突。
作為一個曾經的歷史系學生，我挺喜歡從歷史經驗的角度來看現實的問題。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就是讓我們時常去照照鏡子，歷史只要它還影響著我們，就存在於我們之間。
2004年的時候，央視拍過一部紀錄片，叫《幼童》。19年後，在豆瓣上，這部接近四個小時的紀錄片一共有1.4萬人標記看過，評分9.5，最新的一個短評，恰恰也是在2023年7月3日。
▲紀錄片《幼童》豆瓣評分（圖/網絡）
這部紀錄片講述的，是中國最早一批官派留學生的故事。叫他們「幼童」，是因為他們在出國前，平均年齡只有12歲。在1872年至1875年的4年間，清政府一共向美國派出了4批共120位這樣的「幼童」，1881年，隨著他們的回國，這個計劃戛然而止。
我想多年以前，中國最早的這批官派留學生在臨終前，一定會想到1881年9月的那個秋天，上海的碼頭上，沒有迎接他們的鮮花和人群，所見到的，不過是一個「灰色而骯髒」的城市，幾位冷漠並且帶著幾分鄙夷的中國官員，路旁那些稀稀落落來看熱鬧的群眾。
這批幼童的經歷，甚至要比魔幻現實主義更加的魔幻。
1
說起這個「留美幼童」計劃，它最早的發起者，是一位叫容閎的廣東人，這個容閎還有一個身份，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學生。
1847年，21歲的容閎跟著一位叫勃朗的美國牧師到了美國，三年後，他考入當時的耶魯學院（如今的耶魯大學），成了第一位在那裡就讀的中國學生。
1854年，容閎結束了在耶魯的學業，啟程回國。歸國前，他的好友送給了他這樣一段話：
「我等待著聽到你在未來中國歷史上，進行偉大事業的消息。願你回到你的國家時，發現它已成為神聖的共和國，而你將共享參與推翻專制王朝後勝利的喜悅。」
這句話自然也說出了容閎的心聲。回國後，儘管他想過很多辦法，但相繼宣告失敗。
容閎想要的留學，不只有學習西方的科技，而是對西方文化、制度、語言的全面學習，他需要留學生們在歸國以後可以全方位地富強這個國家。
他當然也知道，這是在讓清廷給自己掘墳墓，但接受過耶魯教育的他不忍心看到國家一步步消沉下去，於是，他還是繼續堅持了這條道路。
直到1870年，在丁日昌、曾國藩和李鴻章三位大人物的支持下，容閎自己提出的「前往泰西肄業」的計劃終於得到了當權者的認可，每年可以用公費派出30名留學生，分別學習軍政、船政、布算、製造等西方人擅長的技能。
當然，清廷一定是是需要這些幼童回國以後繼續為清廷所用，而不是成為自己的掘墓人。
一系列的準備後，計劃有了思想上和經濟上的條件，但是人選成為了下一個問題。大戶人家自然不會同意把孩子送到「茹毛飲血、不知禮義廉恥的米利堅」，這在當時看來是一件無比荒謬且無理的規定。
於是，清廷只好退而取其次，找普通人家那些「出身清白、聰穎敏捷、相貌英俊」的孩子。
為了便於管理，李鴻章還要求，這批學生的年紀必須在16歲以下。
終於，在1872年，清政府敲定了第一批30人的名單，其中的大部分，來自沿海地區的廣東和浙江。
30人在輪船招商局門口留下了他們作為「留美幼童」的第一張集體合影，合影中的幼童們眼神還很呆滯，對未來充滿著未知的彷徨。
▲「留美幼童」第一張集體合影（圖/紀錄片《幼童》截圖）
臨出發前，幼童的父母還需要和清廷簽下一份15年的合同，其中的兩條尤為顯眼：
幼童必須嚴格遵守章程，受朝廷差遣，不能自謀職業。
如有天災疾病不測，各安天命。
家長們當然無暇顧及那麼多。只不過在臨別時，一些家長還是落淚了。
多年後，其中一位叫李恩富的幼童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時，寫道：
「和母親分別時，我沒有擁抱她，沒有親吻她，因為那樣做是沒有中國體統的。我只是四次下跪磕頭，她試圖保持很高興的樣子，但我能看見，她的眼裡滿是淚水……」
身材瘦小的李恩富並不起眼，1872年8月11日出發那天，誰也不會想到，他會在未來成為了史上首位在美國用英文出版著作的亞裔作家。
在第一批留美幼童派出三年後，一位叫劉步蟾的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生被派往英國學習槍炮、水雷等技能，臨行前，他留下了一段被寫入電影台詞的自述：
「此去西洋，深知中國自強之計，舍此無所他求。背負國家之未來，取盡洋人之科學。赴七萬里長途，別祖國父母之邦，奮然無悔。」
大概三年前第一批留美幼童出發時，他們心裡也是這麼想的。
和赴美幼童不同，劉步蟾是作為海軍留學生出國的。19年後的甲午海戰，他一戰成名；一年後的威海衛保衛戰，他隨「定遠艦」一同殉國，也終是盡到了他所說的這番話。
不過劉總兵也許不知道，在甲午海戰中，還有11位先他出國的留美幼童也一起參戰了，11人中，陣亡3人，負傷1人；馬關條約談判時，隨李鴻章一同前往日本的，也有一位名叫林聯輝的留美幼童，只不過他的身份只是李鴻章的醫官。
而在甲午海戰前的馬尾海戰中，同樣有6位赴美幼童參戰，其中4人陣亡。
這些歸國後的幼童，原本可以發揮更大的用處，但因為清帝的一紙聖旨，這批學生大多沒有完成學業就匆匆回國，又被匆匆安排到各個部門，做著自己並不擅長的內容。
似乎沒有人關心，他們在國外學到了什麼。或者說，人們是不敢去關心，他們學到了什麼？
2
那就讓我們看看幼童們在美國幹了什麼。
1876年，一位叫李圭的中國海關關員受委派，前往美國費城參加美國建國100周年博覽會。在會場上，李圭巧遇了一群前來參觀的留美幼童。
李圭問幼童：「參加博覽會有何益處？」
孩子們答：「集大地之物，任人觀賞，可以增長見識。那些新機器的好技術，可以仿行，又能增進各國友誼，益處很大。」
又問：「想家嗎？」
答：「想也沒有用，只有專心攻書，總有一天能回家的。」
孩子們質樸的回答讓李圭印象深刻。在《環遊地球新錄》裡，他記下了他對於這群幼童的看法：
「幼童一百十三人……自哈佛來費城觀會。」
「數日前，各處新報早已播傳其事，至是復論及中國辦法甚善。幼童聰敏好學，互相親愛，見人禮數言談彬彬然；有進館方年余者，西語亦精熟。」
「見諸童多在會院遊覽，於千萬人中言動自如，無畏怯態。裝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華式，見圭等甚親近，吐屬有外洋風派。」
作為中國官員的李圭對於孩子們的評價很高，他並不覺得這群孩子是被「西化」了，對他們的未來也充滿了期待。
事實上，這群孩子在美國的表現，遠比李圭預計的要優秀。
據不完全統計，到1880年，有超過50名中國幼童進入美國大學學習。除了進入耶魯大學的22名留學幼童，還有8名進入麻省理工學院，1名進入哈佛大學，3名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此還有外拉法葉學院、伍斯特理工學院、布朗大學等高校。
一位名叫潘銘鐘的南海少年，是這批官派留學生中第一位考入美國大學的學生，他考取倫斯勒理工學院時年僅15歲，一度被稱為「天才少年」。可惜的是，在1879年，他因病去世，當年12月1日的《紐約時報》為此還專門刊載了他的生平以作紀念；
一同和潘銘鍾在西海汶海濱男生學校讀書的，還有一位叫詹天佑的幼童，1878年，他考入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並且選學了鐵路專業。1881年被強行召回國時，他是唯二兩個完成了在美學業的幼童之一，另一位則是同在耶魯大學就讀的歐陽庚。
前者的名字因為京張鐵路而家喻戶曉，而後者則在清末民初長期擔任中國的外交官。
作為容閎的母校，耶魯自然成為了留美兒童選擇最多的美國高校。1880年，那位在日後成為了大作家的李恩富以年級總分第一名、英文寫作第一名、希臘文第三名的成績從高中畢業，並在同年秋天入讀了耶魯大學。
耶魯大學教授威廉·菲爾普斯在傳記中專門有一章，標題就是「中國同學」，回憶這些來自中國的同學帶給他們的印象：
「回憶在哈特福德高中生活中，讓我覺得有些奇怪的是，我發現記憶中最親密的同學是一群中國同學，我想我以後再也沒有在生活中遇到過一群男孩，能夠像他們一樣優秀。」
毫不誇張地說，幼童們的優秀，確實是全方面的。
同樣是在耶魯，正是在鍾文耀做舵手的兩年時間裡，耶魯賽艇隊均戰勝了哈佛賽艇隊，身材矮小的鐘文耀在擔任舵手時，喜歡根據風力判斷行船情況；棒球場上，日後成為大清國外務大臣的梁敦彥是最佳投手，他投的球幾乎沒有被擊中的可能；玩橄欖球時，日後作為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號炮務二副的鄧世聰，總被同學們搶著要，因為他跑動起來像只小獵犬，躲閃的功夫又像只貓。
▲1878年，留美幼童組成的棒球隊合影。（圖/紀錄片《幼童》截圖）
在距離耶魯大學不遠的理海大學，三位中國幼童王鳳喈、黃仲良和陳榮貴在學習之餘，還一起創辦了學校的文學社，
在美利堅，幼童們正在慢慢適應這裡的環境，他們沒有固步自封，也沒有因為融入溫柔鄉而無法自拔。只是，無論何時何地，總有些人覺得，他們太開心了。或者說，他們看不慣留學生這樣的生活。
3
在當時，這個突然出現的人，叫吳子登。
1880年，作為新任留學事務局監督，吳子登來到了美國。在和幼童們第一次接觸後，吳驚奇地發現，這些孩子竟然敢看自己的臉，並且還沒有對他所說的話表示順從之態。
在大清，在封建社會，這就是大忌。於是，吳開始頒發新的制度。他給學校發公告，要求美國的老師不要給中國的學生教不必要的課程，如美國的地理、彈鋼琴等。
他甚至要求留學生們每周都要來留學事務局裡背誦長篇古文，熟記四書五經。如果記不住，幼童們還需要接受相應的懲罰。
一股無形的壓力開始在留學生中間蔓延。不久後，兩位幼童受到寄宿家庭的影響，居然剪掉自己的辮子，皈依了基督教。
吳很快把兩個孩子抓起來，並把他們遣返回國。沒想到，他們兩人居然在回去途中跳車逃亡，還放出狠話，會一直留在美國，並且要與留學事務局脫離關係。
事已至此，吳子登便乾脆一刀切，奏請大清國，結束留美幼童派遣。
儘管後來無論是容閎還是多位美國大學的校長再三請求，「留美幼童」計劃還是終止了。
1881年，在經歷了9年的留美生活後，除去提前回國、滯留、因病去世的孩子，94名幼童分三批被撤回國。
他們回國前，《紐約時報》這樣預測他們的結局：
「這些孩子已經學會了電報技術，而眼下中國政府還不准許在天朝聖國的土地上建設哪怕是一英里的電線。」
「他們已經學會了鐵路建設知識，而大清國剛剛拆除了國內惟一一條鐵路線。」
「他們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著什麼，而他們要把這些危險的學問和念頭，帶回一個不負責任的獨裁政府那裡。」
在途中，又有兩個人選擇用逃跑的方式留在美國，其中一人，便是容閎的侄子容揆。在後來的生活中，他甚至沒有教自己七個孩子中的任意一個說漢語。
回到清朝的幼童們，果真被像囚徒一樣被關在了上海道台衙門後面的求知書院。一度清政府甚至不知道該如何處置他們。好在最後在李鴻章的請求下，這批幼童們被分配到了機器學校、天津水師和魚雷學校，進行進一步的深造。
後面的故事便如開頭所說，馬尾海戰、甲午海戰中，中國相繼慘敗，一批留美幼童，在還沒有完全發揮他們的能力之前，便再也沒有機會做出貢獻了。
1919年，幾位倖存的幼童在上海聚會，新舊交替的時代里，他們成了那群孤獨的邊緣人，被年輕學生視作前清遺老，又被同齡人看成洋鬼洋奴。
▲1936年，留美幼童最後一次聚會。（圖/紀錄片《幼童》劇照）
但至少，他們在19世紀末的表現，證明了清政府之前擔心十分荒謬。相比於土生土長的清朝兵勇，留學生們的表現絲毫不遜色。愛國和念四書五經，從來都是兩碼事。每天讓人背著那些條條框框，反而更加容易讓人反感。
新技術與舊思想，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魚與熊掌。至少當舊思想無法容納新技術的時候，新的思想便已經在躍躍欲試了。
從上帝視角來看，是帝國親手毀掉了這樣一批本有機會給國家帶來希望的人，我們也當然可以站在這個視角上說是大清朝做錯了，但既然曾經是這樣，或許未來未必就不是，否則，我們恐怕也會被開了上帝視角的後人恥笑。
4
回到最初的清華問題上。
很多人把指摘清華的地方放在了留學。他們先入為主地覺得因為「外國是壞的」，所以這群留學生也是壞的。這根本不是什麼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而是一種打心眼裡的固執、自大與懶惰。
我們的先輩如此篳路藍縷，渴求著為國家師夷長技，卻落不得鄉人好評，我想換作是誰都會感到失望的。
人總是講感情的，也是講理性的。二者凡事有一，我想大家都會去考慮，怕就怕，若是二者都沒有了，恐怕也不能怪人家做出什麼選擇。
最後，再說一句吧，清華大學的首任校長唐國安同樣也出身赴美幼童。那些喜歡扒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歷史的人，看來你們挖得還不夠深。要是你們知道唐先生還擔任過游美學生監督處會辦（相當於中國在美的留學生的總管），興許你們會更加興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