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農民工的遭遇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但他們總是處在被動之中。城市需要了，就吸納他們，不需要了，就清退他們。他們在自己的青壯年時期，始終無法連續、穩定地工作，一直在城鄉間來回搖擺。
近20年來，賺錢的機會多了，但他們也老了，競爭不過年輕工人；同時他們還要負擔孩子的教育、房子、婚禮，僅存的一點錢也要掏空了。
錢都給了孩子結果下一代階層跨越不到20%
也不能說老趙一無所有。他在北京打工23年，存了20萬，高於調研中90%的人。但這基於一個特殊原因，與多數受訪者不同，老趙沒有子女。
第一代農民工花錢最多的排序，第一名基本都是子女的婚姻和教育。
在北方農村，孩子結婚的開銷在30到50萬。兒子結婚這一年，一位農民工全年打工收入7萬元，支出卻高達32萬元。他不得不借錢。
事後他們再還全部的債。因為女方通常要求「婚後不還債」。安徽一對夫婦有3個兒子，為前兩個結婚已耗盡存款，也無錢可借了，只好給三媳婦打欠條，許諾蓋房錢。此後夫妻倆一起外出撿破爛，10年沒回家，只源源不斷給小兒子匯錢。
他們的孩子會把錢花在自己身上，孫輩會努力成為城市人，但第一代農民工還在堅持為家庭輸血。2009年的一項調研顯示，在廣東，65%—70%的新生代農民工把收入用於個人消費，但80%—90%的第一代農民工還在把工資匯回家。
為了能穩定供給家庭，第一代農民工會主動放棄個人發展的機會——比如先投些錢，就可能做個小包工頭——因為他們不敢冒險，怕失敗了會傾家蕩產。他們也會放棄為自己儲蓄。要到60歲，完成對子代的任務了，才開始為自己攢錢。
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想讓他們不再重複打工的命運。
但結果，他們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輟學了，讀到大專及以上的不到20%。63.5%的孩子成為了下一代農民工。進入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僅5.1%，自己創業的僅2.9%。
與第一代農民工對應，他們的孩子或許可以被稱為第一代留守兒童。這兩代人都沒有什麼選擇，父母為了生計只能外出務工，孩子也不得不留守農村。訪談中聊到孩子，第一代農民工大都說自己認了命，「孩子不是讀書的料」。
研究顯示，由於缺乏父母的引導和情感支持，留守兒童在學業上處於劣勢。一項基於3500人的調研顯示，比起同齡人，留守兒童長大後更難適應高強度的異化勞動。在深圳「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過著一種「三拋」的生活——拋棄家庭，拋棄社會，最後拋棄自己——他們中很多都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孩子。
像一種循環，他們的孩子在生子後，也進入了父輩的模式。很多人為孩子上學在縣城買房，但自己又只能在大城市打工，於是孩子成為又一代留守兒童。
一位農民工A曾嘗試打破這種循環。他1989年到上海干工地，1991年孩子出生。為避免留守，他讓孩子小學二年級就到上海上學，每年5000元借讀費，「抵普通人家三四個小孩」，交完就攢不下一點錢。但在孩子初二時，他得知外地戶籍不能在上海中高考，只好讓孩子獨自回老家。
最開始，他覺得六七年的上海生活，還是讓孩子和老家的同齡人不一樣，但這種區別沒能維持多久，「他自己在家沒人管，學的好壞我們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後來大專畢業，去常州打工，再後來有了自己的孩子，這個家庭的第三代，又被送回安徽農村留守。
因為那些年交了借讀費，A沒有存款，沒買房，2020年疫情爆發後回到家鄉，臨走時最後一份工還欠他4萬元不給。他也不懂養老保險要「多繳多得」，將來每月只能領200多元。訪談時他56歲，在蕪湖開了一個小門臉收垃圾。他說，自己打工了30多年，但最後好像和那些一直在村裡的人，也沒什麼差別。
不能看病，傷病只能隨打工累積
第一代農民工中最年輕的也有50多歲了，他們面臨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問題。不同於城市老年人日常出入醫院開藥，他們極少看病。
一位蕪湖的大廈保潔員為了看病失去了工作。她只請了一天假，等回去幹活時，公司就不要她了，說有人頂上了。
從此她再不敢請病假。她64歲，腿腳不便，每天要負責把6層樓拖兩遍，還要做其他區域的保潔。她月工資1800元。訪談時她正在拖地，每拖一層，都要停下來喘氣。但她說沒辦法，只要不是當時要命的病，她都會拖到年底回家才去看。
調研中，對於最擔心的問題，61.4%的第一代農民工認為是「身體健康」，但——
僅有35%曾參加過體檢；
63.4%在務工地城市看病0次；
58%的人都「能忍則忍」，僅有11.8%選擇去當地大醫院看病。
在第一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八九十年代，農村還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看病是「裸奔」狀態，多數人不願把辛苦掙來的錢用於醫療。
2010年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本覆蓋全國，但不能異地攜帶。他們打工時生了病，必須先回戶籍所在地的醫院，確認不能診治，辦轉診手續，再回打工地看病才能報銷，但還要自己先墊錢。
他們看病要麼自費，要麼回老家報銷，但要承擔路費、時間成本、失業的風險。
但當問到對新農合的態度，他們中一半以上選擇「滿意」，說這很好了，從前看病都不給報銷。他們只跟過去的自己比，卻不會橫向比，因為他們不知道城市裡醫療報銷比例有多高。
不論病痛還是看病難，他們都選擇忍受。職業傷害給他們造成的腰酸背痛，遠比城市老人更嚴重，但他們不會像城市老人一樣去做按摩、理療、針灸，只忍著，貼虎皮膏藥。
他們認為去醫院沒用，因為沒法遵醫囑。一位50多歲的女工因長期幹活，手腕形成囊腫後不能彎曲，還很疼。醫生建議她回家休息，說這就是幹活累的，不能再幹了。可是她覺得，不讓她幹活她就沒法活。
問題隨時間不斷累積，到晚年，他們看上去普遍比實際年齡老十多歲，身體各部位疼痛，一些人還患有工作環境污染引起的塵肺病、紅斑狼瘡……相比工作超過10年的人，工作不到5年的人自評「健康」的概率高44.7%，即打工越久，身體可能越差。
一位農民工年輕時做的是扛包的工作，一個大包100多斤，扛一個掙10塊錢，他一天要扛十幾個，不時閃到腰，疼得直掉汗。訪談時他54歲，已直不起腰，胳膊也抬不高了，醫院診斷是肌肉勞損。
另一位做了很多年鏟水泥的工作，晝夜都接單，天天被水泥嗆得咳嗽。50歲，他開始不時感覺喘不上氣，但沒去看病也不請假，「自己歇歇就能幹了」，幾年後越喘越厲害，到醫院確診了肺氣腫。
訪談時他57歲，一走路就喘得厲害，走幾步就要歇歇，返鄉在家，什麼都不能幹了。「聽說這個病哪裡也治不好」，他就不治了，只天天吃消炎藥，還是孩子在淘寶上給買的。「實在憋得不行了，我就去醫院吊兩天水。」
仇鳳仙覺得，對於第一代農民工，城市留給他們最深的痕跡可能就是健康問題，「他們帶著一身傷病，回到鄉村，回到那個原點，但那個原點已經不是當時那個原點了」。
個人奮鬥有用嗎？
一些詞語經常被用來形容第一代農民工群體，「小農意識」、窮人思維，似乎他們是被自己的頭腦限制住了，無法過上更好的生活。
他們可能確實缺乏魄力和開拓性，不敢投資、把握不住機會，但這並不是他們生活艱辛的原因，而是結果。他們沒有存款，沒有保險，也沒有家庭的支持，自然不願冒險。仇鳳仙覺得，是社會排斥造成了他們沒有抗風險能力，卻把責任轉嫁給農民自身。
在調研之前，仇鳳仙曾預設這些農民工的命運，和社會因素、個人因素都有關。經過問卷和訪談，她發現，這些人的個人情況都差不多。絕大多數人初中都沒有讀完（83.85%）、沒學過技能（67.4%），家裡貧困到沒錢支持他們在城裡擺攤，也沒有人脈。
他們並非不努力。直到60歲退休年齡之後，他們依然謀求打工的機會。工地進不去，他們就去做日結工，凌晨4點在路邊等招工的麵包車。但是努力好像是無用的。
仇鳳仙最後在報告中，用「社會脆弱性」來描述他們面臨的困境，即他們的處境和未來是一個時代性問題，深受社會政策的排斥性影響，不是個人能決定的。
被遺忘的一代人
人們很難真的理解第一代農民工的處境。仇鳳仙曾在一篇文章中呼籲，要給農村老人多提供好的工作機會。一位專家批評她「沒有人文情懷」，認為應該讓老人休息。仇鳳仙覺得，這其實是不了解農村。不讓他們工作，誰來負擔他們的生活開支呢？
他們沒有意識和能力為自己發聲，爭取權利。他們沒有學歷，不會運用媒體，只會忍受。訪談中他們很少抱怨累，只會說「哪有活不累呢」；身體壞了，他們也覺得正常，「一輩子幹活，怎麼可能還有好身體呢」。問他們將來有什麼打算，他們說「看世道走」，意思是看這個時代會怎麼發展。最後他們默默回到家鄉。
仇鳳仙1979年生，父親、哥哥、妹妹都外出打過工，「我要是出去，我就是第一代農民工。」後來她成了家裡唯一上大學的人。她的妹妹比她小几歲，16歲外出打工，掙錢給她交學費。2003年仇鳳仙大學畢業，去上海一個工地看妹妹和妹夫，工地上沒有夫妻房，他們倆和十來個人一起住一個大工寮，只用木板隔出一個單獨的房間。成為學者後，她本能地想關注第一代農民工。
開始調研後，她發現他們很渴望傾訴。只要問了一個人，馬上會有一堆人圍上來，大家七嘴八舌，她甚至很難單獨跟一個人訪談。他們講自己找不到工作、沒錢回家，要麼再加上家人生病，問題幾乎都一樣。
他們說，這些事沒法跟家人講，沒出來的親人聽不懂；也沒法跟工友講，總換地方打工，其實很難有朋友；他們更不可能跟城裡人講，儘管這些人真正有替他們發聲的渠道——一位農民工長年在工地，那其實是個和城市隔絕的封閉空間，他說一直不清楚城裡人在過什麼樣的生活，最近刷抖音才看見。
他們也確實正在一步步離開我們的視野，從我們雖不熟悉，但尚有概念的工地，漸漸退到我們更不會看到、想到的地方。
他們也許會退到你的小區，拖樓道的地、擦電梯；也可能退到你工作的大廈旁，平整樓前的草地、澆花草。但你每天進進出出也不會留意到他們。
你甚至不會像路過工地時一樣，好歹能聯想起他們共同的身份。他們老去後像是一塊石被碾成碎渣，又被風吹到城市的各個角落，於是你不再能看到石頭。
仇鳳仙曾悲觀地想，「農民工老去後怎麼辦」可能永遠不會進入城市人的頭腦。一個人是農村人，老了就回到農村，似乎是天經地義。只有細究了他們的每一點付出和代價才會想到，他們和城市人一樣在城市工作一生，最後卻一無所有，這並不正常。（作者：洪蔚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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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仇鳳仙.第一代農民工可持續生計研究.2023
包小忠.劉易斯模型與「民工荒」[J].經濟學家,2005,4:55-60.
江立華.論城市農民工的平等競爭權問題[J].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41(4):10-13.
汪建華,黃斌歡.留守經歷與新工人的工作流動——農民工生產體制如何使自身面臨困境[J].社會雜誌,2014,34(5):88-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