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貴資料
最近難友J君徵集當年我輩在交大被劃右的獲罪及判罰資料。由於相隔52載，雖然當局於定案前曾出示一份整理過的材料，讓我確認後簽字，但其時木已成舟，根本無容置辯，只匆匆瀏覽一遍隨即畫押。故自己到底犯了哪些天條全無印象。
事有湊巧，1979年哈爾濱當局為我大哥平反（他於1969年因「特嫌」案在該市監獄中病逝），發還的遺物中有我50、60年代寫給他的信。由此獲得一份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大哥：收到1月16日匯款30元，遂覆此信。因我心緒甚亂，本不欲執筆，且亦不能執筆。
1958年1月15日經過班上同學批駁後，一致認為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蘇崇美之右派分子，我毫無異議。自己一貫堅持反動階級立場，發展復辟及個人主義思想，卒至墮入鴻溝。今日為人民所挽救，只有切實批判既往罪行，從新做人。
從1951年土改以來，迭經各項運動，但在初中階段，我加入了一個落後小集團，專事打擊班幹部、團員，為反黨集團之雛型，亦由是於斯時不能明確認識土改，反積下對黨之仇恨。高中以後，小集團分散了，但我的思想並無改造，自高一起我對尋找女朋友挖空心思，故於社會主義改造勝利之際毫無興奮之感，與此同時，發展著崇拜美國、反對蘇聯之感情，對香港之資本主義世界亦萬分嚮往。幹部政策關係到我，對留蘇學生等選拔制度深為不滿，入大學後亦然如是，去年五、六月右派之全面進攻為我全面響應。我激烈讚賞儲安平黨天下之說，其餘平反委員會、教授治校、取消黨委制等等，總之，無一不熱衷並積極宣揚，對社會主義建設成就亦加以敵視貶低，對各項政策加以攻擊，肅反更是不滿之極。
吹噓美國、香港，竭力壓低蘇聯。在政治學習中乘隙破壞。凡此種種皆出於階級立場，均說明我自己與人民無共同感情，並於反黨反社會主義反蘇崇美各項有言有行，鐵證如山。
過去一直不注意立場問題，亦未自覺到已經在進行反黨活動，只知自己對蘇、美看法不對，對一些政策不滿，於是去年六月放出了許多毒箭，犯下了彌天大罪。今天正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六月之後反右開始，自己不覺察到已經暴露，反倒認為沒什麼，一直心安理得，今日認清問題之嚴重性。如何被處理尚待今後方得知曉。我已盡力切實交代，認真批判。
同學皆與我劃清思想界線。由於過去在班中「群眾關係好」，他們要克服溫情主義。但與我較接近的幾個一直不能很好地鬥爭我，受到別人嚴詞指斥。
如屬可能，仍擬於寒假北上，不知准否離校。我校2月14-28放寒假，29至3月9日考本學期科目。（改成考查，即兩級記分）。
對於來信簡述我見。你之生活習慣需要改變，我之手於上海電療12次毫無起色。身體甚佳，但上半學期參加鍛鍊極少。我之體育運動基礎良好，游泳、田徑、器械操、球類均有一定水平。對老師我尊敬，但十分少接近，多是獨立鑽研。外國語竭力加油，勿念。
我擬於日內訂出思想、學習、工作、體育運動之個人規劃，趕上時代步伐，當前革命高潮到來，全國上下一股革命幹勁，促進事業進步。自己淪為右派，務須急起直追，我之上進心尚能鼓起。望多來信。
祝好
劣弟成覺58.1.28
日內我將寫信給二哥，希你轉告我況於大姐。
此一52年前寫的家信，已全文收入拙作《六十餘年家國——我的右派心路歷程》（科華圖書公司，2006年，269-270頁）。它無疑可視為我的「右派自供狀」。
「十宗罪」
據此，我將自己確實犯的天條羅列如下：
1、狂熱附和與極力宣揚儲安平「黨天下」說；
2、贊同羅隆基「平反委員會」說，並以中學老師黃端樞（楊振寧考入西南聯大時的同班同學）及在北京當醫生的三哥挨整為例，聲稱肅反錯案不少；
3、贊同章伯鈞「政治設計院」說；
4、附和龍雲反蘇言論（抗美援朝軍費要還債給蘇聯），不滿中學教科書上將蒸汽機、飛機、電燈、電話、電報等許多發明都歸之於俄國人，又說赫魯雪夫答外國記者問「狡猾」；
5、贊成教授治校及取消黨委制；
6、不滿「成績是主要的」說法；
7、認為農民生活很苦，統購統銷不好；
8、不滿學生檔案制度及留蘇預備生選拔方法；
9、宣揚香港及英美生活方式，以之為天堂；
10、以赴市內醫院理療為由逃避政治學習。
以上除最末一宗之外，其餘多為57年春整風鳴放時期，我在小組討論中或班會上之發言，也有的是平日的閒談，均屬並無違憲的言論。但卻違背了毛所提區分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
至於理療，乃上海第一醫學院某附屬醫院所囑，每周抽一個下午前往，以便醫治中學時期傷殘的右手。該下午正好是政治學習時間。交大「反右補課」前我向班裡請假並獲批准。可是後來這也成了我的「一宗罪」。
負隅頑抗
回想起來，即使我在大鳴大放中一言不發，也是在劫難逃。關鍵在於我父親在土改中被鎮壓，當局認定「殺父之仇」必然使我懷恨在心，故必須給我念緊箍咒。
不過，在具體部署方面卻頗為嚴謹。交大黨委宣布停課搞運動後，次日本班竟然全體前往鄰班，旁聽其批鬥會。過了一天，才「言歸正傳」，並由班裡一位平日有點吊兒郎當、兼且與我關係不錯的「群眾」（非黨團員）C君率先發言，點了我的名。
這是1958年1月15日上午發生的事。地點在中院二樓某教室。
發難者話音剛落，十幾隻手臂幾乎同時舉起。主持會議的是空降來我班的學生黨員K君（原來班中僅有的一位調干黨員學生因病休學），他胸有成竹地讓幾名團員和「群眾」交叉發言。所謂「班三角」，即學校行政指定的班長、團委下轄的團支書和全班「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班主席，都沒有搶著亮相。
早有不祥預感的我一邊洗耳恭聽，一邊心中撲撲亂跳。聽了一陣，硬著頭皮舉手要求發言。身穿草綠色舊軍裝的C君（他並非部隊轉業，何故穿此服裝？費解）望了我一眼，點頭應允。
我強壓驚恐，針對若干指控逐一反駁，強調自己的言論乃出於幫助當局整風，並無反黨反社會主義意圖。但未說完即遭「群眾」打斷——十幾隻手臂紛紛舉起，人們七嘴八舌地斥責我「狡辯」、「不老實」、「想矇混過關」。
C君指揮若定地做了個手勢，讓大家靜一靜。然後轉向我下令道：
「根據群眾要求，你馬上回寢室去，好好檢查一下自己的態度，然後作出老實交代！」
我明白自己已經陷入沒頂之災，此刻任何滔滔雄辯都毫無作用，也絕無可能。於是依言退出會場，走過空蕩蕩的走廊，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地踏著暗紅色的木樓梯和地板步出中院。
從那一刻起，我被逐出「人民」的行列，成為毛王朝的「賤民」。
非法判罰
此後，在未經公、檢、法任何正式程序，亦被剝奪一切自辯權利的情況下，我先後經歷：
1、本班數次批鬥，所幸者均為文鬥，並美其名曰「擺事實，講道理」；
2、學校徐家匯本部主幹道上大字報專張批判（58年1月下旬）；
3、校報公布列入右派名單（約在2月份）；
4、交大黨委作出「劃為右派，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處分（58年5月？），由於當時我已因病休學回廣州，故未下鄉勞動；
5、1960年9月27日「自願支持」邊疆建設，當天離滬集體前往烏魯木齊，向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報到。後被分配農七師七一機械廠勞動。
靈魂扭曲
在批鬥過程中，我被C君循循善誘地引導挖掘「墮入右派泥潭」的階級根源、歷史根源、思想根源、社會根源。除了痛罵自己的生身父親，詛咒個人主義這個「萬惡之源」，還主動交代中學時期搞「小集團」，「舉報」該「集團」的首要分子；並坦白在西安時，曾與幾個廣東籍同學在學生宿舍收聽「美國之音」有關反右的報導。此外又應其要求「揭發」幾位平日與我來往較多的室友之「錯誤言論」。
也許是「坦白從寬」，偷聽「敵台」沒列入我的罪狀中。而被我「舉報」及「揭發」者在反右和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全都安然無恙。
但我不能原諒自己的怯懦和卑鄙。我實際上可恥地出賣了知己朋友，包括上面那封信中提到的幾位被指「溫情主義」的同學。後者列作反右後期班會上「幫助」的對象，雖然會場上掛了「團結——批評——團結」的橫幅，意味著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氣氛不再那麼肅殺。但恐怕他們本人總會感到壓力吧。無論如何，他們始終對我「講義氣」，我卻把他們拉下水！在此，我誠摯地向一切被我傷害過的朋友致歉！
由此聯想起宋永毅批評57年一些知名文化人互相咬齧，形象盡毀；章詒和揭露馮亦代、黃苗子曾經告密。不管其中部分事實有無出入，我以自身經歷判斷：此皆源自橫暴強權下知識分子靈魂的扭曲。別忘了，他們本身也是受害者。回首往事，是否主要著重從中吸取教訓，把矛頭對準毛及其忠實鷹爪，而對受害者則多幾分寬厚為宜？
摘帽與改正
1961年10月3日獲通知經農七師黨委批准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俗稱「摘帽右派」。理論上不再是專政對象，重返「人民」行列。實際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又過了約18年，1979年5月23日上海交大黨委作出《關於張××同志錯劃為右派的改正結論》（滬交委(79)字480號）。由此變為「改正右派」。據說一度是受人尊敬的一族。
關於前者，有我當年的家信為證；後者更是紅頭文件。我延續20多個春秋的「賤民」身份似乎總算最後得脫。毛曾將「右派」形象地命名為「牛鬼蛇神」，與「地、富、反、壞」並列。我輩終於出離「鬼」籍，開始重新做人了。
歌劇《白毛女》有云：「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那只是當局的宣傳伎倆。實情為：「毛王朝把人變成蟲——害人蟲、應聲蟲或可憐蟲」，就是不把人當人。
香港把「鬼」變成人
筆者真正被當成人，是在1988年10月29日起。當天我重回自己的出生地香港，也就是從此回歸「人間」。自1949年10月14日廣州易幟以來，三十九年的噩夢至此徹底終結，我感謝上帝！
慶幸之餘，還望大陸在生的57難友善自珍攝。有志如北大諸位學長一樣維權索償的朋友，不妨據理力爭，講究策略，爭取同情；有心無力者，亦不必勉強，不妨儘可能開心地活好每一天，多活一天是一天；無意又無力者，就按自己選擇的適當方式盡其天年吧。我由衷祝福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