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打工30年》爆款，老無可依的農民工讓人無比同情。打工一輩子，每個月就拿100多塊錢的「退休金」，退無可退，只能生命不止、勞作不休。這樣的晚景讓人唏噓。
這的確是分配不公，到底問題出在了哪裡？
「分配不公」的不是市場
很多人應該聽說過經濟學「三次分配」理論。市場分配是第一次分配，分配結果是薪資收入為主的可支配收入；政府通過稅收-財政提供再分配，即公共福利體系，社會慈善公益的第三次分配，是針對弱勢群體的民間救助。
近年來，中國輿論場上反市場回潮，「分配不公」是反市場的主要理由。反市場人士開出的藥方是用稅收財政的再分配，用以「糾正」市場的第一次分配。然而，農民工養老問題的分配不公，恰恰是公共福利體系的再分配挖了大坑。
農民工的收入偏低給社會留下了普遍印象，這的確是實情。但是，2005年後，隨著中國出口製造業的發展，「低端勞動力」的薪酬持續上漲。2015年前後，農民工的薪酬水平已經達到了城鎮居民收入的平均線。2018年農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同期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每月3300元，農村居民人均月收入為1218元。
在疫情前，製造業用工難、用工貴受到普遍關注。「小白領」收入比不上農民工不算新聞。有一定技術含量的藍領崗位，薪資收入處於城鎮居民收入的中上水平。儘管農民工整體收入水平可能還是偏低，但是與普通市民的差距已經大幅縮小。與退休金的幾十倍差距相比，要小得多，甚至在農民工進城潮的低收入時代，與市民的收入差距也遠沒有退休金差距那麼誇張。
市場分配是供需關係決定的，而不是按照「市民」「農民」的身份分配的。工資報酬隨行就市，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農民工和普通市民的薪酬鴻溝基本被填平。農民工今天遇到的養老困境，並不是市場分配造成的，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產——城鄉二元製造成的系統性困境。
困在戶籍身份中的農民工
農業戶籍和非農戶籍的公共福利不平等由來已久。今天農民沒有的，計劃經濟時代更沒有。這也不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狀態。在任何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國家裡，農民都只是職業身份，而不是與生俱來的、綁定公共福利分配的「戶籍身份」。
改開後的市場經濟發展，撕開了城鄉隔離的缺口。農民用腳投票，從赤貧的鄉村湧入大城市。勞動力遷徙是市場現象，但戶籍管理不歸市場管，歸政府管，所以人進來了，戶籍進不來。當了工人，戶籍身份卻還是「農民」，才有了「農民工」的特色身份標籤。
人已經進城了，二元戶籍制只剩下綁定公共福利分配的功能。這是一項對地方政府很「有用」的功能，因為涉及到財政資源分配。
面對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政府既無心也無力增加相應的福利財政開支。計劃經濟時代，名義上上生老病死都管的公共福利，並沒有真實的經濟基礎。我國長期把人口視為負擔，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窮經濟必然窮財政，普通市民的福利是紙上談兵的「窮福利」。給教師、國企職工發工資都犯愁的，醫療報銷、退休金拖欠更是普遍現象。城市主政者當然不願意增加城市的戶籍人口，樂得進城農民工「人戶分離」，成了城裡的「黑戶」。
城市是「窮福利」，農村則是「負福利」。農民沒有公共福利，卻要承擔農業稅費。農民繳納的「三提五統」，甚至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在一些農業縣，70％～80％的財政收入均來自農業稅費。很多農業稅費是按照戶籍上的人頭攤派的，留住戶籍，就是留住稅源。農村地方政府當然也不願意放手。
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民工進城潮，就成了人戶分離的大潮。一邊不想要，另一邊也不想給，城鄉二元制的戶籍制度就雙方默契地長期保留下來。
窮財政時代錙銖必較，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政府財政狀況改善而改變。
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後，農村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是上級的轉移支付。很多農業補貼是按照戶籍人口計算，農村戶籍人口從稅源變成了財源，農村地方政府還是不願意戶籍遷出的邏輯沒有變。
轉移支付的錢是從發達地區轉移出來的，推行分稅制的主要目的就是強幹弱枝，增強中央財政的汲取能力。因此，分稅制導致地方財政的事責與財權不匹配，本地民生支出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但是優質稅源歸中央。而且，越是經濟發達地區，越是轉移支付的比重高。民生支出的財政壓力之下，戶籍捆綁的公共福利依然是地方政府財政的負擔。1999年啟動社保改革後，城市戶籍准入的門檻依舊排除了農民工。
今天老無可依、無休可退的農民工養老困境，就是這樣造成的。戶籍制度不是市場產業，城市戶籍准入嚴苛也不是市場邏輯，而是財政資源分配的行政邏輯。
流入農村的財政資金，沒有分配給農民
可能有人會說，既然錢從城裡轉移到了農村，那麼社保就從農村地方財政口出唄。左口袋掏錢和右口袋掏錢不是一回事嗎？道理確實是這個道理，但是事並不是這麼個事。
如果轉移支付直接以福利保障的形式發給農民，那就徹底成了「過手錢」，這對地方財政是沒有多大吸引力的。要錢時打農村福利保障的農民牌，花錢時的邏輯就變成了「農民工進城了，給城市經濟做了貢獻，那就得城裡養」。如果不看錢的流向，聽著還挺像那麼回事。
於是，大量轉移支付的錢花得離奇，用得離譜。
首先是養衙門。再窮的地方都得配二三十套班子。錢從哪裡來的？轉移支付來的。
其次是搞基建。人均年收入兩三千的村民守著村里造價上千萬的「最美鄉村公路」，也不知作何感想。
最後能剩下點，才能搞點百十來塊錢的人頭福利。這就是農村基層政府的戶籍財政。公共資源自上而下分配，分配比例自然是就高不就低，台上一桌大餐，台下就是些麵包屑。
既然下有對策，上面為什麼沒有政策？有，但是滯後。這倒不是上面見事遲，而是行政系統是封閉的「內部人體系」。今天是別人的奶酪，明天就是我的蛋糕，下不去狠手。只要給個說得過去的理由，錢花的出師有名，多荒唐都可以睜一眼閉一眼。
轉移支付用以「振興農村經」，看上去挺像回事。理論上講，等農村經濟振興起來了，養幾個退休農民工的福利水到渠成。因此，此前多輪「鄉村振興」，農民社保福利的優先度是靠後的。打農民牌要錢的，打農業牌、農村牌花錢的。
然而，錢燒了一輪又一輪，每年數萬億的資金流向農村，理論上的農村經濟振興從未出現。城鄉二元制不僅限制了農民的身份，而是限制了農村空間的一切。從土地到規劃，再到種種行政規定，都和城市的市場經濟隔離。除了種地，什麼都幹不了的農村當然是什麼都發展不起來，談何經濟振興？市場經濟是要隨行就市、因地制宜的高度靈活，需要資源高效配置的流動性，與鐵板一塊的農村格格不入。
屏蔽了市場化改革的農村，當然沒有經濟發展空間。農村經濟沒搞起來，農村地區依然不能為戶籍人口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所以過段時間，又來一輪——打農民牌要錢，振興農村經濟畫餅，打農業牌、農村牌花錢。農村就這麼成了資金的黑洞，完善農民的基本福利保障遙遙無期。
農民工的人戶分離，轉化為財政上的人財分離，農民工的社會福利就成了犧牲品。人進城，參與了城市經濟，創造了經濟紅利轉化為財政資源，財政資源通過大規模轉移支付回了家鄉，養活了家鄉各級衙門，美化了家鄉的環境，留給他們的卻是區區幾個小錢的「社會福利」。
誰虧欠了中國的農民工？這個帳是得好好算。
他們打了一輩子工的發達地區大城市虧欠他們嗎？大城市也覺得挺冤，兩大三角洲的財政淨上繳超過了本級財政，八成的轉移支付都是哥幾個出的，還說不盡力？
「人財分離」的財政分配格局之下，農民工社會福利得不到保障，缺的不是錢，而是錢沒花到農民工頭上。經濟發達地區反哺農村的錢，是誰花掉的、怎麼花掉的，需要真相。
結語：今日我憐人，他日誰憐我？
農民工的福利保障缺失，無休可退，城鄉二元制是病根。城鄉二元制的戶籍捆綁公共福利，直接損害了農民工的利益。城鄉二元制人為限制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間接損害了農民工的利益。政府財政的第二次分配不是解決農民工養老問題的辦法，而是造成農民工養老問題的直接原因。
試圖用財政再分配去「糾正」市場分配的「不平等」，只會造成嚴重的不平等。農民工的養老困境是二次分配福利體系失效失能的典型，其他社會普通成員的處境也沒好到哪裡去。
行政分配按照身份等級分配，造成了社保資源分配的巨大等差。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高增長遮百丑，低效浪費不公平的諸多弊端還不明顯。經濟增速放緩，疊加少子化的人口結構惡化，社保入不敷出是無法避免的。更可悲的是，為了實現二次分配，大量本該用於市場機制一次分配的資源流入了公共財政，嚴重影響經濟效率，卻沒有預期的分配效果。中國的社保費率在全球都屬於高水平的，職工個人和企業繳納的「五險一金」占職工總收入的40%。與北歐高福利國家的45%，相差無幾。如此高的代價，換來的不是高福利，而是社保基金連年告急、延遲退休已成定局的「虛福利」，這到底值得嗎？是不是也要問問錢都花到哪裡去了？
今日我憐人，他日誰憐我？同情農民工，是五十步同情百步。不久的將來，每個普通人都要面對無休可退的困境。打破二次分配福利體系的迷信，才是改變分配不公的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