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報》，清朝末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刊印的一份小報。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7月，這份小報忽然名聲大噪，原因是它引發了清王朝最後一樁文字獄。
首先介紹一下這樁文字獄牽涉的兩個人物。
（章太炎）
章太炎，那年33歲，曾經積極參與變法維新運動。變法遭到鎮壓後，他受到清政府的通緝，避難台灣和日本。戊戌六君子慘遭殺戮，使他極為憤怒，至此打消對清政府的幻想，由改良派轉為革命派。1900年他返回國內，撰寫多篇文章，與改良派展開論戰，積極倡導革命。1902年2月再次遭到清政府的通緝，流亡日本，和孫中山結識，更加堅定了推翻清王朝的信念。1902年6月回國，繼續撰寫和翻譯文章，向大眾傳播民主思想。
鄒容，那年18歲，富商之子。他沒有像很多公子哥那樣出入風月場紙醉金迷，而是在很小的時候就顯露出反叛精神，積極接受新思想新文化。17歲自費東渡日本留學。留學期間，因為剪了清政府派駐日本的學生監督的辮子而被逼回國。回國後立即參加抗法拒俄運動，加入拒俄義勇隊，並完成中國近代史上如衝鋒號角一般的《革命軍》一書，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
1903年6月29日，章太炎在《蘇報》上發表文章《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為鄒容的《革命軍》一書作序，文中痛斥康有為等改良派的保皇言論，蔑視光緒皇帝的無知無能，譏諷清廷高官的腐敗愚昧，大力宣揚革命主張。
清政府的神經被刺痛，下令查封《蘇報》並緝捕章太炎、鄒容等人。
眾人聞訊後紛紛躲避，因此租界巡捕查封報館時只抓到一個帳房先生。
唯獨章太炎，當天晚上他也得到了封館抓人的消息，這次他非但沒有逃跑，第二天竟然"自投羅網"，大義凜然地前往報館等待抓捕。巡捕再來抓人時，他主動迎上前去，指著自己的鼻子說："這裡沒有別人，你們要抓的章太炎，就是我！"
事後，有人譏笑章太炎主動就逮實屬愚蠢之舉。他在《獄中答新聞報》上對此回答：我等書生，手無寸鐵，無法和官府抗衡，只有入獄，志在流血，上可以質問皇天后土，下可以無愧四萬萬百姓。
壯哉章太炎！
鄒容聞聽封館抓人的消息後，到一個傳教士的家中躲避。章太炎給這位小弟寫信，"以大義相招"。鄒容十分敬佩章太炎，接到信後，立即慷慨赴獄，誓與章太炎共生死。
按照《大清律》，章、鄒二人犯有"妖言惑眾"罪，要被凌遲處死。清政府電令上海道台、上海領事團和租界當局交涉，要求將章、鄒交由清政府嚴懲。租界當局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清政府又派出慶親王奕劻，直接和北京的英法美公使團交涉，結果也被拒絕。
租界和公使團為什麼拒絕交人呢？事出有因。
幾乎和《蘇報》案同時，北京發生"沈藎案"。沈藎，維新派人士，變法失敗後留學日本，1903年進入北京，因在報上揭露喪權辱國的《中俄密約》內幕而被捕。7月31日，慈禧親自下令將其"立斃杖下"。沈藎被處死的過程十分殘酷，行刑長達五六個小時，行刑者手臂酸軟，打得沈藎血肉模糊、"骨已如粉"，但是還沒有斷氣，最後用繩子將沈藎勒死。
沈藎之死被披露後，國際輿論一片譁然，紛紛譴責清政府的野蠻殘暴。租界和公使團據此推斷，如果把章、鄒交給清政府，他們必定會像沈藎一樣被殘殺，因此堅持《蘇報》案犯在事發地上海租界進行審判。清政府無奈，最後只好應允。
於是，上海租界按照西方法律程序組成了一個由英國駐上海副領事主持的臨時法庭，原告清政府和被告章、鄒等人均聘請律師出庭。
清政府律師指控章、鄒發表煽動顛覆性言論，要求判處二人死刑或終身監禁。
章、鄒二人和他們的律師則依據西方自由民權思想，暢言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對所受指控進行義正辭嚴的駁斥。他們的反駁博得旁聽者一陣陣熱烈的掌聲。
經過多輪辯論之後，在英國副領事的堅持之下，章太炎、鄒容得以輕判，分別被判處3年和2年監禁。
這樁清朝最後的文字獄，不僅使清政府殺一儆百、藉機立威的願望成為笑柄和泡影，甚至適得其反，演變成了傳播自由民主思想的絕好舞台。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民眾還不知道民主和革命為何物，《蘇報》案就像宣傳書和播種機一樣，使民眾的思維和眼界大開，新思想迅速傳播開來。
鄒容的《革命軍》一書由於是秘密刊印，最初只是在革命者之間傳閱，印數很少，而《蘇報》案後，"人人慾索而觀之"，每天來上海尋求此書的人絡繹不絕，國外也紛紛出版譯著，印數很快突破百萬。
專制的清王朝本想用殘暴手段撲滅革命火種，不料反而使火種燎原。
這樁文字獄更大的意義在於，它殺死了很多精英人士心中的改良幻想，使這些人轉而投入革命的行列。
《蘇報》案後，不僅革命書籍《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流傳開來，倡言革命的報刊《國民日日報》、《警鐘日報》等也紛紛創辦。暴政的壓制沒有嚇倒民眾，反而使更多人覺醒。人們前赴後繼，不畏犧牲，為推翻專制王朝積蓄力量。
隨後，光復會、華興會以及同盟會的成立，宣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已經勢不可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