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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寶剛:「信心比黃金重要」,要挽回民企信心,但民營企業家還會受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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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政治局會議後,如果政府特別是最高領導人不願意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民企信心很難靠口號就可以恢復,中國將會錯失「救市窗口期」,未來或要付出更多代價,包括失業、企業破產、銀行體系崩潰,甚至有機會危及社會和政治穩定。

中國前任總理溫家寶說過,「在經濟困難面前,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在經歷了三年內地「國進民退」,特別是習近平提倡的「共同富裕」令民企幾年間飽受蹂躪,民間投資首次倒跌。現在面對經濟困境,中央終於作出妥協向民企低頭,放出利多政策,希望重振民企信心。只是民營企業家均稱,重建信心的核心是政府的信譽,他們今天還會再受騙嗎?

上周的政治局會議雖然未有放出「大招」,但政策取向卻出現重要轉向,令投資者憧憬內地將陸續公布具體刺激經濟措施,市場氣氛驟暖,刺激中港股市急漲,恆指全星期累升841點,夜期更一度沖穿兩萬點關口。

觀乎今次會議,中央終於願意承認現實,坦言「當前經濟運行面臨新的困難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一些企業經營困難」,這與4月時會議的樂觀取態出現一百八十度轉向,反映相隔三個月,中央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基調大變,承認當前經濟困境,尤其是把「內需不足,企業困難」列為兩大挑戰,市場預視政策將會發力針對刺激樓市及重振民企信心。

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時任總理溫家寶曾在紐約發表演說,稱「在經濟困難面前,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在經歷過去三年受疫情困擾及習近平打出「共同富裕」旗號,令到中國經濟今天處於不穩定狀態,甚至跌至改革開放以來最暗淡的時刻,恐怕習近平今天才明白溫家寶這句話的確切意思。

要重振民企信心,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先是聯合高調發布了一份包含30多項指導方針的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首次提出要把民營企業「做大做優做強」。之後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切實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鼓勵企業敢闖、敢投、敢擔風險,積極創造市場」。

顯然這一系列政策文件,在政府打壓民營企業、壓制創新、推崇國有企業三年後公布,差不多相當於一種妥協,即中共承認之前的行動以慘敗告終,政策出現了「誤判」。

民企部門貢獻了中國約60%的經濟產出和80%的城鎮就業,在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失速」之際,中國政府向民營企業伸出了橄欖枝。這也表明過去三年的形勢有所緩和;在過去三年,中國官員通過一系列監管整治和嚴格限制,對包括補教行業和房地產在內的一些行業造成了巨大傷害。

「我們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習近平在今年3月重複了他2018年說過的話,但很多民企企業家私下卻對中共「鼓舞人心」的言語不屑一顧,他們說中共的說話「鬼才相信」。

紐約時報》一篇專訪中提到,不少企業家均稱,信心問題的核心是政府的信譽問題。他們表示,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幾乎失去了所有的信譽。如果政府真想挽回局面的話,至少要為自己的錯誤道歉,就好像中共曾在文化大革命後發布了一份文件,承認了1949至1976年在毛澤東領導下犯的一些錯誤。

另外一些人也指出了中共在「文革」後給受迫害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平反。他們說,政府至少應該釋放任志強和孫大午,這兩名敢言的企業家最近被捕,後都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還有一名企業家說政府也可以退還對其公司的罰款,他認為罰款是懲罰他的公司不聽中共的話,也是為財困的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就好像覺得自己被搶劫一樣。」

現實是經濟學家和投資者們表示,光靠宏大的口號和口頭支持是不夠的。內需低迷,加上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政府仍偏愛國有企業,意味著民營企業主的信心不太可能好轉,至少短期內不會。

今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同比萎縮0.2%,這是自2005年開始收集該官方數據以來首次出現萎縮,但2020年除外,當時中國經濟受到了新冠疫情的衝擊。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國有企業的投資同比增長了8.1%。

中國政府重振商業信心的行動關係重大。如果不能重新激活萎靡不振的民營部門,就有可能使中國2023年實現約5%的經濟增長目標變得更加遙不可及,還可能加劇本已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

多年來,民營企業,尤其是在科技、補教和房地產行業的民營企業,吸納了大量中國高校畢業生。分析人士稱,近年來針對這些行業的監管增強,再加上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已導致年輕專業人才的就業機會大大減少,推動中國青年失業率觸及21.3%的紀錄高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近日提出了一個非常值得思考問題:中國會成為下一個日本嗎?

克魯明表明,現在的中國和1990年的日本有一些明顯的相似之處。中國經濟極不平衡,消費需求過低,僅靠過度膨脹的房地產行業維持經濟運轉,勞動適齡人口也在減少。但與1990年的日本不同,中國經濟的大部分領域仍然遠遠落後於技術尖端,中國可能已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新興經濟體在經歷一段時間高速增長後,一旦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停滯不前。

然而,如果中國正走向經濟放緩,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它能否複製日本的社會凝聚力——在不造成大規模痛苦或社會不穩定的情況下管理較低增長的能力。克魯明相信在一個不穩定的專制政權下,中國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特別是中國的青年失業率已經比日本高得多。

克魯明的結論是,從經濟角度來說,中國不太可能成為下一個日本,情況只會更糟。

因此今次政治局會議後,如果政府特別是最高領導人不願意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民企信心很難靠口號就可以恢復,中國將會錯失「救市窗口期」,未來或要付出更多代價,包括失業、企業破產、銀行體系崩潰,甚至有機會危及社會和政治穩定。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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